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鄒露 新周刊

好的民謠創作不該是文藝的空中樓閣，而應具有強烈的社會性和在地性。他與林生祥的創作從未遠離其所關心的農村現實和個體命運。

記者 | 鄒露

編輯 | 詹騰宇

談論客家民謠，我們不可能繞開鐘永豐和林生祥。他們都是來自中國臺灣南部村莊美濃的客家人。在20余年創作生涯中，鐘永豐一直擔綱生祥樂隊（前身是交工樂隊）的歌詞創作和專輯概念設計工作，與樂隊主唱林生祥一同譜寫出許多從客家土地長出來的堅實聲音。

除此之外，鐘永豐還是詩人，做過文化行政工作者，還管理過地方水利事務。鐘永豐告訴我，在創作涉及美濃的農村議題時，他從未覺得自己是局外人，因為他一直在參與地方的公共事務。“你不會只是在要寫的時候才想到要去關心這些事情，而是一直關心這些事情，到了某個階段，你覺得可以為這件事情寫些什么了。”

全球化和現代化對客家莊頭的改造是鐘永豐長期關注的議題。“縣道184剛開始/像一尾蚯蚓/從日頭落山/語系又不通的地方/鉆到我們這個莊頭。”隨著號筒奏響，祭師吟誦，屬于美濃人的《縣道184》敘述起這條縣道的生命史。隨后我們能聽見拖拉機聲、嗩吶聲、口哨聲和“仙人”的吟唱聲。

這條直通村子的馬路改變了美濃的樣貌，如同蚯蚓連接著村莊和外面的世界，也如水蛭般“趴附我們這個莊頭/越吸越肥、越吸越光鮮”。

鐘永豐上中學時，美濃開始農地重劃，村莊的道路被重新規劃，為即將鋪開的農業現代化做準備。有一天他回家，突然發現農田被推平，樹也被砍掉。“插入式”的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并沒把偏遠的美濃排除在外。

農村變了，年輕人正在失去土地，或主動或被動地接入城市秩序。在本土制造業外移和泡沫經濟的時代里，他們遭遇就業危機，而后這群人回鄉落腳。面對生計、嫁娶和文化遺產的問題，他們又如何應對——這就是鐘永豐從《臨暗》到《野蓮出莊》的問題意識。

與鐘永豐長年搭檔的林生祥說：“音樂應該要走入社會，所以如果交工樂隊是一只麥克風的話，我們的麥克風還是會遞到工人或農民的面前，把我們看到的事情、聽到的故事講出來。”

撇開鄉愁談故鄉

《新周刊》：我們講生祥樂隊的作品，一定繞不開美濃這幾十年來社會現實的變化，因為作品緊密嵌合了各種社會議題。你不止一次在采訪中提到，處理農村議題時要做到日常化，也表達過反對文藝作品把農村“鄉愁化”這件事，這是基于什么考量？

鐘永豐：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你要寫一個地方，你當然會優先使用那個地方的語言。一個地方的音樂跟它的語言是聯系在一起的；關于發生在那個地方的事情，一定是當地人用他們的語言留下的記錄最豐富、最完整，也最生動。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已經被某種強勢語言影響了。就像你去美國，那你一定是想辦法用英文來跟他們對話。

當人離開了自己出生的地方，會把故鄉浪漫化或者鄉愁化，其實是在阻斷對故鄉的現實認知，這樣你不會真正去認識當地人、面對他們的課題——他們怎么想，怎么回應，又做了哪些事情——你就隔了好幾層，這樣寫出來的是你心目中的家鄉，而不是現實中的家鄉。

如果不去做訪談，不去想辦法進入那個地方真實的場景里，當然可以省掉很多創作上的困難，但對我個人而言，我不會這樣做，這過不了我自己這一關。

（圖/圖蟲創意）

《新周刊》：從交工樂隊的第一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開始，你的創作就在關注美濃當地的社會議題。這么多年以來，公共性始終是你在民謠創作中最看重的嗎？

鐘永豐：這樣說沒有錯。如果寫的事情沒有公共性的支持，沒有建立寫作者和當事人在公共性上的連接，那么寫的前提就不太成立。不然你只是去暴露別人的痛苦，后續可能也沒有得到任何公共性關注，這個寫作的立論就很值得懷疑了。

