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尹錫悅在韓國首爾憲法法院出席總統彈劾案庭審。新華社 圖

2月25日，韓國憲法法院舉行尹錫悅彈劾案最后一次庭審辯論，起訴方國會的代表與尹錫悅律師團成員分別進行辯論總結，尹錫悅在一個小時的最后陳述中再次就實施戒嚴的目的、過程進行辯解，否認對自己的指控。按照程序，庭審終結后法官將對辯論和采證情況進行評議，之后通過投票表決形成最終意見。根據以往總統彈劾案的評審日程推算，預計判決結果將在3月中旬宣布。

自去年12月14日尹錫悅被彈劾停職以來，隨著彈劾案審理的進行，韓國社會的撕裂對峙進一步升級。從網絡空間到市井街頭，支持彈劾與反對彈劾的群體形成壁壘分明的陣營對立。彈劾審判的爭議還對韓國政治及司法制度形成嚴重沖擊，司法部門的權威遭到挑戰，選舉制度的公正性受到質疑，支持和反對彈劾的階層都表達了對現行制度的不滿。憲政危機造成的巨大社會裂痕如何彌補？彈劾案會以何種結局結束？未來韓國政局走向仍然撲朔迷離。

尹錫悅對發動戒嚴的辯解能否站得住腳？

歷時73天的尹錫悅彈劾案審理，共進行了11次庭審辯論，16名證人出庭作證。法庭審理集中在尹錫悅實施戒嚴的目的、程序及采取的行動是否違反憲法相關規定方面，最終判決結果取決于對違憲事實的認定。

戒嚴要件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規？韓國憲法賦予了總統宣布戒嚴的權力，但限于“戰時、事變或類似的國家緊急狀態”。尹錫悅堅持稱，在野黨彈劾多名政府官員、大幅削減預算的行為已經使政府陷于癱瘓，國家處于危急狀態，為此才下決心行使戒嚴權力。這種說法不僅遭到在野黨駁斥，也沒有得到社會輿論的認可。甚至執政黨內部也有意見認為，雖然在野黨頻繁發起彈劾是濫用權力，但戒嚴無論如何都是錯誤的選擇，除了提供被彈劾的借口沒有任何作用。

在實施戒嚴的程序上，尹錫悅的行為難以自圓其說。法律規定，戒嚴的宣布和解除都需要經過國務會議的審議并向國會通報。去年12月3日晚，尹錫悅緊急召集國務會議，在國務委員尚未到齊、僅滿足最少出席人數要求的情況下，尹錫悅匆匆講了幾句戒嚴的理由就起身去發表電視講話。到會委員既沒有進行討論，也沒有做會議記錄，沒有簽字聯署，更沒有向國會通報，會議不到5分鐘結束。時任總理韓德洙在出庭作證時表示，當晚的會議不能算是正式國務會議，形式和內容都有瑕疵。這個觀點得到多名國務委員的贊同。

在不滿足條件和程序的情況下宣布戒嚴，這使尹錫悅實施戒嚴的法律依據難以站得住腳。

戒嚴目的是警告在野黨，還是禁止政治活動？按照尹錫悅的說法，戒嚴是為了向“立法獨裁”的在野黨發出警告，向國民發出呼吁，是“啟蒙性”的戒嚴。但戒嚴當晚軍警的行動讓這個說法難以成立。

戒嚴當晚發布的“一號戒嚴令”第一條即規定，禁止國會和政黨活動，禁止結社、集會、示威等一切政治活動。在隨后的行動中，戒嚴組織者投入了軍警部隊封鎖國會正門，阻止議員進入，并做了抓捕主要政治人士的準備。彈劾審理過程中，當時的陸軍特種部隊司令郭種根、警察廳長趙志浩、國情院第一次長洪長元等多名高官證實，戒嚴當晚，尹錫悅直接給一線軍警指揮人員打電話詢問現場情況，并下達了“把議員從會場拉出來”和“抓捕間諜”的指示。

