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亞從小生活的德國西南部城市斯圖加特一帶，是保時捷與奔馳的誕生地。但近幾年，這座曾讓人引以為傲的汽車工業中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生活到工作，一直泡在汽車文化里的索菲亞已深切體會到傳統產業面臨的危機，也對經濟滑坡更為敏感，一系列連鎖反應的末端則是對聯邦政府的信任流失。令她觸動的是，現在圍繞政府政策的討論比過去20多年的任何時候都要激烈。

去年12月，“債務剎車”問題成為最后一根稻草，德國總理朔爾茨領導的社會民主黨與自民黨、綠黨組成的“交通燈”執政聯盟提前瓦解，經信任投票和總統確認，新一屆聯邦議院選舉提前至2月23日進行。選前，來自八個政黨的代表多次舉行電視辯論，在不同場合就移民與經濟等關鍵議題展開激烈交鋒。

“從未見過德國有如此緊張的選舉氛圍”。索菲亞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最近不論是在家庭聚會、朋友聊天，還是在電視、廣播、社交平臺上，全都是選舉和政策的相關討論，德國社會內部的意見變得更加分裂了。

和索菲亞的交談正值德國議會選舉的最后階段，柏林市中心的反右翼極端主義示威活動如火如荼，數萬人疾呼“警惕德國向右轉” ，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AfD）。罵聲與呼聲同在，選擇黨的支持率已經攀升到僅次于聯盟黨的位置。

中間派選民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為德國選擇黨依靠在移民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不僅獲得一些選民的支持，還一度突破了德國傳統政黨對極右勢力壘砌的 “防火墻”，似有進入“主流”之勢。

極右翼強勁的上升勢頭沖擊了長久以來的共識政治，但在索菲亞看來卻是意料之中，尤其是近幾個月德國多地發生外來人口襲擊事件，惴惴不安的選民希望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長期以來，德國被視為歐洲穩定的支柱，體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但現在正面臨考驗，德國人對自己生活水平的看法悲觀，民調顯示處于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住房危機加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消退，對移民的態度變得強硬。全球和地區發生劇烈動蕩之際，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也在下滑。

在索菲亞的認知中，安全感、計劃性、可預知是長久以來的生活常態。然而，眼前的混亂還不見底。她沒有透露自己在大選中如何投票，只是明確不會支持選擇黨，認為德國仍然會由主流政黨執政，因為這是一個相對傳統的國家。

2月24日凌晨，德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公布德國聯邦議院（議會下院）選舉初步計票結果。基督教民主聯盟與基督教社會聯盟組成的聯盟黨以28.6%的得票率領先其他政黨，在選舉中獲勝。德國選擇黨得票率為20.8%，排名第二，以現任總理朔爾茨為總理候選人的社會民主黨得票率為16.4%，排名第三，遭遇二戰以來最大敗績。

在越來越激烈的政治話語中，德國人的不安感悄然間野蠻生長， “不確定性”開始演變為另一種常態。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3日，德國柏林，基督教民主聯盟（CDU）領導人弗里德里希·梅茨在黨總部向支持者致辭并鼓掌，慶祝德國全國選舉的結果。視覺中國 圖

混亂的 “種子”與“爆發”

這是索菲亞在汽車行業工作的第八個年頭，2019年她從德國老牌車企跳到了以色列一家服務于自動駕駛的技術公司，幾年后又轉到了用于自動駕駛的人工智能初創公司。她的理由很直接：一些外企在創新速度上比德國快，并且對新技術更加開放。

索菲亞跳槽的那一年也是德國汽車業備受 “煎熬”的一年，受到貿易摩擦和歐盟排放新規的影響，2019年德國汽車本土產量創23年來新低，而那只是危機的序幕。2024年10月底，大眾汽車集團宣布考慮關閉德國的三家工廠，裁減數萬員工，并下調薪資，震動全國。

大眾所處的困境是德國汽車行業的縮影，在內燃機轉向電動汽車的變革中，德國不具有關鍵的電池技術，還面臨歐洲電動汽車需求下滑、能源和勞動力成本高企、其在主要市場中國的銷量下跌以及中國競爭對手進軍歐洲等諸多問題。

