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指揮古典樂的機會多了起來。2013年12月，我指揮讀賣日本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合唱”》。對我而言，這部作品是我所接觸過的所有音樂中的巔峰之作。

每到年底，日本很多地方都會演奏貝多芬的“第九”，但在海外，上演的機會卻沒有那么多。因為上演“第九”需要交響樂隊、合唱團以及4位獨唱，滿足這些條件并不容易。而且作品難懂，演奏亦有難度。順便提一句，得益于經常有機會演奏，我認為日本的交響樂團是世界上演奏這部作品水準最高的。

“第九”在日本為什么如此受歡迎？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對交響樂團的樂手們而言，“第九”從來都有點兒發“年糕費”準備過年的意味。這個話題深入下去，免不了要牽扯出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以及“古典樂對日本人意味著什么”的話題，因此還是另尋機會細說吧。

“第九”是貝多芬晚年的作品，完成于他去世前3年的1824年，和《莊嚴彌撒曲》同一年首演。然而，隨后“第九”似乎就被人們淡忘了。直到1831年，法國指揮家阿伯內克傾倒于這部作品，并在巴黎重演。那次重演去掉了第四樂章，其他三章也沒有按照原譜順序演奏。即便如此，阿伯內克重演的“第九”還是深深打動了柏遼茲和瓦格納這兩位年輕音樂家的心。特別是瓦格納，他1840年到訪巴黎期間聽了阿伯內克指揮的“第九”深受震撼，決心一定要親自按照這部作品的原譜復演。1846年，已經成為德累斯頓宮廷樂團指揮的瓦格納終于實現夙愿，人們這才真正開始重新認識“第九”的價值。如果沒有“第九”，也許就不會有瓦格納之后的樂劇，也不會有馬勒加入人聲的交響曲。

“第九”和《第五交響曲“命運”》一樣，以苦惱到歡喜的情緒變化作為作品結構的依據。這樣的結構，容易使人體驗到一種歷經苦難后的釋放感和凈化感（katharsis）。貝多芬的“第五”和“第九”都采用這樣的結構，清晰地表現了這種釋放感和凈化感。可以說，這兩部作品完全契合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心理機制。從某種角度而言，“第五”和“第九”是鮮明單純、直截了當的作品，但難點也恰恰在此。

親身指揮之后，更體會到“第九”這部作品演奏之難。“第九”形式嚴謹縝密。前三樂章篇幅都很長，但在邏輯和結構上竟都無懈可擊，堪稱完美。演奏時就好像在一步一步攀登高山，登山者十分清楚自己到達了什么高度。樂曲中間并沒有出人意料、令人叫絕的華彩，也沒有可以讓指揮發揮的地方，聲音素材也減少到了最低限度。用做菜的原材料來比喻的話，就只有肉和卷心菜而已。從作曲的角度來看，全由分解和弦構成，純粹而徹底。貝多芬在第一樂章就把這種手法用到了極致。第二樂章和第一樂章的關系就像硬幣的正反面，簡潔而明快。接著，是美得如同天堂一般的第三樂章。對巴松管聲部音高的精心安排等，作品處處都藏著作曲的奧妙，簡直堪稱“作曲的圣經”。

接下來的第四樂章，和渾然一體的前三樂章相比，會讓人不由得對第四樂章是否真的不負盛名產生疑問。“第九”的最大特點就是第四樂章的合唱。我本人認為，第四樂章發揮出了貝多芬作為音樂制作人的潛能，加入了全新的“樂音”—人聲。貝多芬是想在第四樂章打破前三樂章那種密不透氣的苦悶，而交響樂隊所擁有的“聲音”都已用盡。正因為加入了人聲，貝多芬創作出了音樂史上全新的作品。聽眾和作曲委托人也一定會為之興奮—貝多芬也許顧及了這些因素。可見，作曲家也并非只是孤傲自許、目下無塵的。

而貝多芬對“人聲”的處理完全是樂器化的—是“唱”而非“歌”。雖然歌詞用了席勒的詩，卻不是要表現詩歌的世界。合唱的開頭部分用了貝多芬自己的詞，席勒的詩也只是節選了一部分。

晚年，貝多芬為侄子卡爾的監護權紛爭備感苦惱，又飽受耳聾困擾，在痛苦中走向人生的垂暮。正因如此，他作曲的愿望變得格外強烈。要寫！必須要寫！在強烈的創作沖動驅使下，貝多芬的思想開始涉及對人生的關懷，進而又上升到對人類的關懷。當他把這些思想和人類的“聲音”一道寫入“第九”，這部偉大的作品終于大功告成。

寫到這里，不由得再次感慨，古典樂的背后是一個無比深邃廣闊的世界。雖不像流行樂那樣平易近人，但了解的越多，對古典樂的興趣就會越濃厚，感受到的樂趣也會越來越多。

本文摘自新版的《久石讓音樂手記》，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久石讓音樂手記》，【日】久石讓/著 艾菁/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好讀文化，202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