如果軍警的行動被證實是為了阻止國會開會解除戒嚴，這不僅侵犯了議員進行立法活動的權力，也侵犯了國會解除戒嚴的權力，是嚴重的違憲行為。

但在尹錫悅眼里，這一切都是誤會。戒嚴只是走個形式，本來就沒有打算持續太長時間。投入少數軍警兵力是為了維持秩序，“把議員從會場拉出來”和“抓捕間諜”是一線指揮人員錯誤領會了自己的意圖。尹錫悅還指責關鍵證人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詞是得到在野黨授意，并對國會撤銷部分彈劾事由及憲法法院采用證據的方式等提出質疑，意圖從起訴、審理程序方面尋找突破口推翻彈劾案。

哪些因素會影響法官的判斷？

關于彈劾案的最終判決，除了法律層面對違憲事實的認定，法官的判斷也要受到多個因素影響。

首先看民意和輿論的反映。目前為止韓國民調機構實施的各類調查中，支持彈劾、贊同罷免尹錫悅的人數始終多于反對彈劾、認為彈劾應該被駁回的人數。韓國蓋洛普公司2月21日公布的民調中，60%的人支持彈劾，反對彈劾的只占34%。民調機構“真實計量器”2月24日公布的調查結果則顯示，52%的人支持罷免尹錫悅，認為彈劾應該被駁回的占45.1%。雖然通過彈劾案尹錫悅擴大了右翼勢力的支持，但罷免尹錫悅始終是多數韓國國民希望見到的結果。

韓國主流媒體在戒嚴后對尹錫悅的報道調門明顯發生變化，即使保守媒體也不得不站在道德層面對尹錫悅實施戒嚴進行譴責。尹錫悅被彈劾停職后，雖然共同民主黨因過于強勢一度遭到保守輿論批駁，但在彈劾案審理的報道上，保守媒體基本保持了客觀立場，沒有一味呼應尹錫悅的辯解。事實上，尹錫悅狂熱的支持者更多集中在保守右翼團體和YouTube平臺上的極右色彩的視頻up主，他們散布的極端言論和極端行動沒有得到社會主流階層和主流輿論的認可。

其次看政界的動向。在野黨強烈要求罷免尹錫悅，公開為提前大選造勢，制造尹錫悅事實上已下臺的輿論。執政黨雖然反對彈劾，但內部也已暗暗在為提前大選作準備，各路重量級人士或公開發聲或暗中發力搶占先機，反映出執政黨已難以完全恢復對尹錫悅的信心，這也將對法官的判斷產生潛在影響。

尹錫悅在2月25日的法庭最后陳述中表示，如果恢復職務將推進修改憲法，實施政治改革，實行責任總理制，如果這一切能夠在任內實現，他可以提前結束任期。

雖然彈劾事件后修改憲法成為韓國政界的熱門話題，但修憲是重大政治議題，不可能短時間一蹴而就。尹錫悅此時拋出修憲話題，被認為是為了實現輿論反轉，爭取有利的判決結果。這個舉動效果有限，尹錫悅恢復職務能夠平息混亂，還是會帶來更大的混亂，是目前法官更關注的問題。

再次看尹錫悅司法風險的影響。即使彈劾被憲法法院駁回，尹錫悅恢復行使總統職權，但依然不能消除其面臨的司法風險。法院對尹錫悅涉嫌內亂案件的審理已經啟動，檢察機關對尹錫悅夫婦干涉選舉的調查也在進行之中。雖然韓國法律規定總統有不受刑事追訴的豁免權，但不包括“內亂”和“外患”罪名。這意味著即使尹錫悅恢復總統職務，也要接受法庭的審判，這在韓國憲政史上尚無先例。總統如何邊履職邊受審？國民能否接受這種方式的執政？都是憲法法院要考量的因素。

