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般我們常見的著作文章不同，《一個船長的漁撈日志》（以下簡稱《日志》）的作者吳南清，不是記者作家，也不是專家學者。他生長在浙江象山半島石浦漁港的銅錢礁，是個世代的礁民，出海的漁民。12歲小學畢業，就和海島大多數男孩一樣，幫助家里生計。他學會了搖舢板，給進港的漁船運送淡水，米肉蔬菜和黃酒，直到六年以后，成為石浦漁業社的社員出海捕魚。

從1972年4月17日春汛上船，成為漁民的第一天，到1983年12月21日，前后十年，吳南清以驚人的毅力，記錄每一天的漁船捕撈、海島生活，留下了13本筆記，50多萬文字。而這十年，其間經歷1976年粉碎“四人幫”，1978年邁向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翻天覆地。在此時代背景下，傳統的近海漁業捕撈，開始向現代化漁業轉型，《日志》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海島生產生活全景記錄。

記錄《日志》的筆記本之一  攝影：高子華

寧波漁文化促進會副會長何其茂致力于海洋漁業研究，在海島調研時得見《日志》，敏銳地意識到其蘊涵的多重價值，組織人力整理這些紙張已經發黃變脆的筆記。透過《日志》直白、有時甚至并不很通順的文字，強烈地感受到，在海島社會，世事、漁情、民風糾纏聚散，呈現出生生不息的韌勁和活力。在傳統中國社會農耕文明的主流敘事中，海洋社會往往被忽略遮蔽。《日志》以一位普通漁民的視角看世界，記錄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所見所聞所感，其厚重獨特稀缺的價值，值得從漁業經濟、海洋文化和社會學等方向進行挖掘研究。

一、漁事

漁場就是漁民的詩和遠方。在傳統的海島社會，漁民捕撈生產在漁場，漁船既是生產工具，也是生活場所。隨著四季輪回和季風、洋流變化，沿海的魚群會進行大規模有規律的遷徙，這就是魚汛。對海島漁民而言，這是每年的收獲時刻。

出海捕魚兩個月，在1972年6月20日《日志》里，吳南清細述，“早晨海面霧很緊，行駛的時候只能看到幾對船，5點10分，霧突然散了，天上一片黑云疊疊層層，天像要壓下來，連著海面一片漆黑。這時風來了，西北風有6-7級，下了點小雨，漁船都下了帆，準備著大風的到來。過了一會，黑云走過去了，風也靜了些，天氣晴朗，不像剛才那樣難看。風力降到5級左右，大幫船依舊朝北偏西行駛。”

在《日志》里，這是少有的對于航海歷程的描述。一位年輕漁民初闖大海的新鮮敏感，海上捕撈的兇險莫測，盡顯字里行間。但《日志》更多的文字，是對一年四季捕撈過程枯燥單調的記錄。

中國東海曾以擁有大黃魚、小黃魚、帶魚和烏賊“四大海產”聞名于世。依循汛期，漁民在散布于汪洋大海的漁場下網捕撈。大黃魚俗稱“大鮮”，旺汛在每年的立夏至夏至，帶魚是冬汛的主角，鰳魚魚群游過，洋面泛起雨點般的水花，漁民叫作“鰳魚泡”。

《日志》記載漁場涉及的地理名稱有洋、山、島、礁、嶼、沙等，北到江蘇呂泗洋，南至福建閩東海域，東抵舟山中街山列島，這是當年機帆船動力所能抵達的最遠距離。漁撈時節，經常魚獲滿滿的廟子湖等海域，是舟山漁場的核心區域之一。前些年，因為韓寒在此地東極島拍攝電影《后會無期》，影片里海島的旖旎風光，和電影插曲“東極島，東極島，大陸最東的島嶼”的優美歌詞，讓這個當年的著名漁場，變成了網紅島嶼。

