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雖不重復，但往往押韻。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至今已一月有余。在此期間，他所強力推動的帶有濃郁個人強硬風格的美版俄烏停火方案，以及他與俄、烏、歐諸方的戰略博弈，讓人不禁聯想起“七年戰爭”前后所發生的“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 1756）——昔日敵人熱情擁抱，傳統盟友卻反目成仇。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8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晤。 視覺中國 圖

面對2月28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特朗普，以及他的副總統萬斯在白宮的公然“拉扯”，克里姆林宮怕是不自禁地內心竊喜。三百年前，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在殘酷的“七年戰爭”中獨擋俄、奧、法歐陸三強的車輪戰，而就在他彈盡糧絕、即將自殺殉國時，未婚且無嗣的俄國女沙皇伊麗莎白一世突然駕崩，其侄彼得三世繼位。這位出生于荷爾斯泰因公國、能說流利德語卻幾乎不會說俄語、自幼因熟稔腓特烈大帝赫赫戰功而對其狂熱崇拜的年輕人，甫一登上皇位，便立刻從對俄國極其有利的七年戰爭中退出，并與腓特烈訂立攻守同盟。他不僅嚴禁俄軍繼續進攻普魯士，甚至還命令此前剛剛攻克柏林的切爾尼謝夫將軍率領麾下2萬俄軍援助其偶像腓特烈——史稱“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跡”（The Miracle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

如今，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可說是迎來了他自己的“勃蘭登堡奇跡”。他挺住了三年，等到了特朗普重返白宮。

進一步追問：普京的“勃蘭登堡奇跡”究竟只是偶然，還是背后有其深刻的歷史動因？特朗普如此“偏好普京”難道僅系個人好惡？這背后是否又存在某種特朗普版“外交革命”的圖謀？如果有，其最終達成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本文試做淺析。

美烏矛盾的公開化及其根源

特朗普與澤連斯基的爭吵不僅是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沖突，更是美烏關系深層次矛盾的集中爆發。這場爭吵的根源在于雙方在戰略利益、外交政策核心訴求上的根本分歧，同時也反映了美國與歐洲盟友之間的裂痕，以及烏克蘭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艱難處境。

如果說萬斯的“表演式投靠”“拉踩式表忠”是此次美烏矛盾公開化的導火索，那么礦產協議就是美烏矛盾的直接原因。特朗普政府將烏克蘭的稀土資源視為美國人工智能和軍事科技發展的關鍵，試圖通過礦產協議獲取經濟利益。然而，澤連斯基認為，美國在協議中過于強調資源開采，卻未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這令烏克蘭感到被“工具化”。特朗普稱協議“非常公平”，但澤連斯基本人和烏克蘭輿論則普遍認為，協議實質上就是美國對烏克蘭資源的“掠奪”，尤其是在安全保障問題上，美國甚至連一句模糊、敷衍的承諾都不愿意給出。由此，特朗普“美國優先”、美國經濟利益至上、交易萬能的外交偏好，與澤連斯基迫切的安全需求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礦產協議背后，安全保障問題是美烏矛盾的深層癥結。澤連斯基堅持認為，任何停火協議都必須以美國提供軍事援助和戰后保護為前提，這是烏克蘭在戰爭中的核心訴求。然而，特朗普明確表示，烏克蘭若再次遭到攻擊，“無法指望美國保護”，并將責任推給歐洲。這種態度不僅動搖了烏克蘭對美國的信任，也讓歐洲盟友感到不安。特朗普的立場反映了其外交政策的實用主義傾向：他更關注如何通過談判結束沖突，而非長期支持烏克蘭的安全與主權。這種短視的做法不僅削弱了美國的戰略信譽，也讓烏克蘭陷入了更深的恐懼與憤怒之中。

