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在很多層面上都像是生命的隱喻。它有起點，有終點。在旅程的不同階段，會遇到不同站臺，會有乘客上下，每個人都只與你同行一段。

D3323夜間從上海虹橋站出發，終點站是景德鎮。列車駛出鬧市，車窗外，燈火從密集繁華變得零落稀疏，漸漸變得只有遠遠一點，遙遙一閃而過時，映襯出車廂內的乘客。完全陌生的人們因緣際會共處一個空間，大家已經歸置好了行李、打開了包取好了水杯、打開了電腦或者手機。隨著列車的行進，一切都在高速前進，同時一切也都相對靜止。在靜與動的悖論中，玻璃窗成為鏡子，你的臉和大家的臉重疊在一起。

當你在車上看風景時，誰能看見車上的你？

10年前的春運高峰期，我在上海寶山區石洞口采訪一家洗滌廠，當時，這家廠承包來自上海鐵路局下屬列車上所有的床單、被套、被單、枕套、枕巾的洗滌工作。我記得在洗衣機和烘干機的轟鳴聲中，一位資深女工用舞蹈般的姿勢，對著熨燙機兩手各捏住布料一角，胳膊用勁抖開一卷白布。

嘩，2米長、1米1寬的布上，沒有圖案、沒有編碼、沒有一絲紋樣特征，可她僅僅用拇指腹從布面上劃過去，就肯定地說：“這是新疆來的列車上用的。”這是她用20年觸覺累積的經驗。勞動者的話語就是詩啊，她說：“我雖然雙腳站在廠房里，但看著這些布料，就覺得我身上的一部分也在列車上，能跟著去很遠的地方。”

我也記得另一句詩，那來自上海站客運車間上水工班的一位女工。她說她喜歡觀察車身上的小細節，然后回來告訴工友自己的發現——

“黃山很冷啊！因為注水口結冰了”，“北方風塵很大呢”，又或者是“這幾天華北地區大概都下雪了吧”。

她說她抬頭看車窗里人們在用水時的情景——要泡面的時候有熱水、要洗臉時有清水。她一邊上水，一邊自己先笑了。一列火車大約18節車廂，站臺長550米，來回走一遍差不多一公里。她在這一公里來回走，也走遍了全中國。“那是我加的水”，和無數人的生命產生了交集。

D3323過杭州的時候，推著放滿橘子和糖果小推車、叫賣著的列車員已經從我身邊經過兩次了。第二次的時候，這個穿制服的年輕小伙子停下來問我：“你在看什么書？”

我給他看了封面。是門羅的《逃離》。

第三次從我身邊經過時，他問好看嗎？我說好看啊。然后他說他喜歡黑塞。我說《德米安》還是《荒原狼》呢？他說，不，是《悉達多》。

他很瘦。年紀大概只有我的一半。制服在他身上顯得尤為寬大，仿佛是借了兄長的衣服在穿。我怕耽誤他工作，不敢和他多聊。但下一次他又推著車經過我的時候，竟把推車靠在兩節車廂的交界處，停了下來，然后熱情洋溢地走過來說起莫言、說起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談起小鎮里的文學青年，談起門羅的《逃離》里為什么那個女孩終究沒有逃離。

他說他曾在杭州西西弗書店當過店員，“那時候看了很多書”。

“為什么換工作到列車上來了？”

“我只是想多存點錢，可以再去念書。”他看一眼推車，雖然距離很近，卻像是對著隔著大河的遙遠的彼岸說了這句話。

列車到桐廬，又到建德。他的推車遲遲停在兩節車廂的交界處。我告訴他我會在終點站前一站的婺源下車。他點點頭走了。

在列車駛入婺源站的時候，他又走了過來。被手提行李預備下車的乘客擠在兩節車廂交界處，動彈不得。人群里小小的個子，穿著制服，尤為顯眼。我明白他特地過來跟我告別。我擠了過去，他對我揮揮手說：“我要再去念書，我想好了，我要考研，我要去讀心理學，我還想去明白些什么。”

我說好啊。我說祝你一切如愿。

他說“我要了解自己，從認識自己，再來認識這個世界。”

三個小時里，我們打了幾個照面，說了幾句話，跨過了三個省。估計以后也不會遇到。希望他能順利賺到錢、重新坐在課堂里，重新心無旁騖地回到書本前。

但我也相信，即便他不再會在學院里念書，他也一定會見縫插針地在某個時刻讀書。那時他的身影，不論是穿著這一種工作制服，還是那一種工作制服，不論是在鬧市一間書店的書柜的夾縫里，還是在瞬息移動的列車的車廂的交界處，他的精神都絕不會是固定而靜止的。

我走出車站時，夜色已經深沉。我想起那首粵語歌：《列車上對著坐的兩個人》。

九零后年輕音樂人林家謙的聲音里斗志昂揚，“還在拼命前進，兜一彎開出桂花。讓我出發。”年過古稀的盧冠廷嗓音已經低沉：“末了必須遠去，多風光仍舊變淡。讓我放下。”

列車上對著坐的兩個人，臨的是同樣的風景，但一個前進，一個后退，因此一定是有不同的觀察和感悟。但盡管有不同的觀察和感悟，說到底，我們曾同路一段，面對的，是同一片生命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