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京期間，遇到光緒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逝世之事。有一種說法認為，正是由于左宗棠在慈安太后逝世一事上表現不當，引起慈禧的猜忌，才被外放兩江、變相趕出軍機處。

蘭州市博物館里的左宗棠雕塑

是否真的如此呢？

左宗棠正月底到京時，接見他的是慈安太后。當時，慈禧太后正在病中。在給山西巡撫馮展云的信中，左宗棠曾說，“安圣諭及二十年憂勞，聲淚具下；禧圣則因憂成疾，至今尚未臨朝”。而據慈安太后對左宗棠所說，慈禧此番生病，主要是憂心伊犁局勢以及中俄可能開戰所致，“禧圣之病實緣俄事而起，勉以國事全賴王大臣襄贊”。而根據署兵部侍郎王文韶日記，慈禧此番生病時間長達一年半，直到六月二十五日（7月20日）才痊愈，“禧圣喜報大安，醫者薛福辰、汪守正等分別加恩有差，自上年二月至今，歷時將一年有半，中外臣民，同深禱祝，自此慈躬康豫，錫福無疆，天下人心為之大慰矣”。

慈安去世的情形，左宗棠在給楊昌濬的信中有過記述，“忽于初十夜子刻得宮報，慈安皇太后于是夜戌正病危，比戴星奔往，則已升遐矣，計輟朝甫一日耳”。戌時為19時至21時，戌正為20時，由此可知，慈安病危之時是晚上8點；讓左宗棠等進宮的“子刻”則是23時至凌晨1時。當時負責為光緒帝教課的翁同龢在三月初十日的日記中記載：“子初忽聞呼門，蘇拉李明枯、王定祥送信，云聞東圣上賓，急起檢點衣服，查閱舊案，倉促中悲與驚并。”王文韶三月十一日的日記，也記載了慈安去世一事，“子初得報，東圣病危，即起進內，寅初乾清門始開，較往日遲二刻，奏事太監出，驚悉仙馭已于昨日戌刻升遐，倉悴生變，哀號何極”。左宗棠、翁同龢、王文韶三人，所說的子刻、子初大體相差無幾。至于去世的時間，左宗棠所說的“戌正”、王文韶所說的“戌刻”，和清宮檔案所記述基本吻合，“壬申（初十日），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疾大漸。上詣鐘粹宮，侍奉湯藥。戌刻慈馭升遐”。

翁同龢在日記中還記下了慈安脈案、藥方和病情進展狀況，可以從中了解慈安發病過程：“晨方天麻膽星；（脈）按云類風癇甚重。午刻一（脈）按無藥，云神識不清、牙緊。未刻兩方雖可灌，究不妥云云，則已有遺尿情形，痰壅氣閉如舊。酉刻一方云六脈將脫，藥不能下。戌刻仙逝。”這也證實慈安當晚8點左右逝世。

以現代醫學分析，慈安應是死于心腦血管疾病，屬于正常死亡，而非傳言所說的慈禧下毒。因為，根據翁同龢日記，此前慈安的病曾發作過多次。《翁同龢日記》就記載過兩次：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1863年3月27日），當時慈安26歲，病了24天，“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違豫，有類肝厥，不能言語，至是始大安”；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70年1月5日），時慈安33歲，“昨日慈安太后舊疾作，厥逆半時許。傳醫進枳實、萊服子”。“有類肝厥，不能言語”“厥逆”等。由此可知，慈安的病癥為中風、腦供血不足。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獨理朝政，承擔著巨大的壓力，身心疲憊在所難免。慈安在發病的前一天，根據《述庵秘錄》記載，“兩頰微赤”。雖然自我感覺無大礙，但從這一面色判斷，慈安此時“肝陽上亢”，可能已經血壓很高，直接誘發腦中風甚至腦出血。

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得知慈安太后去世后，左宗棠曾對慈安暴病而死提出質疑，因此得罪了慈禧，很快被趕出中樞、外放兩江。“自孝欽（慈禧）后寢疾，數日間，皆孝貞（慈安）一人召見。于時左宗棠方長軍機，次晨入內，與同列語孝貞病狀，左頓足大聲曰：‘吾昨早對時，上邊語言清朗周密，何嘗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爺恭王在座，亟以他語亂之。未數日，出督兩江之命下矣。蓋內侍在旁诇察，已以左語入奏也”。

