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政府俄烏問題特使凱洛格在會上宣稱俄烏和談參與方不包括歐洲，而美國副總統萬斯則在慕安會的發言中對俄烏沖突及歐洲安全問題幾乎避而不談，反而稱歐洲面臨的真正威脅不在外部，而是其自身在價值觀上的倒退。美歐在俄烏沖突未來走向上的分歧盡顯。2月17日，在慕安會閉幕的第二天，法國總統馬克龍緊急召集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在巴黎商討地區安全問題，協調歐洲的集體應對措施。

特朗普政府有關俄烏沖突的系列舉措及言論正給歐洲帶來震撼與不安，加上特朗普本人針對歐洲產品的關稅、格陵蘭島及北約成員軍費開支等問題發表的獨特看法，歐洲將面臨俄烏沖突結束后的艱難挑戰，盡管也存在機遇，但將考驗歐洲人的能力與智慧。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6日，頓涅茨克地區阿夫杰耶夫卡，遭到軍事打擊的公寓樓。視覺中國 圖

歐洲面臨嚴重的“特朗普挑戰”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任前揚言要在短期內解決俄烏沖突。如今他上臺一月左右，就分別與俄羅斯總統和烏克蘭總統進行了電話交談。2月18日，美俄雙方的代表將在沙特就解決俄烏沖突舉行會談。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及其幕僚在近期陸續提出的解決俄烏沖突的立場和措施，它們大體如下：第一，俄烏沖突造成大量人員傷亡與美國損失，須盡快停止。第二，停火后的烏克蘭被占領土將可能不會回到烏克蘭主權范疇，至少烏東地區和克里米亞如此。第三，沖突后烏克蘭不被允許加入北約，但未來可加入歐盟。第四，美國不對俄烏沖突后的安全負責，但歐洲等可承擔。第五，解決俄烏沖突的國際談判主要在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進行，歐洲會被排除在外。至少美國提出上述觀點時沒有與歐洲協調。第六，烏克蘭50%的稀土礦藏交由美國企業開發，以抵消美國的援助及換取未來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等等。

若特朗普政府的立場與措施真正落實的話，將為歐洲帶來如下重大挑戰：失去在俄烏沖突等關鍵事務上的主導權甚至參與權，喪失部分國際影響力，并面臨新的安全挑戰，其宏觀發展模式也將被徹底顛覆。

第一，失去俄烏沖突解決的主導權和部分地緣政治權力。

特朗普政府在沒有經過與布魯塞爾及歐洲各國政府進行協商和協調的前提下，就俄烏沖突的解決直接和普京和澤連斯基通話并提出立場，表明歐洲至少目前被排除在該沖突解決的大門之外。盡管歐洲能提出自身解決方案，并直接和普京或澤連斯基開展討論，像之前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和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直接會見普京以討論沖突解決一樣，但問題在于：

一是，歐洲至今沒有提出一個內部已達成共識的解決俄烏沖突的明確方案。事實上它幾乎很難提出一個有強大執行力的方案，就以歐爾班和菲佐訪問莫斯科來說，歐盟及許多成員國當時還對此大加撻伐，布魯塞爾堅決不愿和普京直接對話。因此歐洲形成統一和具有現實意義的（即需經與莫斯科協調的過程）俄烏沖突解決方案非常艱難。

二是，離開美國對烏克蘭的財政和軍事支援，歐洲獨立應對或解決烏克蘭危機的能力受到極大挑戰。自沖突發生以來，美國提供了多于歐洲對烏援助的軍事和財政支持。若烏克蘭失去美國援助，在經濟低迷和各國預算受控的背景下，歐洲很難在短期內（甚至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填補美國所遺留的支持空缺。因此歐洲也很難獨立進行長期的援烏抗俄的斗爭。

如果歐洲不滿于美國以“越頂外交”形式致力于俄烏沖突解決，但既提不出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也無真正實力繼續推動援烏行動，那就只能被動接受美國等提出的解決方案并面對沖突解決后的局面，這會使歐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自我標榜的地緣政治地位。

