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和，1928年生，江蘇六合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外古史比較研究的領軍人物。師從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劉先生兼治經學和史學，著眼于在實質層面回應黑格爾關于中國歷史的觀點，力圖打通中國史和世界史，進行中西歷史比較研究，同時致力于哲學方面的思考。本文來自劉家和先生的學術和生活自述《困學卮言》。

歷史學者所讀的書當然離不開史書，包括史料。史料分一手、二手、三手，我們怎樣找到史料？找到后怎么讀？史料內容可信度有多高？發現不同史料對同一事件的記載有不同怎么辦？所述內容是否能懂？這些都是有關讀書的問題。史料一詞過去也叫作史源（historical sources），研究史源的學問叫作史源學。陳垣先生是史源學大家，我們可以圍繞他如何治學談談找史料的問題。

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

陳垣先生讀了梁啟超對玄奘事跡的年代考證，提出反對意見。梁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講述，他在給玄奘作年譜的過程中發現有年代的問題。依據玄奘弟子所著的《續高僧傳》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離唐西行的年代是貞觀三年（629年），返唐時間為貞觀十九年。梁先生認為，返唐時間沒有問題，問題是離唐年代。因此，他做了非常詳盡的考證，最后將玄奘出發時間從貞觀三年改定為貞觀元年。梁氏的論證有好幾個方面，其中重要的有兩點：第一，玄奘回唐的年代為貞觀十九年，在外十七年，但是，掐頭去尾計算，如果貞觀元年出行，在外十七年，也可以是貞觀十九年返唐。第二，梁氏從玄奘途中所見之人方面考察，以定其離唐年代，這一另辟蹊徑的手法無疑是匠心獨具的。他發現玄奘在西突厥見到了當時的葉護可汗，立刻查閱了有關史料。他先查到晚出的《資治通鑒》說葉護可汗于貞觀二年被殺，但不甘心，他要從正史中查出《資治通鑒》所依據的材料。最后他在《新唐書·薛延陀傳》中找到葉護被殺于貞觀二年的記載。梁氏因此指出，如果按照傳統的貞觀三年出行的說法，玄奘不可能見到葉護可汗，因為后者于貞觀二年既已被殺，因此他的貞觀元年之說成立。

對于梁啟超先生的論證，陳垣先生進行了進一步的考證。陳先生指出，宋代的《資治通鑒》中貞觀二年葉護被殺之語，源于唐代的《通典》，《通典》明言葉護于貞觀元年見弒，而《通鑒》割裂原文，說成二年，有誤。另外，陳先生發現，《冊府元龜》也明確記載西突厥的“統葉護”（葉護可汗）在貞觀元年為伯父所殺，并指出，《冊府元龜》記載唐代史事，多依據《實錄》按年編排，史料可信度很高。更重要的是，陳先生依據《通典》發現，西突厥的葉護可汗有兩個：統葉護和肆葉護，后者是前者的兒子。貞觀元年，統葉護被伯父殺死，伯父自立為俟毗可汗，而統葉護之子肆葉護與俟毗爭立并于貞觀三年統一西突厥。玄奘于貞觀三年出發，貞觀四年抵達西突厥，所見可汗是肆葉護而非統葉護。如此，則法師貞觀三年離唐之說不誤。陳垣先生的論證，不僅解決了玄奘西行的年代問題，而且使西突厥統葉護被殺，俟毗篡位，肆葉護復仇并重新奪回汗位這段歷史重現在史學界。

梁啟超先生透露，他為玄奘作年譜時，憑借的史料合計不下二十種。我們看到，盡管梁氏盡可能搜集史料，但他仍然遺漏了《通典》和《冊府元龜》兩部重要的著作。他所依據的，主要是《資治通鑒》和新舊《唐書》，也許他只相信正史。陳垣先生沒有局限于正史，他能夠利用政書《通典》和類書《冊府元龜》這樣的材料，深知其可以補足正史的缺失，甚至可以糾正正史的錯誤。《通典》著于唐代，敘述唐以前制度所依賴的是二手材料，而敘述唐代情況則依據一手材料，因此對唐代的敘述有相當高的可信度。另外，《冊府元龜》從宋代的散佚到后來的殘卷借從日本拍照之機而留存之命運，使陳垣先生對它有特別的關注。