德國汽車迭代之難在索菲亞父女身上也略窺一斑。她父親那一代人成長于內燃機時代，他們喜歡轟鳴的引擎、高速駕駛，沉迷于賽車文化，不太關注舒適性。相比之下，索菲亞這一代人更關注可持續發展，希望找到更環保的方式，更注重汽車的軟件功能。

通過對海外車企的觀察和比較，索菲亞認為，風險規避觀念和官僚主義是德國車企創新乏力的主要阻力，早在特斯拉進入德國時，很多人就意識到了問題，但始終沒有做出改變，拖慢了行業前進的速度，重創德國人的經濟增長愿景。

“如果汽車制造不再是德國的核心產業，我們還能在哪個行業保持領先？我們的優勢在于工程技術，但中國正在趕超，美國則在人工智能方面發展迅速。那么德國的未來在哪里？”德國信息技術分析師弗里德里希在和澎湃新聞談及傳統工業時深表擔憂，認為政府缺乏有力的領導，過于專注于削減預算，而非投資關鍵產業。

2021年上臺的“紅綠燈”聯盟繼承了默克爾時代的財政正統觀念，堅持平衡預算。財政零赤字在德國被奉為一種道德神話，“債務剎車”被視為成功的政治產品。（注：“債務剎車”來源于2009年寫入德國憲法的財政規則，明確了德國聯邦政府不得為德國州政府舉債，聯邦政府的新增財務赤字不得超過國內GDP的0.35%等）

德國前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2017年退休時，財政部400多名同事全員黑衣，在樓下排成一個0形，慶祝他在任期間的標志性成就——平衡聯邦預算，這在德國被稱為“黑零”。財政部歡聲的另一面是，民間對火車頻繁晚點、網絡“龜速”的抱怨聲。鐵路年久失修、網絡基礎設施落后、住房短缺等問題都迫切需要公共投資來解決。過去，蓬勃的外部需求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德國這種經濟模式的缺陷，但是隨著國際出口市場萎縮，其國內經濟停滯問題火燒眉毛。

去年11月， “紅綠燈聯盟”在談判2025年預算時，自民黨領導人、時任財長林納德仍然要求嚴格遵守債務剎車，將削減財政赤字置于投資之上，而社民黨和綠黨都意識到公共投資的緊迫性，最后執政聯盟以林納德被解雇為句號垮臺。

索菲亞和弗里德里希對朔爾茨領導的聯合政府感到失望，但原因并非只是經濟問題。在索菲亞記憶里，疫情期間的政府決策讓德國許多民眾感到困惑和不安，“那段時間發生了很多悲傷的故事，對人們的心理產生很大的影響，自此埋下了對聯邦政府質疑的種子”。

在疫情前的十多年生活里，索菲亞覺得周邊大多數人都過得很安逸，平時抱怨最多的是天氣，但是當生活秩序被疫情打破，俄烏沖突的影響抬高了德國能源的價格，難民危機帶來安全威脅……很多人對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難有了實感，種種不滿積壓到這一次大選期間被放大并爆發了出來，這也為德國選擇黨提供了擴張空間。

移民會解決問題，還是讓問題更糟

“如果你不喜歡當前的社會狀況和發展方向，選擇黨就成為了一個你可以投票支持的政黨。” 弗里德里希抵觸德國選擇黨，但承認他們的宣傳做得很好，黨名中包含Alternative 一詞，意為另一種解決方案，直擊一部分德國人尋找答案的心理。

40歲的弗里德里希生活在杜塞爾多夫市，2024年的數據顯示該市約兩成人口是外國國籍，他的中國女友就是其中一員，他本人也熱愛中國文化，為自己起名“王飛揚”并入駐了中國社交平臺小紅書。對外文化交流已經成為弗里德里希生活的一部分，他也因此對移民環境投注更多關注。

在杜塞爾多夫，外國人在當地開設公司、商店、餐館，弗里德里希樂于看見陌生的面孔給家鄉帶來經濟繁榮，他所在的公司也對外籍應聘者持開放態度，“德國IT行業有大量空缺職位，我們公司很歡迎外國IT人才，只要會說英語就可以” 。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2023年德國凈移民人數為66.3萬人，較前一年146.2萬人大幅下降，但也部分彌補了德國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齡化問題，使總人口達到 8470 萬人的新紀錄。長遠來看，未來勞動力缺口仍然是一個嚴峻問題。聯邦建筑、城市事務和空間發展研究所 （BBSR）去年發布報告稱，到 2045 年，德國的勞動人口將減少 2%。