第二，面對不可預料的安全挑戰。

歐洲一直期待通過援烏抗俄以“擊敗”俄羅斯，但若特朗普政府的解決方案得以執行，則沖突后局面并非歐洲所樂見。在歐洲所謂“擊敗”俄羅斯的概念中，烏克蘭領土主權應得以保全，甚至包括克里米亞也應被“收回”，俄羅斯可能會被要求承擔沖突后的民事賠償，俄羅斯領導層將會在國際法層面獲得懲罰，等等。然而這一切大概都不會發生。這意味著，歐洲可能將面對一個俄羅斯沒有被“擊敗”而烏克蘭輸掉這場沖突的局面，其后果就是歐洲在物理上和精神上將面對俄羅斯持續而潛在的安全壓力。

歐洲全力支持烏克蘭應對這場沖突的主要出發點之一就是抵抗俄羅斯“入侵”。對歐洲而言，俄羅斯在烏軍事行動從歷史和文化角度看也意味著對歐洲其他國家，尤其是對波蘭、摩爾多瓦和波羅的海國家等的潛在“入侵”。因此，當美國漠視對這一“入侵”的抵抗而選擇粗暴結束沖突時，歐洲將面對受到“鼓勵”的俄羅斯在未來對歐洲的潛在“入侵”。加上特朗普政府正在試圖弱化對歐洲的軍事保護（包括對沖突后的烏克蘭的安全保護），要求歐洲擔負自身防御任務時，這一來自俄羅斯的安全威脅感知就越發強烈。

然而，歐洲沒有統一與獨立的安全戰略文化共識，其內部對如何在缺乏美軍保護下進行對外防御缺乏清晰目標與規劃——從快速反應部隊建制到軍工發展和軍備部署，均缺乏統一的明晰方案。因此，一方面是俄羅斯潛在的安全威脅感知，另一方面是面對潛在威脅時手段的缺乏，這會給歐洲帶來潛在的重大安全挑戰。

第三，固有宏觀發展模式的可能顛覆。

二戰以后，歐洲開啟了至今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一體化進程，在此進程中，歐洲內部通過建立共同市場消除了市場邊界，通過申根協定實現了人員和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通過共同規則和規范約束實現了政治理念和價值觀的基本統一，在這些基礎上，實現了歐洲的長期經濟繁榮和內部軍事沖突的消除。

持久的繁榮與和平使歐洲將自身概括為所謂“民事力量”或“規范力量”，認為歐洲已成為特別區域，它專注于“民事”（即經濟和社會發展）而非“軍事”，致力于高標準的“規范”（規則、標準和價值觀）的對外傳播，使歐洲成為超越全球其他地區、需被模仿與仰慕的對象——它不僅經濟繁榮，民生富足，且社會穩定，成員國之間不再有安全沖突，彼此不再糾結于主權權益爭奪，總之成為了超現代的“后民族結構”。

然而上述長期敘事在面對如今特朗普政府政策時不再令人完全信服。若沒有美國在歐洲的大量軍事存在，沒有北約對歐洲安全的承諾，沒有基于跨大西洋關系所支撐的（包括歐洲在內的西方）在全球經濟和多邊主義機制中的主導優勢，歐洲的“民事力量”與“規范力量”不過是空中樓閣。當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國不再提供完全的歐洲安全保護，甚至因對俄羅斯的所謂“綏靖”而帶給歐洲潛在的未來安全挑戰時，歐洲不得不向所謂“地緣政治力量”轉型，這一定程度上是對“規范力量”的背叛。因此，當美國在跨大西洋關系中不再單方面承擔安全責任時，同時不再容許來自歐洲的長期貿易順差及對歐洲經濟繁榮進行支持時，歐洲將發現所謂自身通過一體化建立起來的“規范力量”、“長和平”與持久的繁榮正變得非常脆弱。

總之，若美國不再對歐洲安全進行“托底”，則歐洲幾十年來固有的宏觀發展模式——美國提供安全與實施跨大西洋經貿互利合作，歐洲全力推進內部的監管與一體化進程——將遭遇二戰后最重大的變故。歐洲如同一個曾受到良好保護的夸夸其談的少年，而今將被迫走向獨立和成熟。

