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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Passion”:職場結構性不平等的合理化機制
【編者按】
勞動力市場上的參與者可能會相信,從事一項自己熱愛的職業,就會在工作時感覺不那么像在工作。但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埃琳·A.契克的訪談研究表明,在當今(西方世界)不穩定、不合理的勞動力市場中,富有激情的勞動者,與那些從事幾乎沒有機會表達激情的行業的勞動者是一樣的,而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中的雇主會“利用激情”使過度工作合理化,同時還會加劇階層、性別和種族間的不平等。很多人在沒有資源支持下僅僅追隨激情做出職業選擇,由于保障和跳板較少,得到的勞動回報與其付出不成正比;然而,有相應資源支持的人,則更有條件去實現內心的“熱愛”。本文摘自《激情的陷阱:過度工作、理想工人和勞動回報》[美]埃琳·A.契克(Erin A. Cech)著,金方廷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中科書院/雅理2025年2月。

激情原則與不平等的永久化
……將激情作為個人職業決策的指導,可以強化職業追求者的原生社會經濟地位。由于追求激情往往需要做出犧牲,追隨激情可能是一條通往不穩定工作的道路,特別是對那些缺乏安全網和跳板的工人階級求職者來說——而他們更有特權的同伴卻擁有安全網和跳板。同時,那些將經濟優勢或就業安全置于其激情之上的人,往往會看到他們的決定在道德上被同齡人和整個流行文化貶低。作為一種意義的創造模式,激情原則與關于勞動力市場的觀點糾纏在一起,這些觀點將自己的經濟命運歸咎于個人,并可能助長對擴大社會保障舉措的抵制,如社會福利和失業保障。作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理想勞動者特質,激情原則可能會煽動勞動者對其工作做出個人承諾,甚至為剝削勞動提供理由。
在這里,我擴展了前幾章的觀察,從理論上提出了激情原則可能助推了再造社會人口不平等的其他一些方式。第一,激情原則作為良好職業決策在定義上的突出地位,可能不僅與新自由主義勞動力參與的理想交織在一起,還可能幫助鞏固了新自由主義在高等教育和勞動方面的政策。
美國高校越來越多地與商業模式接軌,以服務于他們的學生“客戶”。激情原則及其“各取所需”的專業和職業選擇理念,在這種大學即商業的模式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它使韋恩州立大學能夠宣傳自己是一個造就“激情是你的職業道路”的地方(下圖),盡管學生在獲得與激情相一致的穩定、體面工作的機會并不多。一個對體育廣播或酒店管理有熱情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其中一個作為他的專業。但是,他有責任(而不是大學或其他機構的責任)在僅僅獲得學位證書之后,就能在經濟上站穩腳跟。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化,以及它對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的強調,與基于激情的大學專業選擇和職業發展決定的觀點完全同步,并從中得到了相應的支持。

韋恩州立大學在密歇根州東部公路的廣告牌,上書:“激情是你的職業道路”(作者拍攝,2017年秋季)
第二,激情原則的信奉者可能會幫助延續白領工作中的理想勞動者準則,或者說,期望員工一心一意投入工作而漠視其他生活責任,工作時間往往遠超每周四十小時的標準工作時間。激情原則正好符合這種對理想勞動者的預期(ideal worker expectation)。通過推動個人對工作的投入,激情原則可能會加強而不是挑戰工作投入和過度工作的規范。在我的研究中,受訪者普遍認識到白領被要求過度工作并批評了這一點。他們認為,對工作的激情會使這些理想勞動者的期望更容易被實現。然而,激情是對那些批評過勞和理想勞動規范(ideal worker norm)的頑固結構性核心問題的一種個人層面的解決方案。個人為應對這些問題而尋求激情,不僅對求職者所抵制的理想勞動者需求沒有任何影響,而且實際上可能加劇了這種過程的延續。盡管理想勞動者規范對那些充滿工作激情的人來說可能感覺不到壓迫,但充滿激情的勞動者仍可能自愿為他們的雇主做出更多的貢獻,遠多于通過工資和福利得到的補償。