停火條件的分歧進一步加劇了美烏關系的脆弱性。特朗普認為停火協議即將達成，并強調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良好討論”，但澤連斯基堅持“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才是前提。這種分歧不僅體現在談判內容上，更反映了雙方對俄烏沖突的不同認知。對特朗普而言，烏克蘭危機是一場可以通過利益交換解決的沖突；但對澤連斯基和烏克蘭人民來說，這是一場關乎國家生存與尊嚴的戰爭。這種認知差異使得雙方難以找到共同點，也注定了談判的破裂。

美烏矛盾的根源不僅在于兩國之間的利益沖突，更在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轉向。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正在重塑全球秩序，其核心邏輯是以經濟利益為導向，而非傳統的盟友關系或價值觀外交。這種轉向不僅讓烏克蘭感到被拋棄，也讓歐洲盟友對美國的領導力產生了質疑。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出“自由世界需要新領導人”的呼吁，正是這種失望情緒的集中體現。

特朗普歐陸政策初顯山水

如果我們拉長觀察的鏡頭，將其從2月28日白宮橢圓辦公室中的戲劇性一幕，轉向特朗普再度執政近兩個月以來有關對俄、對烏、對歐政策的四次具有節點性意義的會議和表決，那么不僅特朗普政府的俄烏停戰方案，甚至包括其對俄、對烏乃至歐陸政策的輪廓都將呼之欲出。

節點一：萬斯“訓”歐：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火藥桶”

2025年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公開指責歐洲，同時特朗普政府拋出美版俄烏和平方案。這一方案要求烏克蘭在4月20日前停火，承認俄羅斯對現有占領區的主權，并永久放棄加入北約。這一提議引發了歐洲的強烈不滿，尤其是東歐國家擔憂“慕尼黑式綏靖”重演。

節點二：利雅得會談：美俄關系開始“破冰”

2月18日，美俄代表團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舉行會談，這是烏克蘭危機爆發三年來雙方最高級別外交官的首次面對面接觸。會談達成了三項共識：恢復大使館人員編制、建立支持烏克蘭和談的高級別團隊、探索雙邊經濟合作。盡管會談被描述為“第一步”，但其象征意義不容忽視。

節點三：聯合國安理會的美版“和平決議”

2月24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美國提出的結束俄烏沖突的決議草案。盡管決議獲得通過，但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棄權票表明，西方內部對特朗普方案的分歧依然存在。

節點四：白宮爭吵：美烏、美歐矛盾的公開化

2月28日，特朗普與澤連斯基在白宮爆發激烈爭吵，原定的聯合記者會和礦產協議簽署被取消。這一事件暴露了美烏關系的脆弱性，也揭示了特朗普對烏克蘭的實用主義態度。

特朗普的新歐陸政策——其核心特征可概括為“實用主義優先、單邊主義主導、戰略收縮明顯”。通過對上述四次關鍵節點的分析，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政策輪廓的形成及其演進脈絡。

特朗普政府的對俄政策呈現出明顯的“破冰”傾向。利雅得會談標志著美俄關系的階段性緩和，雙方在恢復外交接觸、探索經濟合作等方面達成共識。這一舉措不僅體現了特朗普對俄務實外交的延續，也反映了其試圖通過緩和美俄關系來減輕美國在全球戰略中的負擔。然而，這種“破冰”并未得到歐洲盟友的廣泛支持，尤其是東歐國家對此深感不安。

特朗普政府的對烏政策凸顯了實用主義色彩。無論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版和平方案”，還是白宮爭吵中特朗普對烏克蘭安全保障的拒絕，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只是將烏克蘭視為地緣政治博弈中的一枚棋子，而非平等的戰略伙伴。

特朗普政府的對歐政策也暴露其單邊主義傾向。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訓歐”言論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中歐洲國家的棄權票，均表明美歐在俄烏問題上的分歧日益公開化。特朗普政府試圖將安全保障責任推給歐洲，同時在經濟和戰略利益上追求單邊收益，這種“美國優先”的做法正在侵蝕跨大西洋聯盟的凝聚力。

普京的“勃蘭登堡奇跡”

