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上海電影集團“新人新作計劃”孵化的重點項目，《生息之地》從劇本創投到國際獲獎，全程彰顯“上海出品”對藝術品質的堅守。影片的主創團隊中，相當高的比例來自上海電影學院，而新一代的“學院派”們，也在用扎根土地的創作，深耕現實主義題材的時代表達。

剛剛閉幕不久的柏林電影節上，由上海電影集團第一出品的影片《生息之地》斬獲主競賽單元最佳導演銀熊獎。這是繼2019年《地久天長》后，時隔六年華語電影再次問鼎世界三大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重磅獎項。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黃丹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盛贊《生息之地》在敘事上的高度，稱它以微觀視角與紀實美學實現了創作表達上的突破。

《生息之地》入圍第75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生息之地》以1990年代初的中國北方鄉村為背景，通過一名10歲少年的視角，描繪了河南商丘霸王臺村一戶普通農家的四季輪回。影片以紀實般的鏡頭語言，真實還原了春耕秋收、婚喪嫁娶等鄉村生活場景，將中國農村的日常之美與人情倫理的溫暖娓娓道來。片中大量使用河南方言對白，并由當地村民本色出演，以素人演員的質樸表演和長鏡頭調度，構建出跨越時空的情感共鳴。

《生息之地》獲獎

柏林電影節評委會的頒獎詞深情贊譽：“在時代變遷的浪潮面前，這部電影帶我們走進一個跨越幾代人的社區，見證他們的生活與世代相傳的習俗。電影細膩而深刻地描繪了人們在鄉村生活中的溫暖與掙扎、光明與黑暗，以及彼此之間深深的牽絆，讓觀眾始終沉浸其中，無法移開目光……”

作為上海電影集團“新人新作計劃”孵化的重點項目，《生息之地》從劇本創投到國際獲獎，全程彰顯“上海出品”對藝術品質的堅守。影片的主創團隊中，相當高的比例來自上海電影學院，而新一代的“學院派”們，也在用扎根土地的創作，深耕現實主義題材的時代表達。

據悉，拍攝《生息之地》時，劇組住在老鄉家，演員是當地村民，連道具都是從村民倉庫淘來的老物件。這種創作方式或許不夠“工業化”，卻讓作品帶著泥土的溫度。

《生息之地》劇照

《生息之地》聚焦一個普通村莊的四季日常。春耕時揚起的塵土、葬禮上撕心裂肺的哭喪、孩童在麥垛間追逐的身影，這些細節讓人仿佛置身90年代的豫東平原。素人演員的方言對白和略顯笨拙的表演，反而讓故事更接近生活的真實肌理。葬禮與婚禮的交叉剪輯、長鏡頭下老牛犁地的節奏，這些看似平淡的畫面，藏著中國鄉村特有的生命哲學。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黃丹看片后評價，“這是個典型的鄉村故事，而且是一個從兒童成長的視角切入鄉村社會肌理的故事。”他談到，整部影片在敘事上具有很強的一種辨識度，呈現出一種雙重性——既有正經歷快速轉型這一時代浪潮中對鄉土倫理的恪守與變遷，又將這種敘事以個人化敘事的方式，嵌套在祖孫兩代人的代際沖突中，延伸出人與鄉土的關系，形成一種成長敘事，“讓10歲男孩徐闖的個體成長，與鄉村的集體變遷形成了一種互文，讓個體敘事與宏大敘事之間相得益彰。”

黃丹指出，相較于過往許多中國鄉村題材電影慣有的用“符號化隱喻”指涉主旨并驅動敘事，《生息之地》返璞歸真地完成了“去符號化”，而以“詩性隱喻”取而代之。“影片從敘事節奏到影調風格，都是不疾不徐，娓娓道來。整部電影并非是依賴某種奇觀式的文化想象，也不是借助符號化的人物和場景，而是以豐富的情景細節和情動來驅動敘事，這樣可以不動聲色的拉觀眾入場，而非強化一種刻意用力的表達。”

影片中“拖拉機深陷土地”的詩性隱喻令黃丹印象深刻，“這其實是人類面對現代化轉型時普遍的一種代際焦慮。”但影片沒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通過“葬禮不悲、婚禮不喜”的克制表達，展現中國農民溫良隱忍的民族生命力。

《生息之地》劇照

除了本身電影的故事和美學，影片的創作方法也質樸而充滿匠心，甚至可以說，本身就是一場對土地虔誠的儀式。劇組在河南商丘酂城鎮駐扎整年，拍攝與麥苗生長同步。攝制團隊走遍30余個自然村，采集方言樣本逾千條，復原出已消失二十年的木制農具。

早在兩年前的創投階段，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薛曉路就作為金雞創投的評審對《生息之地》不吝贊美。她曾在點評環節表示，“這么多非職業演員都是你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地選出來，這太值得尊敬了。”當時她還以北京電影學院教師的身份表示，“特別希望有機會請你來講一次課，從編劇的角度、從演員的角度，如何把文字呈現出來，如何與演員溝通，這對于讓電影學院的學生了解如何將一個個構思實現，是非常好的案例。”

青年影評人水怪在柏林第一時間看片后感嘆，“真是振奮人心又讓人肅然起敬的青年表達”。在水怪看來《生息之地》是一部“有著全新的、鮮有的視角，有著對中國農村歷史深刻洞察力的野心之作”，“片中的婚喪嫁娶，生死相繼若要去嫁接和類比城市中產的人生困頓，甚至是過于輕飄的。它當然也更不是所謂的風俗奇觀，是非常罕見的由內生長出來的農村群像。”

黃丹談到影片中“日常又史詩”的處理手法令他印象尤為深刻：“四季更迭的時間軸，將春耕秋收、婚喪嫁娶等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嵌入線性敘事，形成‘日常史詩’的獨特審美。”“影片呈現出‘于無聲處聽驚雷’的厚重感。”

同時，黃丹特別提到該片的“當代性”，“《生息之地》的當代性，更多的體現在影片的書寫觀念和表達方式上。相較于過往許多中國鄉村題材電影依賴用‘符號化隱喻’指涉主旨并驅動敘事，《生息之地》反而返璞歸真的完成了‘去符號化’，而以‘詩性隱喻’取而代之。影片從敘事節奏到影調風格，都是不疾不徐，娓娓道來。整部電影并非依賴某種奇觀式的文化想象，也不借助符號化的人物和場景，而是以豐富的情景細節和情動來驅動敘事，這樣可以不動聲色的拉觀眾入場，而非強化一種刻意用力的表達。”該片“既準確的描繪了鄉土中國的文化肌理，同時也延伸出一種借由‘幾代人社區的留存與流變’而形成的跨文化共鳴”。

此次，中國電影時隔多年再度摘得柏林電影的重要創作獎項，令業界振奮。“在當下全球影壇趨向奇觀化與類型化的浪潮中，《生息之地》證明了創作的本質，即‘最本真的生活肌理，恰恰是最具穿透力的藝術語言’，這種創作姿態，或許也正是中國電影從‘文化輸出’邁向‘文明對話’的關鍵轉折。”

對于這部載譽歸來的影片，黃丹也十分期待它能盡快與國內觀眾見面。“中國電影無論從市場屬性還是文化屬性，都需要這樣沉得下來的電影來豐富我們的電影審美形態。一個生猛又細膩的袒露鄉土社會的電影，并不止于鄉土，而是會關照每個個體。我覺得《生息之地》是讓中國觀眾的視線能夠重回鄉土、關照當下，也促使大家共同思考，對‘當今的中國如何講述鄉村’的回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