于1932年創立的生活書店是三聯書店的前身，它的發展離不開兩位靈魂人物。一位是它的締造人和總設計師——出版家鄒韜奮先生，一位是它的“舵手”和“大管家”——出版家徐伯昕先生。

今年是徐伯昕先生誕辰120周年。3月4日，展覽“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周家嘴路3678號）開展。

“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覽現場

在開幕式上，徐伯昕長孫徐岡、孫女徐茹、外孫女徐虹向館方捐贈了一批珍貴檔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鄒韜奮先生1944年6月2日口述、徐伯昕手書的韜奮遺囑原始版《遺言記要》——這份檔案不僅是鄒韜奮先生生命最后時刻的思想見證，更是1944年10月7日《解放日報》所刊遺囑的原始底本。

此外，徐伯昕家屬還捐贈了徐伯昕為求證鄒韜奮要求入黨事宜致鄧穎超信；1984年徐伯昕最后的手跡；徐伯昕使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員證；徐伯昕生前用電話本；1951年徐伯昕送長女徐前新年禮物《學習日記》；柯靈贈徐伯昕簽名本《香雪海》、《長相思》；1948年生活書店發行的《生活日記》；徐伯昕生前使用的印章；歷年相關照片、遺物等。

這些珍貴物件與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館藏生活周刊社、生活書店相關文獻和文物，常州市檔案館館藏珍檔匯集一起，用近120件展品揭開一家書店的經營之道，再現徐伯昕作為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的一生軌跡，也帶觀眾一同回顧中國書業與中國革命的一段風云歲月。

韜奮遺囑原始版首次展出

“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遺囑亦望能妥送延安。”

這是來自1944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的《鄒韜奮先生遺囑》中的一句話。這份廣為流傳的遺囑共四百余字，在當時知識分子的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跡，并激勵了一代青年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而今，這份遺囑的由來——鄒韜奮先生1944年6月2日口述、徐伯昕手書的原始版《遺言記要》，經由徐伯昕家屬正式捐贈給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

2004年3月，徐伯昕的次子徐敏將從徐伯昕遺物中發現的《遺言記要》，請鄒韜奮之女鄒嘉驪鑒定后，這份由鄒韜奮口述，徐伯昕手書的珍貴遺言方為世人所知。

韜奮遺囑原始版題為“遺言記要”，下注“卅三年六月二日口述”，2頁直行書寫，內容分別包含“關于臨終處理”“關于著作整理”“關于家屬布置”“關于政治及事業意見”“關于其他方面”五個部分。

與人們熟知的《解放日報》上刊載的《鄒韜奮先生遺囑》相比，《遺言記要》長達一千余字。當時鄒韜奮忍受著巨大病痛，對所囑咐的事情思慮周詳，如詳細囑托子女教育安排——“如二寶愿習醫學”“小妹愛好文學”，甚至細致到“倫敦購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經濟史與馬恩全集”的藏書處置。他既交代善后，又期盼著生的希望，很想再“與諸同志繼續奮斗二三十年”。

“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覽現場

內部檔案從史料文庫走出

此次“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覽分“‘徐老板’的生意經”“戰斗與革命的出版”“統一戰線的忠誠戰士”“其與人也忠，其執事也敬”四個部分。

1950年代上海韜奮紀念館初建時，曾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的邵公文代表三聯書店，將生活周刊社、生活書店有關檔案資料移交紀念館，包括書店內部制度章程、會議記錄、合同契約、通訊、證照、公文等，這批資料經歷戰爭烽火和書店總管理處數次遷移，是店史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見證。

以這批資料為基礎，上海韜奮紀念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兩館數十年來征集收藏生活書店相關史料，在“老三聯人”及其家屬，以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形成全國范圍內首屈一指的生活書店史料收藏。

徐伯昕是生活書店的“大管家”，本次展覽為觀眾帶來一次從經營管理視角再度梳理這批館藏的機會，大量內部檔案在展覽中復現書店經營的脈絡肌理，部分文物首次展出，從史料文庫走到觀眾面前。

在展出各時期、各類型珍貴文物同時，展覽綜合使用口述史料、演示動畫、互動裝置等輔助展項，希望為觀眾提供從知識到情感，從歷史文本到數字探索的多元參觀體驗。

本次展覽由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中國民主促進會常州市委員會、常州市檔案館主辦，地點位于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周家嘴路3678號）五樓臨展廳，展期將延續至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