上述對梁先生和陳先生引用史料的對比并沒有抑梁揚陳的意思，我只是想說明，搜集史料的問題不容小覷，它可能直接影響到學者的觀點和結論。大師不免有疏忽的時候，何況我們？有了一個研究題目，進行史料的搜集時，要盡量做到占有所有的史料，所謂竭澤而漁。梁先生沒有做到，而陳先生做到了。再者，讀書是一個積累知識的過程，博覽群書可以為研究工作打好堅實的基礎。博覽群書的前提是認為自己的知識不夠，必須加倍努力。如果滿足于現有的知識，很難產生讀書的動力。陳垣先生在六十九歲時曾對學生們說：“我明年七十，更覺得所見太少，所知太少。并非自餒，亦非自卑。諸君比我聰明，三十五歲時將與我相同。”（《史源學實習及清代學術考證法》）這句話聽起來是謙虛之言，但我相信，這是陳先生一生的座右銘，他對知識的不斷追求，正是源于此。

陳垣先生說，做學問搜集資料，要“竭澤而漁”。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這本小書，陳老兩年內讀了兩遍，第二遍比第一遍讀得還要細致。“澤”就是知識結構。現在的人主要靠上網找資料，輸入幾個關鍵詞，就找到所有的材料，可以說是“一網打盡”，與竭澤而漁差不多。但是，網上搜尋只是一個捷徑，只能是一時有效。對做學術的人來說，人腦要先于電腦而動，電腦要因人腦而用，這種主從關系不能反過來。《書目答問》告訴我們如何做學問，告訴我們最基本的材料都在哪里。搞古代史，要先從清代的學術史入手。讀《左傳》，如果僅僅從《左傳》的“文”開始讀，就缺少了“獻”這一部分，即后人，尤其是清人，對《左傳》的研究。《書目答問》所列的史學、經學、小學與這些的關系，十分有用。所列的史學家，有幾個不是經學家？有幾個不是小學家？一流的史學家同時又都是經學家和小學家。史學部分有不同的門類，清楚地掌握這些門類，頭腦中就形成了知識結構的網絡，有層次，也有一個一個的澤。每個問題都屬于某一個具體的澤，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在它的澤中尋找答案，做到竭澤而漁。找錯了澤，就無法獲得資料。大海不是澤，無邊無際，無處入手，讓人如同老虎吃天，無處下口。澤與澤是搭界的，類似洞庭湖，包括多個湖，一個湖就是一個澤，面積是有限的。研究一個題目竭一個澤，研究做多了，這些澤在頭腦中就形成了知識庫。

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研究元朝的“色目人”漢化的程度。這是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過去人們對清朝滿人的漢化情況了解很多，對色目人的情況了解很少。史書中提到色目人的名字，將他們的事跡尋找出來就不容易了。陳垣先生看了幾百種書，除史書之外，還有小說、筆記、書信、文集，等等。他是如何知道從這些材料中尋找的？關鍵就是他平時頭腦中就有一個個的澤。

我要提倡陳垣先生的治學方法，并弘揚光大。我一定要向有關領導建議，否則我對不起我們的民族。我能活多久，這是上天的事，我只管自己的事，能做就做。我希望能辦一個關于陳老治學方法的研討班，國際性的，不僅有國內學者，也要有西方學者。現在西方漢學家讀古書的能力遠遠不如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大學者。

