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督撫一方面名義上始終是以中央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兵部（尚書、侍郎）堂官身份“欽差”到地方的“臨時性官職”；另一方面卻越來越具有濃厚的總攬地方大權的正式長官色彩，凌駕于地方三司之上。一般認知里，督撫駐地理應和三司，特別是分管民政的布政使在一起。然而，浙江督撫自嘉靖年設置一來，形成了杭州省城、鎮海（明稱定海）縣城兩個常駐地，兩城各有督撫衙門；而且到了萬歷后期，巡撫只留駐鎮海還成為了定制。明代定海縣其實只是寧波府屬縣，為何能凌駕于寧波甚至杭州之上，取得了相當于省會的地位？只有當我們結合《明實錄》《明史》等國家史和地方志，閱覽明朝東南倭患和御倭戰爭史，才可以厘清浙江總督、巡撫為何頻頻離開杭州，最終在萬歷后期定駐鎮海的原因。

鎮海平倭

浙江督撫常駐鎮海，正是其獨特的諸蕃貢道地位所形成的。終明一代，南倭北虜即東南沿海一帶倭寇的侵擾和北部邊境蒙古的襲擾，是長期困擾明朝、危及社稷的兩大問題。明廷規定，寧波是日本朝貢船登陸中國的唯一口岸。日本人的朝貢船來華要先在鎮海入關接受檢查，再經水路抵達府城上岸，然后通過大運河去京城。不但如此，鎮海作為我國古代唯一一個與大運河相通的不凍港，也是東亞、東南亞各國來朝貢的第一站；歷史上還是遣唐使、遣宋使的第一站。我國最早的日本專著、當地人薛俊所編的《日本考略》明言了鎮海的地位：“凡貢獻必由于定（海），次于寧（波）郡（城），以及杭（州）省（城），然達于京師。故定為喉舌所也。”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因倭寇占據昌國縣（今舟山）諸島為巢，明太祖實行堅壁清野政策，廢昌國縣并入定海縣，居民遷往內陸，只留少量衛所軍人守護舟山所城。因此，明朝的定海縣縣境也相當大，版圖相當于今寧波市鎮海區大部、北侖區和舟山全市。

嘉靖后期，倭患爆發，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浙江首設巡撫，朱紈以右副都御史官階廵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提督軍務，駐杭州。次年，他在鎮海指揮福建都指揮僉事盧鏜、海道副使魏一恭攻克縣境內亞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貿易基地雙嶼港，大破倭寇和葡萄牙海盜。三十三年五月，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明世宗實錄》）。從此，浙江督撫開始成為常設官職。當時的督撫是名副其實的欽差職務，所以駐地也是經常變動，張經任浙直總督時期，他駐嘉興，巡撫李天寵守杭州。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明朝第一抗倭名臣胡宗憲進兵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浙直福軍務。在他的任職主持東南抗倭大局時期，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駐地一直在變動。嘉靖《浙江通志》記載：“浙江巡撫，舊不常設。有事則遣大臣巡視，或尚書，或大理卿，或都御史，官無定員，治無定所。嘉靖三十九年，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宗憲總督浙江兼巡撫，以舊清軍察院改建，名總督府。”萬歷五年（1577年），因巡撫本身官階系于都察院，時任巡撫徐拭正式題名為巡撫都察院。總督府北有杭州鼓樓，名鎮海樓，徐渭代胡宗憲所作《鎮海樓記》中有言：“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于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當年，胡宗憲為剿滅大寇徐海確曾暫駐嘉興，當日的受降儀式也在平湖縣城外進行。

三十六年，胡宗憲為徹底消滅占據舟山群島為巢穴的倭寇，督師鎮海。十一月，在鎮海誘捕海寇頭子王直。期間徐渭作為主要幕僚也隨軍前來，寫下《游驅巖二首》《寓穿山感事》等與當地地名相關的詩。三十七年春，他們在招寶山觀海遠望岑港偵察軍情，徐渭作《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此次，胡宗憲調集兵力，圍剿王直在岑港的同黨。浙直總兵俞大猷、寧紹臺參將戚繼光等知名武將都參加了這次戰斗。可是岑港倭寇非常有戰斗力，直至是年十一月，終于被肅清，其余倭寇流竄到閩、廣一帶。

受胡宗憲邀請，前南京兵部尚書鄞縣人張時徹也一直在抗倭前線觀摩和參與戰事。他看到胡宗憲大勝倭寇后，特地在招寶山立《平夷碑》。碑文中也告訴我們當時的鎮海是浙江總督的唯一駐地，“公自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視師海上，迄十有一月乃罷，而定海實惟駐節之所。”

武職巡撫

為了抗倭，明朝除了在東南沿海設置最高文職浙直總督的同時，也設置了管轄浙江和南直隸兩省的浙直總兵。明天啟內閣首輔朱國禎在《涌幢小品·總督總兵》卷8說：“文臣稱總督，武臣稱總兵，皆是虛銜。”總兵和總督一樣，名義上也是中央五軍都督府派下來的欽差，其待遇都系于本身官階。《明史·職官志五》記載：“凡總兵、副總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浙直總兵是東南抗倭前線的最高武職，最初設置于嘉靖三十四年，駐地一開始在臨山衛（今浙江余姚臨山鎮）。次年，因鎮海是諸蕃貢道，總兵府改駐彈壓。