特朗普的再度歸來對普京而言，確實堪稱一場“勃蘭登堡奇跡”。這一比喻不僅形象地揭示了特朗普親俄政策對俄羅斯的戰略意義，也深刻反映了當前國際政治格局的復雜性和戲劇性。特朗普的親俄傾向為普京提供了扭轉局勢的戰略機遇——這一點不僅體現在美俄關系的緩和上，更在于其對歐洲安全格局和全球權力平衡的深遠影響。

（一）特朗普的親俄傾向：歷史淵源與現實表現

特朗普的親俄傾向并非一時興起，而是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邏輯。自2016年競選以來，特朗普多次公開表達對普京的“敬意”，稱其為“強有力的領導人”，并對北約的效用提出質疑。這種態度與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主流政治精英的對俄強硬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特朗普認為，美國與俄羅斯的合作不僅有助于緩解全球緊張局勢，還能為美國帶來實際的經濟和安全利益。他的“美國優先”理念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傾向，即通過與俄羅斯的務實合作，減少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負擔。

特朗普的親俄政策在其實踐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例如，他在第一任期內多次試圖與普京舉行峰會，推動美俄關系的“重啟”。盡管這些努力因國內政治壓力（如“通俄門”調查）和國際局勢變化而未能完全實現，但其政策方向始終未變。如今，特朗普再度執政，其俄烏停火方案進一步凸顯了這一傾向。該方案要求烏克蘭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的主權，實質上就是對戰場既定現實的合法化，也為普京提供了鞏固軍事勝利的機會。

（二）普京的戰略機遇：從孤立到突破

對普京而言，特朗普的親俄傾向無疑是一次難得的戰略機遇。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俄羅斯一直處于西方的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之中。盡管俄羅斯通過軍事手段在烏克蘭東部和克里米亞取得了實質性控制，但其國際地位和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制約。特朗普的當選和其親俄政策為俄羅斯打破這一孤立局面提供了可能。

首先，特朗普的停火方案為俄羅斯提供了將軍事勝利合法化的機會。通過要求烏克蘭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的主權，特朗普實質上承認了俄羅斯占領這些地區的既成事實。這不僅鞏固了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利益，也為普京在國內贏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持。

其次，特朗普對北約的懷疑態度和對歐洲安全事務的冷淡，削弱了西方對俄羅斯的集體壓力。這種在大西洋主義者看來是“自廢武功”“自毀長城”的行為，無疑為俄羅斯在歐洲安全格局中重新定位提供了空間。

此外，特朗普的親俄政策還為俄羅斯提供了突破西方制裁的機會。盡管特朗普政府目前尚未明確取消對俄制裁，但其政策方向表明，美國可能在未來逐步放松對俄經濟限制。這種可能性不僅有助于俄羅斯經濟的復蘇，也為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的經濟合作創造了條件。譬如，近日有報道稱，普京的盟友馬蒂亞斯·沃寧（Matthias Warnig）正在策劃在美國投資者的支持下重啟通往歐洲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盡管美俄領導人尚未就此傳聞進行證實或辟謠，但這一消息能夠在歐洲媒體瘋狂傳播，本身就足以從側面印證歐洲人的擔憂和焦慮。

（三）對歐洲安全格局的深遠影響

特朗普的親俄政策不僅對美俄關系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對歐洲安全格局帶來深遠挑戰。

與拜登拱火俄烏、進一步推動“北約東擴”相比，特朗普對北約持高度懷疑態度，對歐洲安全事務也反應冷淡。這削弱了跨大西洋聯盟的凝聚力。歐洲國家，尤其是東歐國家，對特朗普的政策深感不安，擔心其可能導致“慕尼黑式綏靖”的重演。

與此同時，特朗普的停火方案及其對烏克蘭問題的實用主義態度，也進一步削弱了烏克蘭對西方的信任。烏克蘭國內對特朗普政策的憤怒和恐懼，反映了其對美國安全保障承諾的失望。這種情緒既可能迫使烏克蘭向俄羅斯妥協，也可能促使歐洲國家更加積極地介入烏克蘭問題，以填補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