有幾個詞，我發音不準，一個是血統論，一個是學統論。前者是血緣關系，我們稱為血統；后者是師從關系，稱為學統。還有一個詞是水桶論。就學統方面說，現在與陳垣先生有過學術關系的人，已經很少了。他的學術一定要被繼承下去。我覺得陳老是有意識地補足自己的短板，哪方面不行，就補哪方面。陳老與當時的國際漢學界保持聯系和交流，尤其與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交往甚密。現在法國沒有伯希和了，中國沒有陳垣了。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非常重要，開創了中國學術史。他將明儒的學統關系講得很清楚，包括縱向的師承，橫向的同門，各有什么書，各有什么見解。后來他又開始寫《宋元學案》，但沒有做多少，由全祖望接手完成，篇幅比《明儒學案》大很多，也很精。陳垣先生對這兩部“學案”的內容非常熟悉，可見其重要性。顧炎武的《日知錄》是考據性質的札記。顧炎武之前有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黃震的《黃氏日鈔》，顧炎武之后是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這部書做得最精，學術上有很多新發現。我寫那篇關于《日知錄》的文章時，不知道應該讀《黃氏日鈔》，這說明我不夠資格研究顧亭林。經陳老的指點，自己才驚醒。顧亭林是反對陸九淵和王陽明的，黃梨洲兼采陸王。在經學領域里，顧亭林是漢學經學家，黃梨洲是漢學兼宋學的經學家。顧亭林和王伯厚（王應麟）的書很有意義，都是在亡國后寫的。王應麟、顧炎武的著作寄托了關于亡國的思緒。《日知錄》刻版時，原文有改動。顧炎武提到的“國朝”是指明朝，刻版時改為“前明”。陳垣先生在抗戰中寫《通鑒胡注表微》，也有同樣的共鳴。

陳垣先生有愛國思想。他用全祖望《鮚埼亭集》作史源學教材，表彰清初的明朝遺老。全祖望是乾隆時期的人，但他有明代遺老思想，也是個全才，通經學、史學、小學、詩文。黃梨洲寫《宋元學案》，但是沒做多少，大部分是由全祖望做的。這是中國第一部學術史。宋朝末年的文天祥、作《困學紀聞》的王應麟、作《文史通考》的馬端臨、作《黃氏日鈔》的黃震，他們都是同科的。陳老在淪陷時寫的《通鑒胡注表微》寄托了民族情懷。

史學界的“二陳”，即陳寅恪、陳垣，刻意不碰經學，因為經學有很多不可解決的問題。陳寅恪先生說自己“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這看起來是謙遜之辭，其實是因為先秦兩漢的書很少，語焉不詳，證據不足。陳垣先生直到七十歲時，才準備通讀《十三經》，但后來沒有實行這個計劃。他們一輩子只做史學，不做經學。他們經歷過兩種擯棄經學的形式。一種是革新派，反對古書，比如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主張將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另一派是“新儒家”，即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等人，捍衛傳統。“二陳”代表了近代史學的開端，史學真正從經學中分離出來。過去經學和史學總是聯系在一起的。

熱河文津閣的《四庫全書》轉到北京，陳垣先生能夠先看到。他發現《四庫》缺乏有關基督教的文獻，他想按照朱彝尊的《經義考》和謝啟昆的《小學考》的方法補足基督教的書。搜尋所有的書，存在的，不存在的，都收錄。對存在的書，介紹有哪些序，哪些跋，哪些評論，讓讀者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對已不存在的書，也盡量對其內容做介紹。陳老雖然不碰經學，但會采用《經義考》的方法做基督教的文獻。他研究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都不搞教義，而是搞宗教之間交流的歷史。

研究經學的，天分低的人，考證一點具體的東西；天分高的，立足于好幾個點。二者都可以成名。這樣的話，功名利祿都來了。兩漢以后的史料，非常豐富。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專門知識的科目也多。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非常有價值，可以說是“經國文章”，大手筆，讓我讀起來愛不釋手。其重要性在于揭示了當時外族人認同的是什么文化的問題。他使用的材料，一般人都不知道，也不會用。陳寅恪認為，清代做史學的著名人物，如趙翼、王鳴盛、錢大昕等人，都是做了大官以后再做學問。他們研究歷史，不是為了出名，而是為了消遣。要出名，必須做經學。經學到了清代末期，已是烏煙瘴氣。古文經學很腐朽，今文經學走火入魔。