嘉靖四十二年的《定海縣志》里有一段有意思的話：“總兵府一在縣治西，一在舟山所城內，俱因總督司改今名。”《明史·職官志五》里的一句話解釋了總兵府改名的原因，“鎮守浙江總兵官一人，嘉靖三十四年設，總理浙直海防。三十五年，改鎮守浙直。”以文制武是明朝中期以來的國策，既然有文官“總督浙直福軍務”，武官就不能“總理浙直”了。

不過，浙直總兵有點特殊，和別地總兵相比，他能夠節制文官。《明世宗實錄》說：“（浙直）總兵則曰鎮守，屯臨山。副總兵則曰協守，屯金山……其體統視巡撫。”總兵的職責在張時徹的嘉靖《寧波府志》有具體說明:“總兵府都督一人，掌凡鎮守浙直地方、備御倭夷、保安軍民之事……凡水路之寇，調度各省沿海軍馬而逐捕之。凡重大之事會同各巡撫及副總兵議而行之。境內所屬知府以下，若參將、守備、把總等官皆得其節制。”從這些史料看出，浙直總兵名雖“浙直”，職權也不輸浙直總督，擁有調度沿海六省兵馬，并有與各處巡撫議事之權。這樣才可以充分動員轄區內各方面力量，協調作戰，能更加有效地抵御倭寇侵擾。

而作為一個完整的節鎮，一是要有武職欽差, 即總兵的鎮守；一是要有文職欽差, 即總督來總督軍務或是巡撫來提督軍務。這個權力大得驚人的浙直總兵誰來節制呢，只能是同樣管轄六省的浙直總督來節制（嘉靖四十年七月胡宗憲兼制江西）。這就是嘉靖年間，浙直總督兼浙江巡撫胡宗憲常駐鎮海的原因。在胡宗憲、俞大猷、盧鏜任職期間，抗倭大局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浙直倭患基本平息；這樣才有了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戚繼光以浙福副總兵的身份援閩抗倭之事。

由于浙江撫帥職權相近，兩者相互合作，但又相互牽制，時常發生矛盾。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浙直總督兼浙江巡撫胡宗憲因嚴黨案牽連被捕，此時浙直倭患也基本平息，“于是浙直總督缺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趙炳然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廵撫浙江。”（《明世宗實錄》）自趙炳然起，浙江巡撫的職責也定為“巡撫浙江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次年初，浙直總兵盧鏜被視作胡宗憲同黨免職，由楊尚英接任。楊尚英剛上任，就被只管一省的趙炳然給坑了。趙炳然上奏要求浙、直總兵分設，“蘇、松、浙江水師皆統于總兵，駐定海；陸師皆統于副總兵，駐金山衛，并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既革，則已判為二鎮，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各兼水陸軍務。”（《明史·趙炳然傳》）這樣，與浙直總督一職相伴，負責鎮守浙江、南直隸兩省，調度沿海六省兵馬的最高武官“浙直總兵”亦遭裁汰。浙江總兵此后遂成定制。

萬歷定制

萬歷十一年，因去歲（《明史》誤作九年）杭州省城兵民兩變，浙江總兵改駐杭州。不過，鑒于鎮海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制定了浙江總兵在杭州、鎮海兩地辦公的制度，汛期、戰時繼續駐鎮海，汛畢駐杭州，仍巡歷海上。

浙江總兵的重要職責是“巡歷海上”，防止倭寇東來。那么，作為“提督軍務”的浙江巡撫有沒有這個職責，跟著節制總兵呢？乾隆《鎮海縣志》“軍門府”條記載：“軍門府在縣治東，城隍廟西，萬歷七年（縣）令趙思基建為巡撫巡視海上駐節之所”。“趙思基”條又記載：“時巡撫視師海上駐臬司行署，前令議拓民廬開府。”由于巡撫本身官階屬于監察系統的都御史，歷任巡撫本來駐縣城的按察分司行署。萬歷初年，巡撫吳善言要求定海縣拆掉民居建巡撫府，縣民因此惴惴不安。縣令趙思基是個好官，他尋到縣城城隍廟西邊有塊空地，在上面建了巡撫衙門。這樣，浙江巡撫在鎮海也有了固定的巡撫衙門，民心也得到安定。據地方志記載，巡撫府前除了有表明巡撫職責的“文武總憲”坊外，還有表明巡撫志向的“江海澄清”坊。