無論尹錫悅怎樣為戒嚴行動辯解，他都給韓國的政治和司法制度出了一道難題。

彈劾爭議對韓國政治和司法制度形成嚴重沖擊

法院權威遭到挑戰。從憲法法院受理彈劾案開始，圍繞法官的任命和資質、庭審程序和日期安排、證人證物的采納等環節，尹錫悅的律師團隊不斷質疑法院的公正性，向法院施加壓力。尹錫悅的支持者對特定法官進行網暴，甚至到法官居住的小區門前鼓噪騷擾，向法官施加壓力。每到庭審日，反對彈劾的保守團體都在憲法法院門前集會示威，制造尹錫悅含冤受審的氛圍。這些做法直接挑戰了憲法法院的權威和公信力。

如果說憲法法院只是形式上遭到挑戰，1月19日凌晨發生的首爾西部地方法院被打砸事件，則使韓國司法部門受到實實在在的羞辱，法院門牌被摘下損毀，設施遭破壞。韓國全國法官會議發表聲明指責暴力行為“破壞了憲政秩序基礎”、“侵害了司法部門職能”。前所未有的法院遭沖擊事件，暴露了彈劾事件引發矛盾的尖銳和不可調和性。

選舉的公正性受到質疑。尹錫悅發動戒嚴的理由之一是“選舉不公正”。戒嚴當晚，韓軍情報部隊接到命令到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進行搜查。尹錫悅對于其他被指控的事實百般否認，對于派遣兵力搜查選舉管理委員會一事卻坦然承認，表明他對“選舉不公正”有十足把握。

尹錫悅之所以對“選舉不公正”耿耿于懷，是因為2020年、2024年兩屆國會議員選舉中，保守政黨都遭遇慘敗，進步政黨占據了國會多數席位，尹錫悅執政后一直面臨“朝小野大”局面，施政處處受到掣肘。尹錫悅把一切歸結于“反國家勢力操縱選舉”，千方百計要查清真相，清除禍患。

據韓國媒體報道，保守勢力所提出的“選舉不公正”的疑點，早已被大法院判決“證據不足”，認定沒有發現選舉存在不公正現象，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也針對相關質疑做了解釋。但尹錫悅方面堅持不松口，毫無根據地散布相關言論。這些言論混淆了民眾的是非判斷，也使韓國選舉制度的公信力受到損害。

檢察制度改革可能倒退。尹錫悅彈劾案審理的同時，對其涉嫌內亂案件的審理也已啟動。尹錫悅被拘留起訴經歷了艱難的角力過程，其中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公調處）發揮了重要又略顯尷尬的作用。

公調處的成立是文在寅政府推動檢察制度改革的成果，目的是分擔檢察機關的調查職能。作為成立后接手的首個重大案件，公調處本來計劃通過調查尹錫悅，一戰成名，樹立起權威地位。但尹錫悅從始至終對公調處表現出藐視態度，即使被逮捕之后，也拒絕接受公調處的正式調查。最終案件由公調處移交檢察機關，才實現對尹錫悅的拘留起訴。

公調處在調查尹錫悅過程中的表現受到多方質疑，調查人力不足，調查手段有限，協調相關部門的職能不明確，都成為限制公調處發展的癥結。如果因尹錫悅案件公調處淪為雞肋，檢察制度改革可能停滯不前甚至倒退。

對于2月25日的最終庭審，《東亞日報》注意到，尹錫悅在最后陳述中表示“戒嚴目的大部分已經實現”，但沒有作出“服從法院判決”的表態。這是一個信號，如果憲法法院最終判決彈劾成立，尹錫悅被罷免，預計他的支持者將會采取激烈行動進行抵抗，即使那并不能改變判決結果。

不論尹錫悅最終被罷免還是復職，如果韓國不能解決此次憲政危機暴露出的政治制度的矛盾根源，今后無論哪個政黨上臺執政，總統被彈劾、執政被不正常中斷的風險始終存在。未來韓國政局發展依然充滿變數。

（徐志堅，天津外國語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