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杭州六小龍”的橫空出世讓“為何是杭州”“杭州做對了什么”“向杭州學什么”成為近期熱點話題。各方的討論中，幾乎都將“關鍵性變量”聚焦于政府行為的推動，最典型的是杭州在打造營商環境過程中“有求必應，無事不擾”的服務理念。

“必應”與“不擾”的背后，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3月1日，《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經濟工作必須統籌好幾對重要關系》，其中首對就是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文章指出，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解決好缺位、越位問題。政府行為越規范，市場作用就越有效。

作為區域經濟研究專家，胡宏偉長期關注溫州模式、義烏經驗等浙江的改革樣本，他調研發現，“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場”義烏的發展經驗，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完美結合的典范。在其最新出版的《義烏經驗：中國政府與市場發展》一書中胡宏偉認為，圍繞政府行為與市場活力的辯證關系，義烏在40多年創業史中探索出了四條成功經驗：一，六代市場十多任書記，堅持正確的思路和方向只有完善從不動搖；二，把握“有為”與“無為”的邊界，抓大放小，懂得進退；三，尊重市場卻不放任，善于用政府行為之“長”補市場自發之“短”；四，市場經濟不是讓政府退出市場，而是學會用市場化思維與手段去踐行政府行為。

胡宏偉認為，以“六小龍”為代表的“杭州現象”與“義烏經驗”在底層邏輯和價值取向上一脈相承，即地方政府都做了正確的事，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正確的政府行為。二者的經驗告訴我們，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行為都是“好的”政府行為。“好的”政府行為，必須是在法制化基石之上依循市場規律、信守市場準則、尊重市場主體，比熱情的態度和服務的高效更靠得住的，是深入人心的市場經濟理念和機制。

“創新是不能被計劃的，所以與其說杭州地方政府培育了‘六小龍’，不如說是杭州培育了‘有利于創新的環境’。更準確地說，就是‘好的’政府行為培育了‘好的’有利于創新的環境。”他說。

澎湃新聞特刊發胡宏偉關于“義烏經驗”的最新文章，或有助于讀者理解“六小龍”背后的“杭州秘密”。

義烏小商品城福田市場全景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買全球，賣全球；

匯集210萬種商品，聯動全國210萬家中小微企業；

年出口總值突破5000億元，商品遠銷233個國家和地區；

每年紛至沓來的各國外商逾50萬人次；

擁有市場主體110萬，關聯拉動全國3200萬人就業；

……

這就是義烏。義烏最著名的標簽有兩個：市場；最大的市場。

義烏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是義烏？自1982年降生，與40余年義烏市場成長史相伴隨，這樣的追問從未停歇。

從現有資料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Mazur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關注到中國專業市場的西方學者。1987年5月，這位能講一口流利中國話、還起了個中文名字的“馬紫梅”博士站立在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她驚嘆“不亞于看到了一處從未發現過的異域文明”。馬博士一口氣問了一連串的“why”——為什么美國在工業文明初期，沒有出現過像義烏小商品市場這樣的超大型專業市場？為什么一場前所未有的專業市場浪潮，會偏偏出現在20世紀末的中國？而在中國，最大的專業市場又為什么出現在了過去并不出名的義烏？

差不多20年后，2008年7月，馬紫梅博士的芝加哥大學同事、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98歲高齡的羅納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學主持了以“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主題的論壇。這次會議被認為是過去數十年西方學術界關于中國改革最為認真的一次討論。科斯自掏腰包，邀請了包括來自浙江的數十位中國學者，他對發生于中國和浙江的巨變充滿好奇。