隨著選擇黨支持率連年上升，外界稱不排除選擇黨在四年后進入執政聯盟的可能。弗里德里希擔心選擇黨的反移民政策會使德國對人才的吸引力降低，進而影響經濟。他曾接觸過一些選擇黨支持者，發現大多是老年人和年輕男性，“他們懷念過去的德國——只有德國人，一切都很熟悉。希望恢復傳統的性別角色——女性待在家里，照顧孩子。”

他的粗略印象與民調數據大抵一致。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調查顯示，26%的德國男性對德國選擇黨持正面態度，自2022年以來上升了10個百分點，而女性這一比例為11%。分析認為，女性更有可能關心自己和少數群體的權利，而男性則更擔心不太以權利為基礎的保守價值觀。

選擇黨在德國東部和經濟較不發達地區的勢力最為強大。柏林社會科學中心政治學教授沃爾夫岡·施羅德對美聯社表示，該黨有獨特的能力，以清晰、強烈、激進和感性的方式處理問題，而其他政黨做不到。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支互聯網政黨。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3日，德國柏林，德國選擇黨（AFD）聯邦主席候選人艾莉斯·韋德爾（Alice Weidel，中間）、AFD聯邦主席蒂諾·赫魯帕拉（Tino Chrupalla，左）、克里斯丁·布林克（Kristin Brinker，AFD）和比爾恩·赫克（Bj?rn H?cke，右）在AFD聯邦辦公室參加AFD選舉聚會，對德國聯邦議會第21屆提前選舉發表反應。視覺中國 圖

善用社交平臺的選擇黨近幾年吸引了大量年輕人。截至2月23日，德國選擇黨在TikTok上的議會黨團官方賬號擁有超過563800名粉絲，在此次大選中得票率最高的聯盟黨在同一平臺上只有27700名粉絲。

弗里德里希來說，極右翼在移民問題上的聲量可能會影響其未來的家庭生活和工作，而對于那些移民而言，尤其是德國東部地區，已經到了需要考慮去留的時候。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甚至公開接受了帶有政治色彩的“再移民（remigration）”——這個詞被理解為大規模遣返或驅逐具有移民背景的人。

德國選擇黨圖林根州黨部領導人比約恩·霍克更為直接，他在去年8月演講稱：“夸張點說，（如果我當選）每分鐘都會有遣送移民的飛機從埃爾福特機場起飛。”不久后該黨在圖林根州議會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二戰結束近80年來極右翼政黨首次贏得聯邦州選舉。由于缺乏盟友，選擇黨在圖林根州沒有上臺執政的希望，但仍可以通過其影響力對政治議程施加影響。

作為選擇黨圖林根州的新聞發言人和州議員，托本·布拉加經常會為其領導人霍克的一些言論做出解釋。關于移民問題，他告訴澎湃新聞，一個國家不可能在維持正常運轉的社會福利體系的同時，又實行開放邊境政策，兩者無法共存。

布拉加出生于巴西，在多元文化環境中長大，家人基本是左翼，但他與眾不同，并堅定支持限制移民政策。大學畢業后，他最初加入了自由民主黨（FDP），而后因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而主動退出，2015年轉而投身選擇黨，正值時任總理默克爾做出開放邊境的決定。布拉加認為，正是當時的決策使德國社會之后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去年的那場州議會選舉中，布拉加輕松獲得議席，他將勝利歸功于選擇黨的理念與東部選民的核心政治認知高度契合。“由于東德的特殊歷史，該地區選民對政府的干預和控制格外敏感，對移民問題持更加謹慎的態度，尤其質疑移民帶來的社會變革。在這些方面，選擇黨的主張更受歡迎。”

德國東部地區人口外流問題一直存在，人口密度普遍低于西部。加之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問題更嚴重。2022年底，德國18歲至64歲人口約為5140萬，其中只有720萬人生活在東部各州（不包括柏林）。東部地區面臨吸引技術工人和外國投資的難題，德國商界也在對此發出警告。

“10年來不斷有人告訴我們，德國需要移民來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然而事實是，移民并未解決這些問題，反而使問題變得更糟。” 布拉加說道。