“清早船兒去出海，晚上歸來魚滿艙”。早時光，就是石浦漁港周圍海域，魚蝦也是多得不得了。劃艘小舢板海里轉一圈，就能捕回滿艙的魚蟹。1974年6月15日《日志》記有一筆，“今天我父舢板抲來鯧魚一千多斤”。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過度捕撈，中國東海的漁業資源開始陷入枯竭。這個變化，在《日志》里有細微的體現。吳南清出海的頭幾年，每風大黃魚等魚貨，幾百擔上千擔的記錄，比比皆是。漸漸地，內容發生了變化。“今天全天沒有好的生產情況，在尖嶼抲兩網沒有魚。”1976年漁業隊清算春汛開支，“虧空二千四百多元，抲著魚的是少數，大多數船沒有抲著，夜里就在洋上拋錨。”

大黃魚等魚獲逐漸匱乏，原來不起眼的青占魚、剝皮魚不能漏網。青占魚游動區域水深 40 多米，出海前漁民撿一堆石頭，要扔石頭趕它進網。

為了保護大黃魚等漁業資源，國家出臺政策禁止近海拖網。1979年2月，石浦漁業大隊拆掉所有漁船拖網的鋼絲繩，吳南清所屬捕撈單元的網船、偎船也在此列。同年6月決定增加海帶養殖，還根據海產養殖發展趨勢，開辦片席廠。

漁民是天然的貿易主義者。在流動性極強的海上世界，漁民捕獲魚獲，必須換成糧食和生活必需品才能養活全家。漁船四海停靠，漁民沒有現金在身，寸步難行，無法生存。這種與貿易天然結合的生產生活方式，構成了海島社會自成體系的漁業經濟生態，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迥然不同。即使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也是如此。

《日志》留存了一份記錄者所在浙象石“33號”漁船春汛結束時的完整工分單，時間是在1972年7月1日。每年當季汛期結束，按勞付酬，現金結算。在那個年代，在邊遠海島的漁家社會中，傳統的生產法則仍被保留。

“工分記錄如下：老大黃阿宗126分，代舵林咸來114分，上頭劉萬祥109分，四步張長春105分，網師寧福104分，大組長惠昌寶101分，輪機員裘行根112分，二管100分，燒飯阿法99分，小組長才富97分，伙計康寧101分，丁良100分，秀杰99分，祖月98分，陳國良98分，吳才祥98分，南青71分，劉萬良100分，代舵吳阿壽105分，上頭阿方100分，四步云貴96分，柯阿來94分，燒飯寶和85分，輪機云成104分，副輪機吳安寶97分。評好工分5點鐘，各自回家，吃過晚飯回到船里。”

隨后幾天的日志作了補充：今天漁業隊分發人民幣，每百工分769元，自己所在的船因為捕魚產量不足，每百工分758.54元。隊里每位漁民還分到伙食費5元。春汛三個多月，船老大最高126分，折算現金968.94元，其他船員平均約765.15元。

改革開放以后，漁業是最先被放開的領域之一。從《日志》可以看到，1979年開始，漁村漁民除了固定工分，根據出海每一風捕魚量的不同，每人的超產獎同比例浮動，可以領錢，也可以支魚。由于漁區之間魚獲價格不同，頭腦活絡的漁民不光捕魚賺錢，還向銀行貸款去舟山漁船買魚，賣給石浦當地的水產公司，換取柴油票，油票賣出還可再賺一筆。

當時柴油、煤炭等大宗商品，在國家規定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存在巨大的價格差，倒手賺錢者被稱為“倒爺”。《日志》特地補上一句，有人為此賺了“暴利9000元”。驚嘆其為“暴利”，是因為《人民日報》最早報道農村改革出現“萬元戶”，就是在1979年。《日志》記述的故事，可謂改革開放洶涌大潮在海邊掀起的浪花片片。