對俄羅斯而言，特朗普的政策不僅為其提供了打破西方孤立、鞏固地緣政治利益的機會，也為其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重塑創造了條件。然而，這種機遇的可持續性仍存在較高不確定性。一方面，特朗普的政策受到國內政治和國際局勢的制約，其親俄傾向可能因國內壓力或國際形勢變化而調整。另一方面，歐洲國家對特朗普政策的激烈反應（如強化其內部團結和“戰略自主”）及其對俄羅斯恐懼、嫉視的提升，也可能限制俄羅斯在歐洲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張。

“逆向尼克松主義”？特朗普的“外交革命”及其局限

進一步追問：特朗普為何如此急于與普京媾和？為什么明明看似“優勢在我”的美國，竟如三百年前的沙俄一樣與敵人相視一笑，然后調轉矛頭指向昔日盟友？或許，在諸如“克拉斯諾夫”（即傳聞特朗普早在冷戰時期就被蘇聯克格勃招募為線人，代號為“克拉斯諾夫”）等難以被證實或證偽的陰謀論之外，戰略因素是現階段人們理解特朗普對俄、對歐行為的真實動機的較為靠譜的思維路徑。

（一）“逆向尼克松主義”：特朗普“聯俄抗中”的戰略邏輯？

特朗普上任一月以來的種種涉俄外交政策，讓美國朝野有關“逆向尼克松主義”（Pulling a Nixon in Reverse）的討論甚囂塵上。該術語是對“尼克松主義”（Nixon Doctrine）的直接顛倒和改寫。尼克松在1972年通過訪問中國，增強了美國在冷戰中的戰略地位。今天，有部分分析人士認為，特朗普政府正在試圖反向執行這一策略，即通過與俄羅斯達成協議來削弱中俄關系，從而“孤立”中國。

試圖通過拉攏俄羅斯來制衡中國的策略，與1756年奧地利與法國結盟對抗普魯士的外交革命如出一轍。然而，歷史表明，這種基于短期利益的聯盟往往難以持久。

（二）中俄關系的強健韌性

如果特朗普當真企圖復制1972年的美中外交轉折，那么這只能說明他的歷史知識尚存重大疏漏，其幕僚在歷史比較、類比方面也缺乏必要的訓練。更重要的是，特朗普選擇性忽略了當代中俄關系的深度和現實。

有效實施“逆向尼克松主義”的前提是，俄羅斯有足夠強的動機和動力背棄中國。然而事實上，當前中俄關系比冷戰時期更加緊密。因此，“逆向尼克松主義”并不是冷戰外交的再現，而是一種誤判，可能適得其反。

中俄關系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和戰略價值。2025年2月24日，習近平主席與普京通電話，再次強調中俄關系不受第三方影響。這表明，特朗普的“聯俄抗中”戰略難以撼動中俄全天候戰略協作關系。

不僅如此，中俄關系的深化還為全球戰略格局注入了新的穩定性。習近平主席在與普京的通話中強調，中俄關系將為國際關系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這表明，中俄協作不僅是對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回應，更是對全球多極化的推動。

（三）未來走向：歐洲的覺醒、自主與中歐關系再出發

特朗普如果真實施“逆向尼克松”戰略，不僅難以實質上撼動中俄關系，甚至還將面臨把歐洲“推向中國”的可能。

28日白宮的“外交災難”之后，特朗普版停火方案不僅未能贏得歐洲的支持，反而加劇了跨大西洋關系的裂痕。歐洲國家開始意識到，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已不再可靠，戰略自主成為必然選擇。歐洲主要國家，甚至包括美國鐵桿盟友英國在內都沒有拋棄澤連斯基，而是謀求在“特朗普沖擊”的新背景下，通過加強歐洲的團結來維護共同安全。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基于短期利益的戰略調整都難以持久。真正的和平與穩定，需要尊重各方合理關切，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在這個意義上，中俄協作、歐洲戰略自主、中歐接近，甚至未來在中國調停推動下的俄歐緩和，或許才是未來國際秩序的真正基石。

（王鵬，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 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