第四，歐洲一體化前景受到挑戰。

顯然，來自外部的挑戰和國際局勢急劇變遷會給內部帶來強烈沖擊。從宏觀角度來看，歐洲一體化前景將變得晦暗不明。

一體化分為深化與擴大。深化就是成員國讓渡更多主權權益給歐盟，以加強歐盟對各成員國內部事務的統一監管，擴大共同政策的涵蓋領域。然而，特朗普2.0出現前的十年多來，歐洲就已存在強大的“再國家化”聲音，這一聲音被如今如火如荼發展的民粹主義力量所放大，成為最主要的“疑歐主義”力量，它主張削弱歐盟對成員國事務進行監管的范圍和能力。

特朗普再次上臺后，歐洲的民粹主義力量得到鼓舞，例如，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最近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會見了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的領袖，但沒有和現任總理朔爾茨會面，這是美國對歐洲民粹主義赤裸裸的支持，也是對歐洲疑歐主義力量的支持。盡管美國出于反對移民和推動所謂“傾聽民意”角度來支持歐洲民粹力量，但事實上正加劇歐洲內部意識形態的混亂和分裂。特朗普政府目前針對烏克蘭的政策與其他對歐政策也對歐洲國家間的政策統一造成困擾。特朗普政府對格陵蘭島的獨特訴求和在關稅方面的威脅，正加速分裂歐洲國家。

盡管美國在歐盟擴大方面沒有特別意見，甚至主張烏克蘭在十年之內可正式加入歐盟，但隨著美國對歐政策的急劇變化，歐洲將缺乏足夠能力實施新的事實上的東擴，盡管會出于地緣政治競爭目的而加速與候選國的所謂“入盟談判”。

歐洲怎么辦？

歐洲并非沒有應對特朗普政府所帶來的巨大挑戰的途徑。只要歐洲能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擺脫對美國過分的安全依賴，改革目前的治理體系，并就所有重大問題達成重要共識，歐洲還是有可能走出當前的困境。

2月17日，慕尼黑安全會議剛剛落幕，鑒于美國在會上的表態，也是為了應對特朗普政府帶來的沖擊，法國總統馬克龍召集了一次由 11位歐洲領導人舉行的峰會。在這次峰會上，與會歐洲領導向特朗普提出了歐洲的條件，并集中討論如何為烏克蘭安全保障做出貢獻。但要真正化解歐洲當前的重大危機，歐洲需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致力于真正獨立的歐洲安全力量建設。

若美國在俄烏沖突結束后不愿承擔烏克蘭，乃至歐洲的安全防衛責任，以便將其安全力量和精力轉移到印太地區，則歐洲不得不獨立處理自身的安全事務。從切實維護自身權益及長遠安全自衛考慮，歐洲可趁此機會在內部達成快速建構歐洲獨立防務力量的共識，以全面推進歐洲防務自主建設。否則，歐洲終究會一直受制于美國安全的要挾以及來自周邊大國的潛在安全威懾。不過真正獨立的歐洲防務需有一支獨屬于歐洲或歐盟所指揮的常規部隊，或可獨立指揮的各成員國組成的臨時軍事力量；需有較高互操作性的武器系統和指揮系統；需有統一的歐洲自身的武器研發、生產和采購系統；及需有自身獨特目標和使命的安全戰略規劃。

但目前對歐洲而言，它必須超越三大障礙以實現上述目標：一是設定獨立防務與北約關系，使之真正脫離于北約系統。那些揚言歐洲自主防務是北約的補充等模棱兩可的說法不會真正助益歐洲防務自主的形成。二是形成統一的安全戰略共識，以形成歐洲統一的安全獨立戰略。三是足夠的安全預算和相關投資。不過遺憾的是，上述三個障礙對目前歐洲而言幾乎無法逾越，但不跨越這三層障礙，歐洲就無法真正推進防務自主建設。