永遠的船老大。船老大是漁船航海的主心骨。一支船隊，帶頭船的船老大是船老大中的船老大。每個船老大，都有自己的航海圖，季節、海域、潮位、暗礁和魚群，代代相傳。

傳統漁業管理體制，有縣、鎮和漁業大隊三級管理體制，漁船作為最小的捕撈單元，以船老大為靈魂的運行機制起著承繼運轉作用，并在漁村的日常生活中享有獨特的話語權。

1973年11月《日志》，記載了冬汛捕撈的管理過程。“今天本縣全部老大召開會議，因為外縣島斗岙漁船這風在桃花東（漁場）抲得好，下一風要南下舟山嵊山。”

隨后石浦鎮召開各漁業隊指揮船船老大會議，最后銅錢礁召開漁業隊船老大會議，決定下一風去嵊山漁場。晚上6點，銅錢礁所有漁船亮起紅燈開船啟航，夜里 9 點鐘，在浪崗東（漁場）偏南撒下第一網。

二、社情

游行的歡快記憶。1978年，中國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拉開序幕。閱讀十年《日志》，發現以這一年為節點，此前常有記錄的集會游行不再出現。1976年10 月 23 日沒有通常的漁撈記錄，短短兩行字，記載的是件大事：“今天下午，石浦鎮軍民在陸軍操場舉行慶祝大會，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勝利大會，會后舉行整隊游行。”

閱讀《日志》至此，腦子里的故事突然起來了。那年我在石浦鎮上象山二中讀初一，全校師生都參加了這次游行。我班的游行隊伍別出心裁。我和管志農同學身穿借來的綠軍裝，端著木頭沖鋒槍，押解班里同學扮演的“王張江姚”“四人幫”。

沿途群眾看到我們走過，指指點點，群情振奮。游行隊伍不時振臂高呼口號，此起彼伏。我倆端著槍，口號喊得嗓子啞。可憐扮演“四人幫”的同學，一路只能低眉垂首，裝扮的角色又被當綽號叫了好久。

海島社會管理的嬗變。在一位普通礁民的日常筆觸中，大陸邊緣海島小鎮的變與不變，似乎就在不知不覺中發生。1972年9月社員大會，表揚銅錢礁漁民捕魚時發現大輪船觸礁，紛紛趕往搶救，將打撈物資歸還國家。同時，針對礁上信教家庭從一二戶，增加到十五戶，要求入教漁民覺悟，改邪歸正，不要信教。

1977年隊里在嚴禁“有的漁船瞞報捕魚產量，私分魚獲，少數人不搞集體，私自去搞單干等壞風”，還對“把唱戲人叫到船上唱戲，用魚付給他們”提出批評，要求操辦人自己覺悟，“否則查出要處理”。到了第二年夏天，社員大會的主題轉為落實政策要求，實施漁業大隊的大包干。漁船分到漁業隊，船具由船老大承包，各船勞力由船老大安排。

《日志》里，漁監等專業化的社會管理主體和模式，也在1978年出現。“水產部門禁止拖網搬上船，查著要罰款 200 元，如果出海去拖網，查著要嚴肅處理。”“本地個別小對拖網開出去生產。晚上漁政船開到漁山抓漁貨收購船，有條船被抓住。”“大帶魚和雜魚有三四十擔還冰在艙內，這兩天漁監、工商管理很嚴，小販不敢買魚。”

性命攸關的天氣預報。在帆船時代，常年在海上行舟，人力無法對抗自然之力，臺風是漁民最恐懼的天敵。天氣預報對于漁民出海打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對于每年的臺風警報，《日志》不厭其煩，詳加記錄。1972年8月18日《日志》記載：“舟山人民廣播站11點發布臺風警報：今年第9號臺風，今天8點鐘的中心位置在江西省玉山縣，舟山北部地區和嵊泗、岱衢洋、中街山漁場，舟山南部地區和楊鞍漁場，大目洋、貓頭洋、漁山、大陳漁場，今天夜里南到西南風9-11級，明天7-9級，風浪5-6級。”