在論壇最后一天的總結演講中，科斯希望所有人都能持續關注中國的經濟變革。在他看來，中國對世界的意義重大。“為中國而奮斗，就是為世界而奮斗”（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最大的市場”義烏，無疑是科斯所熱切關注的有關中國變革的優質的區域樣本注解。但是，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間，各地市場的蛻變和崛起風起云涌，義烏不是唯一的、卻是最成功的市場，那么，義烏究竟做對了什么？企圖機械地學習、復制“最大的市場”既不可能亦無必要，什么才是義烏樣本背后最具共性意義的東西？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在長期追蹤采訪、調研中，一個基本的判斷和結論愈加清晰起來：政府行為與市場活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取向下的辯證關系的探索和富有成效的實踐，是義烏之所以成為義烏的關鍵與本質。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言：“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直是中國改革面臨的核心問題。”

義烏是“最大的市場”，但義烏的意義不只是最大的市場。

一

政府與市場辯證關系的緣起甚至激辯，不是源于義烏，也不是源于中國改革，而早已穿越百年。 

數個世紀以來，關于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西方理論界一直有截然不同的兩種經濟學流派：一是以亞當·斯密的巨著《國富論》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理論，強調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與自由調節的市場經濟力量；二是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強調加大公共投資及公共消費支出、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拉動社會總供給及社會總需求的政府行為力量。在很長時期和很多情形下，自由市場理論與國家干預主義理論被認為是各行其道、水火難容。

1978年伊始的中國改革開放發端于告別政府決定一切的計劃經濟，從猶豫搖擺進而堅定地擁抱了市場經濟。縱觀中國改革史，許多改革目標都是局部且階段性的，唯有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認知及變革貫穿始終。其意義和重要性在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左右中國改革的路徑、方法乃至方向。

正是在全球現代市場經濟思想演變和中國改革邏輯追尋的視野下，義烏故事的意義才能得以充分顯露。

早期的義烏小商品市場。

義烏出名很早，而且其萌生、成長、迭代、壯大幾乎洞穿了改革開放全過程，放眼全國，這樣全生命周期的“改革常青樹”亦堪稱鮮見。從與中國改革之息息相關、經濟成就之大、經驗之獨特、生命周期之長而言，在縣域范疇，只有江蘇昆山可以與義烏并列最耀眼的雙子星。

長期以來，義烏最受矚目、被交口稱贊的一定是其市場之巨大。但這是發展的結果，是義烏奇跡外在的“表”。義烏一直被定義為“中國義烏”，那么從中國乃至更寬闊的半徑去考量，義烏成長的獨門秘籍是什么？什么才是義烏最內在、最本質、最共性的意義？

《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一書作者認為，廣東是因開放倒逼改革的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場經濟；江蘇是由改革轉型開放的從鄉鎮集體經濟發力的半市場經濟；浙江是因改革而開放的自下而上的更為徹底的草根型市場經濟。相較之下，浙江市場經濟的發育主要依靠的是來自底層的星火燎原般的內生性力量，而且一開始就深度觸及最內核的所有制問題，因此浙江的市場化改革最為徹底、最為成功，也最為艱辛。

如果繼續以改革發展為觀察主軸，浙江很可能是改革邏輯閉環及發展階段性特征最完整的經典省域：20世紀80年代，“溫州模式”率先以產權制度破題，民營經濟作為市場主體獲得生存權；90年代——義烏市場的相對成熟期——“義烏經驗”探索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正確的政府行為；21世紀第一個十年，發源于安吉余村的“兩山理念”引領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美好的新時代；第二個十年，作為第一個建設示范區，“共同富裕”再出發。

從上述浙江改革發展的階段性來看，義烏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的“腰部”。而中國是一個有著千百年強政府傳統的國家，當我們打開國門，嘗試學習汲取外部世界的市場經驗，能否找到并確立與中國國情兼融的“政府與市場關系”之路至關重要。有什么樣的中國式“政府與市場關系”，將直接決定民營經濟的生存狀態和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這一切，都需要改革前沿地帶的實踐回答。

那么，為什么要把“義烏經驗”的核心定義為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完美結合的典范？理由是什么？