第二，允許多元主義一體化模式的成長。

無論如何，歐洲單個國家或幾個大國聯合起來皆不能應對目前所面臨的困境，而單獨求助于歐盟也不現實，前者力量顯然過于弱小，后者又難以達成統一共識，最終都無法形成統一的危機應對方案。然而，歐洲“后俄烏沖突”時代的挑戰必須基于共識才能真正應對。

對此，除通過各大國協調和在歐盟框架內處理危機外，歐洲應允許一種多元主義的監管與協調機制來處理目前局面。為此，馬克龍做出了一些初步的可貴嘗試，這包括他提議成立了“歐洲政治共同體”，以及正在歐盟外尋求通過成員國協調來應對跨大西洋關系所遭遇的危機及其帶來的后果。尤其在歐洲許多國家內部對歐盟和歐洲一體化進程不滿情緒日增的情況下，通過歐盟外的政府間磋商與協調機制來達成關鍵領域的歐洲共識，可能比單純依賴歐盟更為現實。盡管目前歐洲政治共同體和歐盟外的歐洲領導人峰會可能在確立歐洲共同行動方面尚未產生足夠影響，包括一些國家對馬克龍的提議感到不滿，但依然是可貴的嘗試。

因此，歐洲若要推動更多關鍵共識的形成就不能只依賴歐盟及推動歐盟團結的“德法軸心”，更何況該軸心如今已名存實亡，而歐盟在強勢歐盟委員會的主導下不但無益于歐洲團結反而可能加速歐洲分裂。因此，多元的多邊主義機制群落應成為彌補歐盟以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力量。更多政府間磋商與歐洲大國協調而不是超國家政策的監管，可促進歐洲共識的形成與監管方式的多元化。當然這也存在挑戰，有效的政府間多邊主義機制的形成需要較漫長時間的建構，而現有的困境需要快速和強有力的措施。但無論如何，為應對長遠挑戰，歐洲應考慮讓多元主義的政治性多邊機制在歐洲存在與成長。

第三，內部意識形態共識的塑造。

歐洲只有成為多極化世界中的一支獨立力量才能避免美國放棄保護歐洲義務后的窘境，而成為一極就需歐洲成為一個整體，至少在意識形態領域達成基本共識，實現真正“以一個聲音說話”。然而目前歐洲不僅各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較大，比如在對待莫斯科的態度和處理對美關系方面存在不同意見，在許多國家內部，不同意識形態間的分歧在分裂社會，極端主義的崛起沖擊許多傳統政黨的地位，由此引發歐洲政治生態的急劇變化與社會動蕩。

面對艱難的挑戰，傳統政黨的“極化”與極端政黨的“正常化”雖然在縮小不同意識形態力量間的差距，但依然沒有實現彼此寬容與和解。德國主流輿論對德國選擇黨的拒斥，法國國民聯盟在主流意識形態面前遭遇的指責，都預示著不同意識形態的爭議在歐洲甚囂塵上。然而不消弭內部意識形態過大的差距，歐洲就無法在面對重大危機時形成統一的力量和實現作為多極化世界中一極的地位。

為此，歐洲的思想精英和政治力量需同時回歸到啟蒙思想的偉大傳統，回到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道路上，因為這是所有現代政黨和歐洲意識形態的共同來源，也是對當前所有很難化約的多元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和追本溯源的基礎，基于啟蒙思想傳統，歐洲大概才能看清當今意識形態差異與彼此爭議的荒謬與無效。對傳統中左翼或中右翼，或所謂極右翼與極左翼政黨而言，從啟蒙思想中尋求它們的共同意識形態基礎與來源，能找到歐洲意識形態的共識基礎。

如果啟蒙思想讓歐洲成為全球現代文明的榜樣，則所有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也能在啟蒙思想中找到彌合分歧、共同助力歐洲重新出發的力量源泉。盡管美國副總統萬斯關于歐洲當前在“基本價值觀”上倒退的斷言對歐洲而言是一場難以接受的“訓誡”，但他的告誡在很大程度上不無道理。因此，對歐洲而言，它現在需要一場有意識的新的文化革命與啟蒙思想的偉大復興，以塑造歐洲新的具有現實主義意義的世界觀，并汲取新的自我獨立的精神力量。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