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每年臺風來臨，越來越多的臺灣漁船開進石浦港停泊避風。《日志》記錄：“1982年8月9號。今天晚上有幾十條臺灣漁船進石浦港避風。”“8月10號。今天港內有一百來條臺灣漁船停泊。下午叫他們到高塘停泊避風。”每次避風期間，當地都會給臺灣漁民送水看病送溫暖。《浙江日報》對此專門進行報道。不同文本相互參照，年代感很飽滿。

淡水上礁。對于遠離大陸的島礁漁民來說，淡水有時比黃金還要金貴。銅錢礁缺水，漁民捕魚回家，經常搖舢板到對面鎮上運淡水。

那時《日志》作者正是年輕小伙，經常挑十幾二十擔的淡水回家儲存。吃水的變化發生在1983年。鎮里決定鋪設水管，將淡水送到銅錢礁。這年3 月 20 日《日志》，詳細記錄了礁民戶主大會商議此事的內容。字里行間，透露出民間社會的復雜多面和處理手法的靈活智慧。

“銅錢礁要從延昌用管子輸送淡水，國家補貼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每戶準備水表、水龍頭各一只，小管子通到每戶家門口。夜里召開戶主大會。如果大家同意，每戶暫付一百元錢。有的人家現在不接水，以后不能到別人家去擔水。近期要分家的人家，要建兩處水龍頭，現在自付百分之三十，以后自付要百分之五十。”

三、民風

大海之上的生死救助。海島百姓的歷史記憶建立在漁船和海洋上。《日志》記載的多次海上救助，有自己漁船之間的拼死相助，也有對海上陌生漁民兄弟的舍命援助，從中折射出海島漁民在闖海生涯中形成的“義利觀”“生命觀”。

吳南清最早當漁民時，浙東漁區出海捕魚，通常以一艘網船、一艘偎船為生產單位，實施拖網作業。1972年10月30日下午，海上起了大風。吳南清所在網船和偎船剛要進洋避風，同行的偎船機器發生故障，無法行駛。

這時風浪更大，網船拖著偎船行駛，速度慢得就像螞蟻爬。日志寫到：“這時很危險，如果拖繩斷掉，就有船翻和生命危險。拖了半個多小時，6點半剛過漁山北，拖繩斷了。網船馬上掉轉船頭，想扔新的拖繩去拖偎船。這時，自己船帆上的秤斷掉了，我們馬上把船帆拉下（以免大風把船掀翻），（就在緊急關頭），偎船壞掉的機器修好了，可以開回港了。”

這場大風大浪中的生死救助，即使時隔半個世紀，讀來還是驚心動魄。同樣扣人心弦的驚險故事還曾發生。1973年12月11日，“早上9點鐘，我們獨對船駛到漁山南抲魚。一對三門縣鰻岙船，網船葉子軸斷掉，偎船機體壞了，不能行駛。周圍沒別的船，今晚有大風，有遇難危險。他們放下舢板搖到我們船旁，叫我們把他們的船拖回大陳。我們起網，下午3點多把他們兩條船拖到大陳島。”

十多天后，三門縣鰻岙獲救漁民專程趕到石浦漁業大隊，送來錢、一擔黃酒和兩面錦旗，感謝銅錢礁漁民兄弟的救命之恩。兩面錦旗，一面送給大隊，另一面和錢、黃酒，送給吳南清他們。他們收下了錦旗和酒，每個人分到了兩斤黃酒，謝金堅辭不收。

“拾金不昧”是中國人的美德。大海上的“拾金不昧”故事，別具海味。1977年9月有次出海捕魚時，銅錢礁漁民在楊鞍東漁場發現，茫茫大海中漂浮著一艘無主舢板。捕完魚，他們順帶把它拖回石浦港，交給了漁業大隊。舢板失主，鶴浦小百丈漁業隊的船老大找到舢板，特地送來豬肉36斤、黃酒3壇以表謝意。