考察浙江改革開放歷程，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20世紀80年代初，義烏崛起了浙江第一批專業市場，但并非唯一的最早；義烏有“雞毛換糖”的商業文化基因，但并非唯一的最強；義烏地理區位相對便捷，但并非唯一的最優。因此，“改革先發優勢論”、“商幫文化優勢論”和“地理區位優勢論”是義烏市場奇跡的解讀理由之一，但肯定不是最關鍵的因素。

義烏有“雞毛換糖”的商業文化基因。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如下的清晰事實：1982年，義烏遇到了勇敢的改革者、市場決策者縣委書記謝高華；在義烏市場生與死的關鍵時刻，義烏官方發布了全中國第一份認同農民商販和專業市場合法化的政府文件，提出了為義烏市場大發展奠定政策與法理基石的“四個允許”；更難能可貴的是，六代市場十多任書記，在漫長的40余年成長史中，義烏地方政府適時確立了“興商建縣（市）”、“以商促工、貿工聯動”戰略，打造“管辦分離”的市場化組織架構，適度超前駕馭國際化、互聯網化浪潮。可以說，在市場發展的幾乎每一個重大節點，恰恰是在“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知和實踐上，義烏做對了他人沒有做、沒有做好、沒有堅持不懈地去做的東西。

歷史的演進有時會呈現有趣的共同曲線。這種共同曲線也許源于偶然，但偶然的深處往往是必然。和此前描述的中國的南、北差異性類似，浙江的南、北亦迥然不同：北浙江水鄉平原，南浙江大山連綿；北浙江溫軟，南浙江剛烈；北浙江千年富庶，南浙江直到改革開放之初仍必須為擺脫貧困咬緊牙關。改革出發時，北浙江財富積淀豐厚，屬于以鄉鎮集體經濟為基石的本土化“蘇南模式”，因為富裕，其基本特征是強政府；南浙江家底太薄，只能選擇個體私營經濟從零起步的“溫州模式”，因為相對貧窮、政府力量不足，其基本特征是強市場。

義烏恰恰地處浙江中部，“溫州模式”為之注入了旺盛的市場基因，“蘇南模式”告訴了義烏什么是應有的政府力量。作為南、北浙江發展優勢的連接者、學習者，義烏一路走來勇敢而不莽撞、審慎而不狹隘、創新而重規則。唯有懂得兼融和平衡的建設者，才能營造發展的可持續。

二

正確的“政府與市場關系”，肯定不是兩者簡單的物理疊加，而是良性互動的辯證關系，是1+1>2的化學反應。40余年基業長青、全球“最大的市場”，足以證明義烏做對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圍繞“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義烏可圈可點的成功經驗及啟示很多，其中最具底色意義的至少有三條“義烏法則”：

一、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直面的不是“有為”還是“無為”的選擇題，而是能不能厘清“有為”與“無為”的邊界。在很多情況下，政府處于社會組織體系相對強勢的角色，把政府該做的做好不容易，面對政府不該做的則克制權力的欲望不伸手更不容易。“義烏經驗”告訴我們，有為政府依然是市場經濟的必須，但不是放任權力擴張亂作為，要抓大放小，懂得進退。

二、政府行為應該有利于市場公平競爭，而不是相反，政府行為的結果比其所描述的動機更重要。自由、透明、公平的有序競爭，是一切市場活力的源泉，政府是市場共同規則的執行者和維護者，但不能凌駕于這些共同規則之上。政府要學會用市場化思維與手段去踐行政府行為，政府權力必須遵循市場規律辦事。“義烏經驗”告訴我們，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努力建立有制度約束的法治化的“好的”市場經濟。

三、評價政府行為是非對錯的唯一標準，是市場繁榮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人民利益從來不是泛意識形態的一句空話，而是衣食住行，是安居樂業，是實實在在的財富增長。這一切，都離不開市場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繁榮，市場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基于此，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在《通產省與日本奇跡》一書中總結政府產業政策四條成功準則時，將“不受私人利益的影響，而以國家全民利益為重”列為第一條。“義烏經驗”告訴我們，什么時候堅持了這一準則，我們的事業就會長久興旺。