第三,一個人對有償勞動抱有真正的熱情,并愿意為這種熱情犧牲金錢和時間,可能會使他們的同事或其他被監督者,不斷地被“卷”出理想勞動者的要求。在一些專業領域,如藝術、教育或科學領域,熱情奉獻于個人勞動的期望可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那些把自己工作僅僅視作一種謀生方式的人,可能會被認為工作能力不足。此外,藍領工人和服務人員可能會被期望表現得好像真正熱愛并投入工作一樣,這就進一步加重了在霍克希爾德情感勞動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另一種情感勞動負擔。換句話說,激情原則的消極后果,可能會蔓延到由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主導的領域,在那里,他們反過來被要求執行一種激情的文化標準,而激情不太可能真的存在于那些去技能化和去價值化的工作中。
第四,不同的人的激情所在,本身就是再造職業隔離的重要場所:什么“適合”我們、讓我們興奮并“養活我們的靈魂”并不是隨機決定的。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論證的,一個人對什么有熱情不完全是特異性的。我們的激情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反映的是我們對自身所持有的一套復雜的信念。盡管這些自我概念在我們看來真實且異于常人,但它們深深地被我們的社會環境塑造——我們所接觸到的東西,以及基于我們的行為、能力和興趣所產生的自我期望。我們的社會經濟背景,連同性別和種族/族裔背景,也影響著我們認為自己是誰以及我們想成為什么。因此,當求職者追隨他們的激情時,他們往往會強化基于性別、種族和階級的職業隔離模式。
這在職業的性別隔離問題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矛盾的是,在這幾十年里,女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被鼓勵在職業追求中與男性并駕齊驅,自我表達的職業決策似乎以一種看似性別中立的方式鞏固了性別差異化的職業決策。第四章中所討論的物理學家蔡斯,童年時對光很著迷,相比他的姐姐,父母和老師更可能鼓勵他在這方面產生興趣,但蔡斯的激情和職業道路對他個人來說并沒有什么性別差異,感覺純粹是個人主義的自我表達。即使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人們對不符合性別的行為和生活選擇的容忍度已經越來越高了。但是當女性試圖進入男性占主導地位的領域(如物理學),或者男性試圖進入女性占主導地位的領域(如護理學),這些領域卻一直因性別差異化的職業決策而在發展上停滯不前。
這種基于激情的導向職業隔離的因素,極難通過政策變化或社會行動來解決。因為它們被銘刻在自我概念中,這些來自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因素,對人們的激情所造成的影響,與產生它們的社會過程有一定的距離。改變這種模式的最有效策略可能同樣不令人滿意:要破壞性別、種族和階級對職業及任務領域的接觸,需要減少K-12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課程自由。為了更公平地接觸和鼓勵不同的任務領域,學生需要學習更多的科目,如營養學和物理學、人類發展和民族研究。這種課程的僵化,與家長和學生對中學教育越來越傾向于期望一種與高等教育所提倡的“選擇自己去冒險”的模式相悖。然而,即使有了更公平的接觸,關于什么樣的學生更擅長或更有能力做某事的刻板印象,可能仍然會以性別、階級和種族的方式塑造個人興趣的發展。
最后,在最普遍的層面上,激情原則可以作為后工業資本主義本身的堡壘。事實上,受訪者對資本主義勞動力的壓迫性預期進行了明確的批評,特別是它對工作投入的期待、普遍缺乏的穩定性以及勞動力參與通常帶來的自我異化。將追求自我實現的工作作為解決勞動力參與等問題的解藥,并將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自我表達的位置,視作個人的責任,激情原則可能會扼殺那些針對資本主義工作結構的批評,而在其他情況下,激情原則可能會扼殺對資本主義工作結構的批判——在其他情況下,這種批判可能會引燃對縮短工時、更公平薪酬或更好的工作與生活整合的集體訴求。因此,激情原則可能有助于消解求職者面對資本主義對敬業工作者的期望與文化對自我表達的要求之間的張力。
