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華夏，禮樂之邦。“禮”無形，卻有實；“樂”無言，卻有聲。一部中華文明史，亦是一部禮樂文化的發展史、演變史、傳承史。禮樂，不僅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基石，更是中華民族精神與智慧的集中體現。

近日，山西考古博物館開啟了基本陳列一期——“禮樂華夏”展，通過數千年的文化遺存，帶領觀眾溯時光長河，尋禮樂之源，悟禮樂之道，賞禮樂之美。

禮樂，不僅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基石，更是中華民族精神與智慧的集中體現。逝者如斯，一脈相承的文化基因已深深根植于中國人的靈魂、血脈和記憶中，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共識、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更是新時代文化自信最牢固的歷史根基和精神依托。

“禮樂華夏”展覽現場

“禮樂華夏”展覽現場

“禮樂華夏”展覽現場

據悉，山西考古博物館在新年之際舉辦的展覽“禮樂華夏”將系統展示山西地區在華夏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通過考古出土文物實證禮樂文化的形成、發展和傳承。

玉琮，良渚文化時期（距今約5300-4000年），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出土

彩陶盆，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約5800-5300年），山西方山峪口鄉采集

天地之序 乾坤之和

華夏先民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認識自然、探尋規律，敬天法祖、器以載禮，孕育出古老的禮樂文化，形成了和諧共生的社會秩序。《禮記·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在史前時期已然開始參與構建華夏文明的血脈，奠定了早期國家制度的基石。

玉神面，肖家屋脊文化時期（距今約4200年-3900年），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出土

玉牙璧，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300-3800年），山西芮城縣清涼寺墓地出土

陶斝，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300-3800年），山西興縣碧村遺址出土

世間之范 人文之章

商周時期，禮樂制度逐漸形成并趨于完善。商代禮樂文化主要彰顯了王權的神圣。周代，建立起以分封制和宗法制為核心的國家治理體系。制禮作樂，確立了等級有序、尊卑有別的典章制度，通過禮樂教化來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賦予了禮樂以豐富的人文內涵，確定了禮樂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影響。

柄形器，西周（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山西絳縣橫水墓地出土

奪簋，西周（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山西垣曲北白鵝墓地出土

錯紅銅鳥紋壺，東周（公元前770-前256年），山西萬榮廟前東周墓地出土

彰揚道德 以施教化

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動蕩與洗禮，伴隨著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禮樂文化不斷吸收和融合各種優秀文化元素，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質。禮樂制度打破了“禮不下庶人”的藩籬，不僅成為治理國家、規范秩序的同一典章，更將道德規范、價值觀念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禮樂文化，在關注外在的行為規范和禮儀禮節的同時，更加注重內在的道德修養和精神追求，形成了內外兼修的文化特色。

彩繪儀仗陶俑，隋（公元581-618年），山西太原沙溝斛律徹墓出土

陶鼎，元（公元1206-1368年），山西臨汾西趙張鼎成墓出土

賡載文化 弘揚傳統

禮樂文化歷經滄桑、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所蘊含的秩序、和諧、仁愛、禮讓等思想觀念融入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體現家國情懷、道德倫理，千百年來，溶入民族血脈，植入文化基因，也對當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的“仁”與“禮”的結合，既體現了對人的尊重和關愛，又強調了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范的重要性。這種獨特的價值觀念體系，使得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

男俑，北宋（公元960-1127年），山西運城衛杲墓出土

琉璃儀仗俑，明（公元1368-1644年），山西長治史家莊明奉國將軍朱恬鰠墓出土

（本文綜合自山西考古博物館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