2006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下發通知，學習推廣義烏發展經驗。

“有限有為有效”，正在成為一直在路上的義烏政府行為探索的方向：政府不能有無限的權力，政府也不應該無所作為，如何為社會經濟供給邊界明晰的有效服務，是政府行為永恒的意義。

三

義烏無疑是關于“政府與市場辯證關系”觀察和研究最經典的縣域實踐樣本。從亞當·斯密、凱恩斯到人類迄今涉及人口最為廣大的中國改革開放，這一直是極端重要又迷惑且迷人的命題。

中國改革是一條前無古人的坎坷之路，沒有充分的理論準備，急切出發時的動力卑微而壯懷：擺脫貧困，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即便是已經翻越了那么多道山、蹚過了那么多條河，收獲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的40多年之后，相當程度上中國改革依然是實踐大于理論。“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一“較大的貢獻”的內涵肯定不僅僅是脫貧致富、物質豐盈，還應該包括思想積淀和方法論提煉。知其所以然比知其然更重要，它可以讓我們走得更遠。

我們必須看到，基于深入骨髓的文化肌理和巨大的歷史慣性，早已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取向的中國改革，當下面對的主要矛盾仍是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度，“政府為體、市場為用”，在某種情形下舊體制的思維極易回潮。因此，導致繼續深化改革遭遇兩個困局：以政府性投資驅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轉變；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資源配置權力，部分官員利用權力對市場的管控和干預，滋生權力尋租。

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才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市場是有為政府的前提和歸宿。否則，政府行為就可能誤入歧途。確立正確的“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仍是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實踐探索，但梳理其理論的邏輯和必然性，并用清晰的理論規范引導更廣泛的實踐尤為急迫。于是，從這一視角深度總結“義烏經驗”的價值和意義由此凸顯。

“義烏經驗”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完美結合的典范。

公元前81年（漢昭帝始元六年），朝廷在長安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關于國家經濟治理方針的辯論會。辯論一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方是從全國各地征召的儒生名士，辯論主題是國家官方鹽鐵專營、酒類專賣等政策的存與廢。其背景是，此前的漢武帝時期，由桑弘羊主導大力推行國家壟斷的鹽鐵專營以及均輸（統購統銷）、平準（物價管制）等經濟政策，致國庫充盈，對外連年征伐，但強大的國家機器掏空了民間，“天下困弊”。漢武帝晚年不得不頒發《輪臺罪己詔》，要求“此后務在禁絕苛暴”，與民休息。這場辯論會歷時5個多月，史稱“鹽鐵之議”，是有歷史記載的中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第一次大辯論。

此后2000年，有關“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詰問綿延不絕。是政府還是市場？這一問題就如同此起彼落的巨大鐘擺。直至2023年11月，極端自由主義者哈維爾·米萊當選阿根廷新一任總統，在左翼政經傳統深厚的南美洲以及全球再一次掀起了“政府還是市場”的軒然大波。這位從政前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徒，他堅定地認為，市場至善、政府至惡，甚至應該廢除阿根廷央行、大幅裁撤包括教育部在內的政府機關。2024年1月，米萊當選總統后第一次國際亮相，他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以“自由萬歲！”收尾的演講舉世愕然。

沒有人能預知米萊寓言的最后結局。但以激進的自由化思維反對所謂政府至上的一個烏托邦，注定將會滑入極端理想化的市場至上的另一個烏托邦。政府與市場究竟是什么關系，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政府和怎樣的市場？從桑弘羊到亞當·斯密、凱恩斯，都沒有給出最終的答案，中國改革和義烏樣本給出的同樣是探索與啟示，而不是答案。可以想見，當下以及未來很長時期，“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仍將是一個開放式的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