布拉加指出了移民帶來的安全隱患，這也是選擇黨政策獲得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今年以來連續發生兩起阿富汗人發起的襲擊事件。1月22日，阿沙芬堡市中心發生持刀襲擊幼兒事件，造成2死2傷。2月15日，慕尼黑發生汽車沖撞人群事件，2死37傷。

圍繞移民的話題談了很多，立場鮮明的布拉加最后特別強調：“我們不是一個完全反對移民的政黨”，需要的是滿足資格要求的移民。他試圖弱化外界給選擇黨貼上的“反移民”標簽。

在中間道路漸進式調整

“隨著德國繼續接收移民，壓力只會增加，在某個時刻，人們會感到受夠了，這將是德國選擇黨的時刻。”在東德地區長大，2015年從社民黨轉投選擇黨的蕾妮·施普林格（Rene Springer）對澎湃新聞表示，她相信，再過四年，德國會有一位來自選擇黨的總理。

弗里德里希對選擇黨的崛起感到擔憂，他認為德國的政治現狀和美國越來越像，對當前的主流政黨感到失望，希望帶來任何形式的改變，像是一種反抗。從外界來看，這一定程度是反建制派勢力的擴張。

顯然，德國主流政黨也意識到選民的需求，在經濟問題上不再繼續“傲慢”。聯盟黨過去一直主張“債務剎車”，但默茨在選前表示愿意考慮各種融資方案，以填補上漲的國防開支，表明他愿意放松財政限制，這是中左翼政黨所青睞的。

在移民問題上，默茨跨出了“危險的一步”。1月民調顯示，德國65%民眾認為應該減少接收難民，盡管他們更希望以歐洲為框架尋找解決方案。阿莎芬堡事發兩天后，默茨宣布將向聯邦議院提交一項限制移民議案，要求在邊境遣返更多的尋求庇護者。1月29日的聯邦議會投票中，議案在選擇黨的支持下獲得通過，雖然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沖破了德國主流政治不與極右翼政黨合作的“防火墻”機制。

聯盟黨的做法遭到公眾和政界的指責，一些人將此與納粹黨在主流政黨缺乏團結的情況下奪取政權相提并論。就連退休后很少評論政治的前總理默克爾也批評默茨的決定是“錯誤的”。但默茨仍然強調這項議案對德國的安全而言是必要的，否認與選擇黨合作的任何意圖。

施普林格認為，主流政黨只是延續了默克爾的政策，這些政黨并不打算在移民問題上強硬，只是在大選前不久改變了態度，之后一切會照舊。

與此同時，選擇黨也在試圖擺脫自身極端化的政治形象，在此次大選競選綱領文件中提出，推行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外交政策、恢復傳統能源供應減少能源成本、降低社會住房成本等政治訴求。

弗里德里希不否認各個政黨都有一些好想法，而他沒有改變對綠黨的支持，相信他們可以為新產業和新機遇打開大門，并且考慮到孩子的未來，綠黨占優勢的環保政策至關重要。但對于現實問題，例如昂貴的電價，綠黨是否能在短期內拿出應對方案，他沒有信心。

在2月24日公布的選舉初步計票結果中，綠黨以11.6%得票率位居第四不敵四年前14.8%的最佳戰績。實際上，中左翼的綠黨在此次大選中已經將減輕民眾生活成本列為核心議題，響應選民關切，嘗試推行務實溫和政策，為與其他政黨結盟留有余地，它是否具有平衡中間派政治路線的能力，尚待觀察。

聯邦德國自1949年建立后，向來以穩健的共識政治而著稱，其根基是德國廣大的“中間力量”政黨。默克爾時代一直維持政治上走“中間道路”，在難民危機的刺激下，政治極端化上升，主流政黨右傾明顯，中間派遭削弱。

過去幾年里，德國的政治話語變得更加激進。索菲亞能夠感受到氛圍的變化，以往，德國的主要政黨一直在相對穩定的政策方向上交替執政，但今年不一樣，經濟低迷的失落、氣候變化的風險、物價上揚的壓力、對待移民的糾結，種種問題將國家撕裂。

索菲亞笑著說，很慶幸自己不是政治家，要找到平衡各方的解決方案太難。但她對未來依然樂觀，“盡管變化可能會很慢，但德國總是以漸進的方式自我調整，相信最終我們能夠適應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