那么,激情原則在許多方面可能都是職業決策的某種霸權文化框架。在唯一的意識形態意義上,它不是霸權主義的,因為就業保障、薪酬和工作-生活平衡是文化上廣泛存在的決策指導原則。但在以下意義上,它是霸權主義的,因為它是一個關于生活領域的文化視角,它使最有特權的人受益,并幫助證明現有的不平等社會經濟現狀是合理且不可避免的。正如第四章所討論的,激情原則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優績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觀點提供了支撐,這些觀點使極度不平等的勞動力市場被合法化了。激情原則也可能助長經濟強人去利用這些充滿激情者的勞動。它還可能被用來作為貶低低學歷者或機會受限者的選擇基礎,讓他們變得一文不值。
激情原則在剝削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諷刺感占據了本書的核心。即激情原則的文化模式,它在個人層面上以自我表達和代理行動為中心,卻加劇再造了社會經濟的總體缺陷模式。但激情原則也可能是另一種諷刺的基礎:追求一個人的激情以避免在資本主義勞動中被自我異化,最終可能助長了在這種經濟結構中再造剝削的動力——通過增加個人對有償工作的投資,以滿足對理想勞動者的期望和過度工作。突出激情原則可能會阻礙勞動力參與的其他觀點,如優先考慮支持那些自我表達其愛好的工作,允許一個人最大限度地與家人和朋友相處的工作,以及基于社區需求而不是個人利益驅動的工作。
但是,如果人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犧牲金錢或時間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有什么關系呢?這真的是剝削嗎?流行的(和許多學術界的)剝削概念,傾向于從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離散交易——如薪酬和福利的談判方面——對此加以考慮。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一個學校教師或動物園管理員,自愿選擇這些職業并熱愛他們的工作,那么他們的薪酬是否算低呢?然而,這些離散的交易并不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唯一方式。它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方式。剝削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本身的特點:“資本家犯了剝削罪,他們從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價值。但更重要的是,值得我們指責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特定的資本家。”一個學校教師或一個動物園管理員,可能自愿甚至興高采烈地在自己的領域內接受一份報酬低于可生存標準的工作。他們可能對這項工作很有熱情,甚至把他們得到的低工資,看作愿意為激情所做的犧牲。我們絕不能被這里存在的選擇方式誤導。這些勞動者之所以會被剝削,是因為他們在特定經濟結構中勞動,而這種結構低估了他們的貢獻,支付給他們的工資遠遠低于他們增加的組織價值和社會價值,而且幾乎沒有提供強有力的社會支持,如高質量的健康保險。某人對工作的熱情,似乎可以為他們和雇主之間的交易性剝削提供借口,但剝削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什么情況下在有償勞動中追求激情,可能會減少剝削并推進公平?首先,就業穩定的機會需要得到支持,社會福利計劃(如失業救濟金、醫療保健、家庭休假)也需要得到支持,這些計劃降低了勞動力參與的風險。更公平的教育和培訓機會、更低的學費、更少的跨職業收入不平等,以及對集體談判的更多支持,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激情追求的不均衡風險。正如我在上面所論述的,如果一個人的個人興趣,沒有得到額外精力投資和工作投資的回報,那么將個人興趣轉化為工作任務就等于是一個剝削的過程。此外,打破關于什么人應該,或者什么人本就對某種事物充滿激情的刻板印象,對于減少人為地限制人們對可能充滿激情的事物的探索是很重要的。如果這聽起來是一個很高的要求,那確實是。正如我在下面指出的那樣,追求激情的價值化所產生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不是追求激情本身的結果,而是追求激情所寓于其中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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