隨著萬歷朝鮮之役爆發，杭州、鎮海兩駐的弊端逐漸顯現，總兵在二十九年十一月再次專駐鎮海，不再兼駐杭州。“浙江廵撫劉元霖上海防事宜一，重將權謂浙省總兵駐札定海，控制杭嘉溫臺等處……從之。”（《明神宗實錄》）那么時常要和總兵協商軍政要事的巡撫呢？從文物史料方面反映，朝鮮之役后的巡撫也主要在寧波一帶活動。寧波月湖瀛洲接武坊系府城內唯一的明代牌坊，為萬歷年間所建。三十四年，陸世科、李康先等17位寧波籍學子同時考中舉人，在寧波城內引起不小的轟動。浙江巡撫甘士價（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至三十六年五月在任）為預祝他們今后能像唐代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學士”那樣能得到朝廷的重用，打算為他們建造了這座三間四柱“瀛洲接武”坊。不過，根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甘士價于萬歷三十六年五月離職，在他的任期中并沒有建成這一牌坊。直到萬歷三十九（1611年）年，高舉（萬歷三十七年正月至約四十二年在任）以甘士價和他兩人的名義建造了“瀛洲接武”坊。

高舉離任之時，當地百姓感懷他的恩德，請鄞縣人吳禮嘉撰寫《中丞公撫浙去思碑》贈送于他。從碑文中，我們不但可以了解當時高舉任期明日之間的局勢，更能加深了解浙江巡撫留駐鎮海的原因。此碑記載：“方是時，樂浪（朝鮮）之役雖解。而（德川）家康實螫屬國，劫我之雞籠、淡水。宵人又闌出徼外，以貿夷海上，實棘棘多事。”朝鮮之役后，明日關系并未緩和，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建立江戶幕府；而后，他對明朝及其屬國進行騷擾。嘉靖時的倭寇，是以浪人、武士，其支持者最多大小名；與此相比，萬歷時的倭寇，卻有江戶幕府的背景。倭患的嚴重性，有過之而無不及。浙江境內又有宵小之輩擅自出海上邊關，與倭寇進行非法貿易，可說是內憂外患。碑文稱，高舉到任后衣宵食旰，巡遍了荒遠的各島，修繕沿海各城，核查糧庫儲備，加入艨艟作為鳥船，以利于水戰。1611年，日本人侵略溫州海面，被他打敗，“盡獲厥丑，無片帆得還者”。《明神宗實錄》“萬歷三十九年十一月 十三日”條也記載了此事：“浙江撫按高舉、鄭繼芳報溫處道擒獲夷犯一次裴福寧等七十三名。”此外，高舉還興修水利，為京師提供了大量糧食，“舳艫銜尾實京儲，則公之造。”

“我西北又不資矣，余因感國家奠鼎燕薊，借九塞之節鎮以御夷，借瀕海之節鎮以御倭……詎知西北吏士常仰粟吳越，而吳更以越為咽喉。假令鯨波弗戢，則悉土之毛尚無以佐軍興，而于何時塞上？故撫浙而效功不獨浙也，六幕并受之；撫明州而效功不獨明州也，兩浙并受之。以公建牙仗，膚功宣炳行，且銘旗常與日月并耀。清漢寧，俟海壖之片石，章不朽然。勒公伐而于浙之重地也，則堅珉亦為公重矣。”這是碑文末吳禮嘉對高舉功績的高度贊嘆。作者認為，如果國家糧賦所在的瀕海之節鎮（鎮海）不保，兩浙的糧食就無法供應給西北九塞之節鎮，燕薊（京師）的安全就無法保證。故而，高舉巡撫寧波（鎮海）的功勞就是保衛江南兩浙，就是保衛整個國家。如此看來，巡撫駐鎮海，可類比明成祖“天子守國門”，頗有“撫臣守國門”之勢。

萬歷四十年閏十一月十一日，明朝正式確定鎮海為浙江巡撫駐地，是日《明神宗實錄》載：“吏部覆：南直廵按題留太平府，廵撫題留吳縣等縣；漕運總督題留泗州等州縣；浙江廵撫題留定海等縣各正官……從之。”《明史·邊防·海防》稱：“自世宗世倭患以來，沿海大都會，各設總督、巡撫、兵備副使及總兵官、參將、游擊等員。”作為東南抗倭第一戰略要地的鎮海駐有浙江最高文武官員巡撫、總兵，遠遠凌駕于寧波城之上，并躍居杭州城之上，成為東南僅次于南京應天府的大都會了。

從浙江撫帥留給后人的文化遺產，也可以看出，鎮海在中國海防史和明代御倭戰爭史的地位。自從第三任浙直總兵盧鏜在招寶山上題字后，山上威遠城內成了浙江撫帥比拼書法之處，至今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鎮海口海防遺址招寶山明清石刻。石刻原有40方，現存9方，其中明代4方，清代5方。如天啟二年，浙江巡撫蘇茂相立“海天清晏”碑表明志向；天啟五年，浙江總兵何斌臣立“撐半壁天”碑評價鎮海的歷史地位和戰略地位。

1633年起，江戶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因天主教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出海。隨著海防御倭壓力驟減，加之后來的清朝與日本沒有建立朝貢貿易體系，清代鎮海地位也因此驟降，不能像同時確定為明朝巡撫駐地的蘇州吳縣那樣，繼續成為清朝巡撫的駐地了。 巡撫府也于清代被改成了縣校士館。

參考文獻：

郭紅、靳潤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