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卡爾·雅斯貝爾斯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古希臘）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發展現象稱之為軸心時代。自20世紀60年代后，這一理論已引起了中外思想家和社會學家的普遍注意。不僅如史華茲和艾森斯塔特等西方人文學者以此為論說之據，而且中國（包括華裔）學者也屢屢提及這一觀念，特別是廣義的新儒家，談到先秦思想，幾乎必稱“軸心時期”。對軸心文明的信奉者而言，在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這六百年期間，希臘、印度和中國三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哲學的突破階段。所謂哲學的突破，即對人和世界的認識都達到了一種飛躍， 雅思貝爾斯曾對此作了如下論述：“這個時代的新特點是，世界上所有三個地區的人類全都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他探詢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空無，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過在意識上認識自己的限度，他為自己樹立了最高目標。他在自我的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受絕對。”[1]這種思想狀況以前未曾有過。余英時曾作《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提出了中西文化內向超越和外向超越的思想，而內在超越與軸心時代，則成為思想界的套語（關于“內在超越”所涉及的理論問題，作者在他處已論及，這里從略）。

世界歷史并非僅限于公元前800年，軸心理論同樣也被賦予不同形態。在認同軸心時代的學人看來，科學技術正在催生一個不同于以往軸心時代的狀態，而走向所謂第二軸心時代。人類似乎由此經歷了兩個軸心時代，即與公元前500左右的第一軸心時期有所不同的第二軸心時期。盡管第二軸心的提法多見于當代，但雅斯貝爾斯事實上也已提及：“第一次軸心世界的純正清晰和清新誠樸并沒再現，一切都處在嚴格的傳統的陰影之中，都遵循一條不真實的道路。盡管有這些錯誤的方面，但那些偉大孤獨的人物，都設法獲得了最非凡的成功。然而另一方面，第一次軸心世界并不知道第二次軸心世界，可能性向第二次軸心時代敞開著，因為第二次軸心世界多樣的意義和更加為此，第二次軸心世界可能接受第一次軸心世界的經驗以及適合于它的思想，所以它一開始就有更加多樣的意義和更加巨大的精神財富，” [2]盡管第二軸心時期與科技時代相關，但軸心世界仍被視為普遍現象。

第二軸心的提法，無疑使軸心時期或軸心時代的概念進一步強化了。然而，以“軸心時代”為視域，顯然有其問題。一些學者似乎也注意到此，但其關注點可能未體現實質的方面。以當代的學人而言，龔鵬程便認為，軸心時代的提法的主要缺陷，是將孔子以前劃為原始神話時代，并把殷周文明看作是原始蒙昧時期，認為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才進入精神飛躍的時代。這類說法與“截斷眾流”“周文疲弊”流行之論一樣，是一種“歷史斷裂觀”，而所謂軸心時期，其實也就是這樣的理解在古代的再現：文明在變革以前，尚停留在人的自我意識尚蒙昧不清的階段；變革以后，精神自我醒覺了，遂產生了飛躍的進步。[3]這一批評固然有見于“軸心時代”的概念不合思想演化實際，但以“原始文明”與“精神飛躍”之分等為其問題所在，顯然未能把握問題的根本或實質。

從語義上看，“軸心”意味著以某一點為環繞的中心，它所蘊含的是圍繞相關之點而變遷，其內在意蘊則是循環、重復。按其實質，以“軸心”為主導，側重的是在某一個固定之點旋轉，其特點是仿佛在一個圓圈里循環、往復地活動，始終無法越出這一圓圈，也永遠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前進。軸心時代同時蘊含某種目的論：軸心之前的文明以軸心為目標而趨近之，軸心之后的文明發展同樣以此為指向而回歸以上目標。它的背后似乎蘊含著宗教（基督教）意義上的目的論，這與上述觀點的西方視域相關：如果我們從“軸心”這樣的角度去理解文明的發展歷程，那么，文明的發展似乎僅僅是圍繞著某個既定的出發點不斷地打轉，這一被視作固定不變的出發點，又同時被默認為以西方為中心。可以看到，所謂“軸心時代”，乃是在原有的框架內徘徊不前。就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文明應當被看作是一個持續演進的過程，其演化是不間斷且朝著更高階段發展的。但這種發展，絕非以某一不變的“軸心”為固定之點而循環、往復。可以說，從其開端起步而不斷前行，構成了文明發展的現實形態。

按其本義，“軸心”與靜態之域相關，注重于將相關對象納入某種界域；開端則涉及動態的過程，其關注之點是變化之流。思想的演化誠然無法離開一定的領域，但它總是處于變化的過程之中，而每一次變動及其結果，都為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出發點。這種出發點既表現為階段性的開端，也構成了繼續前行的起點。如果執著于“軸心”，則往往會限定于一定界域而忽略發展之流。世界文明的演化，確實在古希臘、古印度、先秦（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經歷了重要的歷史衍化，此后的發展也無疑以此為起點，但如上所言，這種發展，絕非以某種“軸心”為參照之系而凝固不變。如上所述，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個起始點或“軸心”，可以看作是文明發展的開端或階段性的出發點。文明從這一開端啟動，一路向前推進發展。這樣，對文化的發展，更為準確恰當的看法應當是文明前后的發展與文明的進一步拓展和延伸，或者說，從一個階段性的全新起點或新的開端出發，持續演進。只有這樣理解，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地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和桎梏。反之，如果依舊深陷于 “軸心時代” 的固有觀念中打轉，那么文明的發展就將永遠停滯在原地。可以看到，對中國和西方思想歷史演進的理解，應當超越“軸心”的概念。

[1] 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8-9頁。

[2] 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89頁。

[3] 參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02/08/7322862_7001917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