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系列網絡暴力事件發生，大家往往認為網暴損害的只是公民個人合法權益，其實也侵犯了網絡空間秩序性、網絡社會安全感等社會公共利益。”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合伙人呂紅兵說。

2月27日，上海市政協舉辦在滬全國政協委員記者見面會，呂紅兵表示，將在全國兩會上建言加快制定統一的反網絡暴力法。

2025年2月27日，上海市政協舉辦在滬全國政協委員記者見面會，全國政協委員呂紅兵發言。澎湃新聞記者 張呈君 圖

作為法律工作者，呂紅兵注意到，近幾年中國司法機關不斷加大對網絡暴力的打擊力度，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多部門又于2024年6月發布《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

然而碰到現實案例，相關法律法規又顯得分散、不夠體系化。他解釋，譬如民法典有關于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也有相關規定，有關部門的司法解釋、指導意見也會涉及，“但規范內容的現實性與針對性、相互之間的體系性和協同性，均有待進一步增強”。

呂紅兵表示，可以借鑒反電信網絡詐騙立法的實踐，制定統一的反網絡暴力法。2022年9月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為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提供有力法律支撐。

具體到細則，他指出，網絡暴力的對象需要進一步明確。現有法規界定的網絡暴力侵害對象還僅限于個人，而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甚至一個民族、一個城市，都可能成為網絡暴力的受害者。他建議，將網暴行為的侵害對象擴展到民法典規定的民事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

呂紅兵還提到，現有法規界定的網絡暴力行為主要是侮辱謾罵、造謠誹謗、侵犯隱私權等類型，但網絡敲詐、網絡恐嚇、網絡騷擾和網絡跟蹤等新型網暴行為均已出現。針對行為方式的界定，他建議采用“列舉+兜底”模式，將以上常見行為都涵蓋。

“各方主體的責任界定都要壓實。”在他看來，平臺發揮重要作用，要重點壓實平臺在網絡暴力治理中的事前監管、事中審核、事后處置的全流程責任。針對網絡上的特殊主體，例如網絡信息內容多渠道分發服務機構（MCN），應加強規范與引導，明確法律地位，劃定運營紅線，要求信息披露，并加大對其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在調研中，呂紅兵發現，和電信網絡詐騙一樣，網絡暴力背后也有產業鏈。因此，他建議通過統一的反網暴立法，推進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加強協同聯動，強化涉網暴案件刑事、民事和行政銜接，優化網絡暴力案件線索和證據移送機制。借鑒反電信網絡詐騙的司法實踐，精準加大對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惡意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的懲處，特別是對利用生成式AI技術實施網絡暴力行為的要依法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