但個人的感情也可以有公共性。比如我寫《臨暗》，是從我非常個人的情感變化出發的。離鄉背井的人到了傍晚的時候就會特別難受，而且不會只有你一個人在傍晚的時候特別難受，很多從農村出來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這里出現了社會共同性，它是公共性的基礎。

在《臨暗》里，我會寫制造業外移導致的失業問題，進而導致個人情感的決裂，這些歸根結底還是時代性的社會變化。我要說的是，你不可能只是寫一些大問題，而這些大問題跟個人情感沒有關系。那樣的創作，我不認為會吸引人。

《新周刊》：在塑造公共性的過程當中，方言的使用是必要的嗎？

鐘永豐：傳統里的每一種元素都有它的階段性的任務。當我用客家話成就了一首好的音樂時，用的是什么語言就不重要了。因為聽眾會想要看音樂所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什么，會試圖去剝開語言的外殼，看它在談什么情感，談什么思想，談什么主張。

當這些內核傳達到的時候，你原本所使用的語言——哪怕全世界只有10個人懂，但對于熱切想去理解音樂內核的人而言——就只是一個外殼而已，它里面還是人性。

《新周刊》：你的意思是，語言只是一個形式，這個形式其實并不會影響內容產生的意義，是嗎？

鐘永豐：語言不會只是一個單純的表達工具，語言的背后有文化，它還連接了很多事情。通過不同的語言，編曲人一定會感受到不一樣的信息。當音樂通過編曲、演唱達到好的藝術性的時候，你不會只感受到語言的差異，而會像潛水一樣想要知道音樂的內核是什么。音樂從創作到欣賞，再到理智分析，是從有變無、從無變有的一個很奇妙的辯證過程。

2020年11月29日，中國臺灣臺北。生祥樂隊在云門劇場舉辦《野蓮出莊》發片演唱會。（圖/由被訪者提供）

什么聲音能代表真實的農村？

《新周刊》：這幾年大陸音樂市場中有種傾向，人們會把方言創作視為一種特例，把方言浪漫化，大家在意的其實并不是你剛剛所強調的在地、真實的記錄。你怎么看這種傾向？

鐘永豐：說明白點，我們都被異化了。對創作本身，如果從我們剛剛講的簡單面向來看，這哪里會是一個問題呢？

當然，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沒有外在的影響，跟外界的互動所產生的影響也成了現實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太喜歡用“原生態”這個概念，這對我來講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哪有什么“原生態”？現實就是有很多種“生態”在相互作用，現實在不斷發生變化。

對創作者的真正挑戰，不是要站在哪一邊，也不是簡單主張什么立場；而是怎么理解現實的變化，怎么通過藝術表現當地文化跟外界的互動關系，這是創作上的難題。

另外，創作還要跟社會對話，一定程度上跟商業體系連接，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談論不要把故鄉和方言鄉愁化、浪漫化，是因為這背后還有很多現實的東西要去面對。

云南會澤的兩名鄉村女孩，每天穿越大山到學校上課，步行往返需4個小時。故鄉是方言音樂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以它為母題的優秀作品層出不窮。（圖/王景春）

《新周刊》：提到所謂“原生態”，其實每個地方的客家話都不太一樣，很難說客家文化是作為鐵板一塊的整體存在，并且可以建構出統一的身份認同。你認為存在所謂原生態的客家音樂嗎？

鐘永豐：目前大概只有巴西亞馬孫河的叢林里面可能還有一些“原生態”。我剛剛之所以講這件事情，是因為創作其實是一件很細致的事情，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特殊性，而且它們也有普遍性，所以你是在同時面對這兩個面向的。

在臺灣，南北的客家文化當然有差別，即便是在美濃，鎮中心跟周圍村子（的居民）對一件事情的看法也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在創作的時候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你是站在什么主體（立場）上發聲的？這個主體可以細到什么地步？這個對話關系是什么？這都是要很誠實地面對的問題。

《新周刊》：關于聲音的使用，我也有一些疑問。比如從第一張專輯開始，你們就會使用各種各樣的聲音，在歌曲中出現了拖拉機和廣播的聲音。為什么會以這樣的方式呈現？這可以代表美濃的什么面向？