左宗棠是否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呢？據《王文韶日記》，初九日慈安身體就有不適，雖堅持上朝，但已減少了接見外臣的批次，“初九日（4月7日）晴大風。入對不及刻，東圣欠安，撤覆帶記名之謙貴、福謙兩起，見面時請撤也，辰初二刻散直”。而根據翁同龢和王文韶的日記記載，初十日，慈安太后因病沒有上朝——翁同龢說，“慈安太后感寒停飲，偶爾違和，未見軍機，戈什愛班等皆請安，余等稍遲入，未及也”。王文韶也說，“初十日（4月8日）晴。東圣欠安未愈，（外感觸動痰飲舊疾，）未叫起辦事遞奏片，韶入直后第一次也”。這是王文韶入值軍機3年多來，慈安第一次不上朝，“回憶自入直至今三年有余，只昨日未能見面耳”。可知慈安病勢非輕。

三月初九日、初十日兩天左宗棠都入值，那他應該知道慈安生病之事，早有心理準備，不至于說出“何嘗似有病者”這樣的話語。并且，慈安三月十一日病逝，初十日并未召見軍機大臣，因此，《清稗類鈔》所記“左宗棠說昨日早晨曾見慈安”并不屬實。

王文韶日記手稿

其次，《清稗類鈔》在同一詞條中所記諸事多有謬誤：比如“自孝欽后寢疾，數日間，皆孝貞一人召見”——其實慈禧自上年二月生病以來，基本不召見軍機而是處于養病狀態，因此由慈安和光緒帝召見軍機，已是很長時間而不是數日。再比如“恭王在座，亟以他語亂之。未數日，出督兩江之命下矣”——其實，當時恭親王并未在場，而是正在昌平為其福晉辦理喪事，得知慈安駕崩后直到三月十一日下午才趕回。這點，王文韶記載頗詳，“是日恭邸適在昌平州辦葬，申正趕回，已大殮矣”。“申正”為下午3時到5時。再比如“未數日，出督兩江之命下矣”——左宗棠被任命為兩江總督，是在九月初六日，距慈安太后去世已經過去將近半年時間。

關于慈安逝世細節這類宮闈秘事，左宗棠只在與好友楊昌濬的通信中略為提及，這也顯示出他的謹慎。信中，他對慈禧十分關心，并未流露出任何懷疑之意，“宮府臣僚悲慟罔極，殯殮時及梓宮升壽寧殿，哭臨雨泣不期而然……幸禧圣漸就康復，王大臣同請臨朝節哀視事，已允照辦。然非俟大安，不能如常接見。弟隨同瞻覲，竊見圣容憔悴迥異從前，時深惴惴”。

慈禧的病，直到這年五月才慢慢好轉。在給友朋的信中，左宗棠也不時通報慈禧的身體狀況，“禧圣漸就康復”，“禧圣五月內可報大安”。

從慈禧方面，對左宗棠并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猜疑和忌恨。

王文韶在日記中記載，六月二十日（7月15日）這天，慈禧召見軍機大臣，宣布病愈，將于二十五日（20日）正常視事。當天，由于左宗棠跪的時間過長，體力不支，慈禧還特意恩準左宗棠提前退朝，并專門讓王文韶和兵部尚書景廉把左宗棠扶起來，細心地囑咐他們看著左宗棠下臺階，“是日天氣甚熱，跪至一刻余，季相憊不能支，恩諭先退，余與秋坪兩人扶之始起，仍奉諭視其下殿階，圣心始安”。

從七月到八月，左宗棠先后三次請病假、兩度請求開缺。如果慈禧對左宗棠有所不滿，完全可以順水推舟開去左宗棠各項差使。但慈禧非但沒有，反而將有“天下第一肥缺”之稱的兩江總督之職交與左宗棠。十月初六日（11月27日）銷病假時，慈禧曾召見左宗棠，“天顏甚怡”。在給楊昌濬的信中，左宗棠詳細地描述了這次召見的情形：談及為何授予左宗棠兩江總督之職，慈禧說：“若論公事繁難，兩江豈不數倍于此？以爾向來辦事認真，威望素著，不得不任此重寄。爾可擇用妥人，分任其勞。”這次召見，歷時將近兩刻鐘，相當于現在的半個小時。擔心左宗棠勞累，慈禧還很體貼地讓他先下去休息，囑咐左宗棠如果還有其他的事情，想好之后由王大臣代奏，“爾如難支，亦可稍歇，與王大臣從容商議，再由其代奏”。慈禧的關懷，讓左宗棠十分感動。在給楊昌濬的信中，他就感慨，“所以體恤者無弗至也”。

因此，左宗棠冒失說出慈安暴亡而被慈禧猜忌、報復的說法，并不符合史實。慈禧將左宗棠外放兩江，主要是考慮他性格耿介、不太適合在中樞工作。與此同時，兩江作為國家財賦重要來源地，有左宗棠這樣的重臣坐鎮，慈禧也感到放心。

本文摘自《孤勇：左宗棠新傳》，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標題為后加。

《孤勇：左宗棠新傳》，劉江華/著，岳麓書社，2025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