記錄《日志》的筆記本之二  攝影：高子華

祭祖和婚禮。在《日志》那個年代，偏遠海島人家的日常生活里，傳統舊俗和革命新風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幅獨特的風情畫卷。1973年8月20日，作者寫道：“吃過中飯又到延昌補網，4點鐘就提前回家。今天是我們吳家忌日，我們每年在農歷七月十二這天祭祀祖先，下午燒了兩桌酒菜放在外面祭祀，叫做七月半節。”最后不忘補上一筆，“我們自己也順便吃餐好的！”漁家后生的饕餮之喜，流露無遺。

1974年的一場婚禮記錄，也頗具特色。“今天在朋友家吃喜酒。朋友今天結婚，女方家就在延昌。早晨天未亮女方就搬來銅錢礁。結婚典禮不像過去那樣老常規，新時代就來個新風尚。夫妻倆敬個禮，不拜祖公婚禮就結束了。”

海島影視志。《日志》作者出海之余，除了打撲克、游泳，最主要的娛樂就是看電影，1979年開始，增加了看電視。他和朋友們經常搖著舢板，到石浦鎮上看電影。有時看完電影，夜里漲潮潮水大，碼頭引橋被海水淹沒，要赤腳蹚水回到船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海邊男孩子崇尚“力量”，戰爭片是最愛。《日志》記下了電影《渡江偵察記》放映時的轟動。1974年，作者在補網、修船之余，和親戚朋友結伴，十幾天連續看了三場半，當地擔心觀眾擁擠，暫停了片子放映。

“昨晚陸軍球場放電影《渡江偵察記》，觀眾太多，小孩哭哭啼啼，老人婦女罵罵咧咧，有些莊稼被踏壞。我們晚到，看了大半部。今天本來海軍球場放映，觀眾比昨夜還多，恐出危險，暫不放映。”

當年電影放映之前，經常播放新聞簡報形式的紀錄片，中國人民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的名字，也出現在《日志》里。

1977年，銅錢礁漁業隊買來一臺小型電影機，挑選兩位漁家子女學習放電影。礁民終于可以不用搖舢板過海到鎮上，在家門口就能看上電影了。年輕人學成回到礁上，在船場放的第一場電影是《平原游擊隊》。

粉碎“四人幫”，“文革”前拍攝的電影重播了，歐美和日本的電影引進了。電影《紅樓夢》播放時，小鎮萬人空巷。鎮上播完，連夜跨海送片到銅錢礁。礁民看完電影，已是后半夜1點多。

不僅電影題材百花齊放，鎮上公家單位和一些先富起來的漁民家里，出現了電視機。1979年2月初春，吳南清早晨到打水灣挑好九擔淡水，晚上夫妻倆到食品公司樓上看電視《桃花扇》。

漁民從海上買來的錄像機派上了用場。省里的電視臺7點半開始放映越劇《盤夫》《索父》，吳南清一家人高興地錄下來，隨時可以學學唱唱。

四、濤聲

以船為伴，以海為生。明代嘉靖年間石浦千戶吳權在《石浦魚市》寫到：“海氣昏黃夕，江豚吹浪腥。濤奔遠岸白，帆暗近峰青。野戍燈懸月，漁舟火聚星。石城魚市好，擊棹復揚舲。”

詩文以白描手法，勾勒了黃昏時分漁船回港后的漁火閃爍，魚市喧鬧，從中得以窺見四百年前浙東海島生活獨特的形貌與氣質。

“以歷史感知現實，如同陽光映照海面的波紋。”吳南清《一個船長的漁撈日志》，記錄了自己經歷的海島社會的延展與變遷，講述了尋常百姓在時代大潮里的奮斗和努力，以及對人情、常識的相守相望。讀罷《日志》，似乎無盡的海事從海面涌來，一個不一樣的鮮活的海上中國躍然紙上。

千百年，濤聲依舊。

文中對《日志》引用的相關文字有刪減，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