鐘永豐：拖拉機在臺灣叫“鐵牛”。跟臺灣大部分農村一樣，美濃的農民也會用到各式的拖拉機，（我們在歌曲中）用鐵牛的聲音就是想創造出勞動的場景感，這樣真實感會更強。

因為勞動場景跟政府的農業政策其實是有關系的，用廣播的形式讓政府官員宣布這個農業政策，兩種截然不同的場景之間就產生了連接。也就是說，一個農業場景跟一個政策決定是息息相關的。說起來道理都很簡單，沒有什么抽象的理論。

（圖/《相愛相親》劇照）

《新周刊》：一直很想聊《大團圓》。它其實是一段純演奏，放在《我等就來唱山歌》這張專輯的最后一首，我不留心的話會以為這是上一首歌的結尾，它的旋律也讓我想起客家人的喪葬儀式。為什么會選它作為一張專輯的結束？

鐘永豐：《大團圓》這支客家八音的曲目其實很特別。在美濃，不管是喜事、喪事，或任何一個祭祀的“起”跟“終”，都可能會演奏它，不是只用在喪葬儀式里面。所以專輯最后放《大團圓》，就是跟大家講，這張專輯的結束就是另外一個開始。

《新周刊》：它可以是什么的開始？

鐘永豐：很多種可能性。客家的喪葬為什么用《大團圓》？因為死是生的開始。在漢人的哲學觀里面，生死是輪回的。《大團圓》不是講一個結束，而是講一個循環，是輪回的隱喻。

故鄉的多重性

《新周刊》：語言到底是什么東西？語言跟故鄉之間的聯系在哪里？在《日久他鄉是故鄉》這首歌曲里，對于嫁到臺灣的東南亞女性來說，她用普通話演唱，但“故鄉”又好像是一個很模糊的地帶。你覺得這些女性的故鄉在哪里？

鐘永豐：你問題里的關鍵詞是“模糊”。你剛說她在用普通話唱這首歌，其實應該說她用的是一種“模糊的漢語”。當時，主唱這首歌的越南女性來美濃才一兩個月而已，所以她的語言還處在模糊的狀態。這恰恰成為這首歌里面最重要的元素。

我當時去跟這個越南女性溝通的時候，她說：“你可不可以等我一陣子，等我把漢語練好之后再唱這首歌？”我說：“就是要你現在用這種漢語來唱，這首歌才會對味。”所以它不是普通話，也不是客家話，它其實是一種處于模糊狀態的語言，這正好能反映她們在臺灣很多種處境里的面向。

當時外籍新娘普遍存在于臺灣地區所有的農村和都市的郊區，而這首歌里面談到的其實是她們面對的一個普遍性處境。如果她已經在臺灣待了3年，已經落地生根，她的普通話練得很好，那這首歌的藝術性和社會性又不成立了，這也跟她們的處境背道而馳。

《新周刊》：當你問起她們家在哪里的時候，她們的回答也會出現這樣的模糊性嗎？

鐘永豐：一個人不會只有一個家。尤其女性有夫家和原生家庭，女性到底以哪個為自己的家？這是一個變動的過程。當她在夫家的遭遇不好的時候，原生家庭的重要性會更大。如果她在夫家的處境非常好，那她的原生家庭又會有另外的意義。

從東南亞嫁過來的女性，來自印度尼西亞、越南和柬埔寨的情況又很不一樣，不能夠一概而論，比如越南經歷過很嚴重的內戰，來自越南的女性當然跟來自其他兩個地方的女性是不一樣的。我們當時在共同推動外籍新娘識字班，在其中，我們就會知道她們的差異和普遍性。

（圖/unsplash）

《新周刊》：識字班會教這些東南亞女性說客家話嗎？

鐘永豐：從東南亞嫁過來的女性，其實大部分是華裔。她們到一個新的地方，需要跟很多行政單位溝通，學會漢語是基本生活所需。

對于媒人而言，能夠找到語言相近的女性當然是最好的，那樣相親成功的概率會比較高，所以美濃的東南亞女性本來就會講客家話。盡管各地的客家話有差別，但她們只要生活在這里，自然就會知道美濃的客家話是什么樣的。這個不用教學，生活會教她們。

運營：鹿子芮；排版：佐左

原標題：

《鐘永豐：看見真實的農村，而不是把故鄉浪漫化》

677期雜志《方言里的故鄉》已上市

原標題：《用方言寫民謠，我最喜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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