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的“同觀·德國”專欄的第70篇。對于大概率將成為德國下一屆總理的默茨而言，現在是他最殘酷的覺醒時刻。在缺少美國支持的情況下，他是否能領導德國和歐洲捍衛日益衰弱的自由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德美關系一直是國際政治中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德美間的跨大西洋合作不僅保障了兩國的共同安全和經濟利益，也在全球舞臺上形成了強大的戰略同盟。然而，自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政策以來，這對跨大西洋盟友間的裂痕不斷加深。入主白宮的第二個任期伊始，特朗普就美歐關系的爭議言論頻出，美德聯盟也面臨嚴重危機。

在基民盟主席默茨即將執掌德國內閣之際，這位“親美派”代表人物逐漸改變其對美立場，德美從親密盟友轉變為“敵友難分”的復雜關系。如何在新形勢下維護歐洲的穩定與發展，是目前德國乃至歐洲的關鍵問題。未來，德國是否能夠真正實現戰略自主，成為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一極，將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基民盟主席默茨。視覺中國 圖

默茨的跨大西洋背景

默茨成長于冷戰鐵幕下的西德鄉村，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他已是歐洲議會的年輕議員；1994年進入德國聯邦議院后，迅速成為歐洲一體化倡導者沃爾夫岡·舍布勒的門生。然而，2002年與默克爾的權力角逐失敗后，默茨退居到議會后排，最終在2009年離開聯邦議會，轉而擔任企業律師，并掌管了促進跨大西洋關系的游說組織“大西洋橋”，在總部位于美國的貝萊德公司也擔任過多年高管。

默茨長期以來被視作跨大西洋關系的堅定支持者。然而，隨著特朗普政府的上臺，默茨和其他歐洲國家領導人逐漸意識到，“美國優先”政策對傳統的國際秩序發起了挑戰。特朗普政府對于歐洲安全承諾的減弱，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中的立場，令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感到不安。在這一背景下，默茨開始公開質疑美國作為盟友的可靠性，并表示特朗普的新一屆政府對歐洲命運漠不關心，德國的當務之急是加強歐洲競爭力，真正擺脫美國，實現獨立。

從“山巔之城”到“敵友難分”

美國曾被視為“山巔之城”，是象征著自由與民主的燈塔。然而，歐洲各國領導人越來越認為，美國正逐步削弱其民主制度，且在國際事務中變得更加自私與孤立。兩周前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最終演變為一場跨大西洋關系的“價值觀地震”，美國副總統萬斯的演講將矛頭直指德國的民主制度與移民政策，對歐洲政治生態也發起了全面攻擊。

萬斯的講話標志著美國背離其長期主導的自由秩序，未來美國在北約框架下對歐洲的保護可能會減弱，甚至停止。這也意味著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將不得不考慮如何在沒有美國的支持下保障自身安全。法國和英國都是擁核國家，德國則不然，因此安全問題在德國與經濟具有深層次的聯動效應。目前德國國內對安全問題的恐懼促使默茨表示，他將尋求法國和英國建立歐洲核保護傘，以取代美國的核保證。這一想法在競選過程中可以輕易提出，但實際執行中卻需要面對復雜的情況，涉及支付能力、安全承諾與多邊制衡等問題。現實是默茨將需要大量資金來確保德國和歐洲的安全計劃，然而德國經濟卻持續陷入低迷。此外，默茨還必須與組成下屆德國政府的一個或多個政黨伙伴及其他歐洲國家達成協議。

因此，重振經濟的措施是新政府啟航必須直面的最大問題。競選期間，默茨支持維持“債務剎車”，即將政府年度結構性赤字規模控制在國內生產總值的0.35%以內，但批評者稱這一政策阻礙了一些關鍵投資。目前德國的預算赤字在七國集團中最低，默茨已暗示，為了增加防務開支，可能會放松“債務剎車”。

2024年美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德國對美貿易順差達約700億歐元，創下新高，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德國制造”頭號買家地位。然而本月特朗普表示，美國將對進口汽車征收25%左右的關稅，針對藥品和芯片等產品的進口關稅也將初步定在25%左右，并將在一年內“大幅提高”，這勢必為德國對美出口帶來負面影響，新政府的經濟政策面臨嚴峻考驗。德國央行預測，若德國陷入對美貿易戰，將導致德國2027年經濟產出增速比預期低1.5個百分點。對此，默茨在慕安會上強調了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重要性，敦促美國盡快降低貿易壁壘，“我們不認可貿易沖突，更不希望看到貿易戰發生”。

從“美國附庸”到“戰略玩家”？

德國二戰后的重建受到美國主導的北約在防務上的保護，后來的經濟繁榮得益于俄羅斯的廉價能源以及與中美兩國的巨大貿易順差。然而，對曾致力于促進跨大西洋關系的默茨來說，現在是最殘酷的覺醒時刻。在缺少美國支持的情況下，他是否能領導德國和歐洲捍衛日益衰弱的自由秩序？在能源危機與強勢競爭的雙重壓力下，他是否能將德國經濟從衰退的泥沼中拯救出來？這些問題的答案仍不明朗。

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斯塔默在2月末相繼前往華盛頓，明顯令默茨產生了“錯失恐懼”，他認為德國當下也理應出現在華盛頓。即將卸任的政府因內部矛盾分散了太多注意力，對此默茨表示，德國的首要任務是重新參與國際事務。德國作為歐洲三大強國之一，卻在歐洲和世界舞臺上消失太久。早些時候默茨曾表示，若當選總理，他將把德國從一個“沉睡的中等大國”轉變為“領先的大國”。近日在采訪中，他延續了這一承諾：“德國必須擔當這個角色。歐洲期待德國提供領導力，尤其是當美國逐步撤退，甚至可能完全撤回時，歐洲必須覺醒，必須親自承擔自己的安全責任。”

2月23日的德國聯邦選舉后，種種跡象表明，聯盟黨和社民黨將組閣。因此，雖然默茨有“右轉”傾向，特別是在移民問題上，但鑒于聯盟黨與社民黨曾經四次組建大聯盟政府的經驗，新一屆德國政府如果再次出現大聯盟政府，其執政方向應該會向政治中間地帶有所回撤。正如德國外長貝爾伯克此前的發言，對于“美國優先”，德國的回應是“歐洲團結”。默茨也在上周日的大選后表示，“我們面臨著來自雙方（俄羅斯和美國）的巨大壓力，現在我的絕對優先事項是在歐洲建立團結。”他已在多個場合已經強調，歐洲必須具備獨立應對國際挑戰的能力，并且他對美國“絕無幻想”。或許也正是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承諾的削弱，迫使德國重新評估其在全球舞臺上的位置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可以明確的是，默茨政府必將與法國和波蘭等歐盟國家領導人建立更緊密的伙伴關系，加強德國在歐洲范圍的主導地位。

（王思婕，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