我從南方來到輔仁大學，心境發生了變化。在江南大學時，上錢穆先生的課，了解他的學問。錢先生做考證，做大課題，發現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錯誤的，寫出《劉向歆父子年譜》予以辯駁，一舉成名。錢先生也搞年代、地理、先秦諸子，等等。我非常感激錢先生，錢先生告訴了我通史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他的教導，我不會考慮魏晉南北朝史的問題。《廿四史》中，我最薄弱的是《元史》。但是，我到了北京以后，感覺錢先生在學問之精的方面，不如陳垣先生。史學界“二陳”之說，不是隨便叫出來的，二位的成就有目共睹。陳垣的考證，發現葉護可汗有兩個，因此指出梁啟超先生關于玄奘西游年代的問題；陳先生還考證出有兩個郝天挺，一個在金朝，一個在元朝，一個是元好問的學生，一個是元好問的老師，后代史家認為是一個人，陳老的這一發現糾正了史書的錯誤。陳老是無書不看，所以能發現別人沒有發掘的東西。

顧炎武的《日知錄》“停年格”條提及“辛琡”，但后人注《日知錄》時，不知辛琡是什么人，遍查古書也找不到。陳垣先生發現，“辛琡”是北魏的“薛琡”，顧炎武誤寫為“辛琡”。

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邀請袁世凱到南京任大總統，袁不愿意脫離他在北京的大本營，因此在北京召開國會，陳垣先生任國會議員。當時陳漢章提議以孔子之教為國教，梁任公先生也贊成，這與他的老師康有為先生有關，但陳老反對。陳老研究宗教，了解基督教。他從中西文化史角度看問題，認為中國應該開放，不能閉關。英斂之辦輔仁大學，當時天主教會的馬相伯看中了陳垣老，同意由他擔任輔仁大學校長。……陳老著《元也里可溫考》，研究基督教。

陳老是做過官的，當過教育部次長，但一心想做學問，離開政治。任國務總理的梁士詒因此很不滿意。如果陳老繼續擔任副部長，也就無足輕重了，歷史上的副部長太多了。現在陳垣就是陳垣，一提中國的歷史學家，其中就有他。

在南方的時候，錢穆先生給我兩個影響。一個是必須要有強烈的通史意識，因此我做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都注重一個“通”的概念，在研究橫向的同時，關注縱向的。第二個影響是如果要研究先秦諸子，必須熟悉清代學者的成果，尤其是清人的考證。宏觀的理論思維與微觀的考證結合在一起，這就夠用一輩子了。到了北京，陳垣先生給我的影響是讀書要精。陳老對我關于顧炎武文章的點評，引起我深刻的反思，反思自己讀書的不足之處，反思自己讀書的精準度在哪一個層次，反思自己與陳老的差距，從中學習前輩的讀書方法。

陳垣先生比錢穆先生長十五歲，讀書比錢先生精，博的方面也勝于錢先生。陳老決不寫通史，他對歷史學的研究和貢獻是別人做不到的。他開拓的年代學，如《中西回史日歷》《兩千年中西歷對照表》，對研究歷史的人而言不可或缺，不知歷法行嗎？陳老的《史諱舉例》研究歷史上的避諱，不知道避諱的規則，讀古書就不精，甚至讀錯，能不重要嗎？《釋氏疑年錄》講年代，錢大昕先做，沒有完成，陳先生接著做下去。陳老的《校勘學釋例》，提出的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運用邏輯，中國的歷史理性也有邏輯。西方人講究歷史的真實，有兩種真實：一種是符合說，所講的東西要符合客觀；另一種是連貫說，前面所說的要與后面說的一貫，不能有矛盾。陳先生的本校法，就是強調前后不能自相矛盾。

學校曾經給陳垣先生派過一位助手，那是我的學長，但他不能勝任，很快就回來了。其實若派我去就好了，但我是搞外國史的，我爭取去也不行。

陳老做官，對做學問很有幫助。他能夠以教育部次長和北圖館長的身份經手敦煌的材料，組織人手對《四庫全書》進行整理、編號碼。他找材料太方便了，別人沒有這個優越條件。

談及“文獻”，陳老對我來說，就是“獻”。何晏注《論語》的“文獻”：“獻，賢也。”

我年輕時讀過梁啟超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了大概的了解，但后來發現他的研究不夠深，沒有層次。梁先生比陳垣先生大七歲，梁的學術成就是巨大的，陳沒有達到梁的程度，但是讀書之精，梁比不上陳。

本文節選自劉家和口述，陳寧整理：《困學卮言：史學家劉家和先生的學術和生活自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