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962）是近代中國史上繞不過去的風云人物。改革開放后，胡適研究在中文學界蔚然成風，相關論著層出不窮，眼下仍頗為興盛。與之相較，日本的胡適研究則不溫不火，甚至可以說相當冷淡。不過，近些年來佐藤公彥教授為改變這一狀況做了一些努力，值得關注。

佐藤氏1949年生人，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東亞國際關系史研究，似乎是2015年退休后投入胡適翻譯與研究，業已出版數種著作。先是將賈祖麟（Jerome B.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迻譯為日文（ジェローム?Ｂ?グリーダー著、佐藤公彥訳『胡適1891-1962――中國革命の中のリベラ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18年），接著選譯了胡適論著，其成果有《胡適文選》（佐藤公彥訳『胡適文選』、全2卷、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2021年）和《胡適政治學問論集》（佐藤公彥編訳『胡適　政治?學問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22年）。在此基礎上，作者撰成《駐美大使胡適的“通往珍珠港之路”——抗日戰爭與對美外交》（佐藤公彥『駐米大使胡適の「真珠灣への道」――その抗日戦爭と対米外交』、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22年。下文簡稱“本書”）。

本書尚未見一篇書評，筆者不揣淺陋，略作評議。拙文由兩部分組成，先是內容介紹，再則是評論。

一、內容簡介

本書目次如下：

序

第一章 家庭與少年時期

第二章 中國“文藝復興”的旗手

第三章 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與胡適——《獨立評論》時期的政論

第四章 “日本切腹·中國介錯”論——胡適的抗日戰爭論

第五章 駐美大使胡適的“通往珍珠港之路”——對日美“太平洋戰爭”的期待

第六章 日美“臨時過渡方案”為何被放棄

第七章 戰時、戰后的胡適——紐約、北平、上海、紐約、臺灣

結論 胡適的遺產

由目次可知，本書雖縱貫胡適的一生，但它著重考察的是抗戰時期的胡適。這也體現在篇幅安排上：第一章不足十頁，第二章二十來頁，第三章將近三十頁，后四章分別有六十、八十、六十、五十頁，可見后面幾章內容較為詳實，是本書的重點。

第一、二章寫的是1930年代之前的胡適，大體相當于胡適早年掠影。第三章主要考察《獨立評論》時期胡適的政論，雖說不上有多深入，但脈絡比較明晰。

第四章第一節是對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下一場戰爭——發生在歐洲，還是亞洲？》（The Next War — Europe or Asia？）的全文日譯。該文于1934年3月發表于《太平洋事務》第7卷第1期。據湯因比預測，日本將來有可能與美國發生戰爭。對當時的日本來說，侵占中國和西伯利亞猶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但暴力會使人失去理智，而日本軍人有可能踏上瘋狂之路（他將此舉稱作日本民族的“切腹之路”）。湯因比將這場戰爭視為太平洋版的“布匿戰爭”，美國扮演羅馬，日本扮演迦太基，結果迦太基遭受滅頂之災。戰爭結束后，美國將變成太平洋的霸主。在這個預言中，中國和蘇俄都是戰爭的主要戰區。一個月后，胡適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一個民族的自殺》，介紹了湯因比這篇論文的主旨。胡適在文章里引用了“日本民族切腹”論，但他認為中國還不配充當東洋武士的“介錯人”，只配做一個同歸于盡的殉葬者。

第二節主要是對湯因比論文的解讀和發揮。第三節著重通過三封信討論華北緊急局勢下胡適的反應。1935年6月，得知“何梅協定”的消息后，胡適先后給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寫了三封信。第一封信現已不存，好在胡適7月26日寫給羅隆基的信中將該信的大意復述了一遍。簡單地說，胡適主張“與日公開交涉，解決一切懸案”，以求取十年的和平。第二封信寫于6月20日，胡適提出必須假定兩個可能的局勢，以此來規劃國策：一是日本獨霸東亞，世界無能制裁；二是假定在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爆發的大戰可以消滅敵國的霸權，中國由此翻身。第三封信寫于6月27日，胡適認為，為了促進“不很遠的將來”爆發國際大戰，中國必須付出“絕大犧牲”——經過三四年的混戰、苦戰、失地、毀滅之后，引發太平洋海戰。這個策略，就是“日本切腹、中國介錯”。

第四節主要涉及胡適與日本評論家室伏高信的交鋒。第五節簡單考察了胡適對西安事變和盧溝橋事變的反應。第六節指出，胡適在盧溝橋事變后基本上轉向抗戰論，受蔣介石之托，赴美從事宣傳工作。

第五章頗為詳盡地敘述了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的種種應對。其寫法基本上是先交代國際形勢，然后引用往來電報和胡適的演講，分析其見解和舉措。舉凡1938年9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重要事件，差不多都涉及了。

其中，第八、九兩節仔細梳理了日美交涉的情況，其核心是日美諒解方案的談判。1941年4月18日，擔任駐美大使不久的野村吉三郎，為調整日美關系向近衛首相提出了“日美諒解案”。然而，剛與蘇聯達成中立協定的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對此頗為不滿，直到5月3日才提出了代表日本外務省強硬態度的方案，于5月12日向美方重新提出了“日美諒解案”，即五一二案。此后，美、日雙方分別擬定了六二一案、七一四案（日方因故未能向美方提出）。隨著蘇德戰爭的爆發、日本南進政策的確立，美國凍結了日本資產，對日石油禁運，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印度支那中立化的方案，遭到日方否決。

為應對石油禁運等棘手的問題，日本于9月6日再度召開御前會議，決心不辭對美、英作戰，10月底之前做好戰爭準備，同時施展外交手段對美交涉，于是有了九六案。美方并未答復，希望將條件明確化，為此日本制定了九二五案。10月2日，美方作出回應，赫爾國務卿提出了四項原則。面對重重困難，近衛第三次內閣辭職，10月18日東條英機就任首相。東條內閣連日開會，檢討國策，11月1日在九二五案的基礎上提出了甲、乙兩套方案。11月7日，野村大使向赫爾國務卿提交了甲案。同日，東鄉茂德外相向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表示，甲案是日本所能作出的最大讓步，日方不能放棄四年日中戰爭的成果。11月10日，野村大使與羅斯福總統會談，羅斯福提出了modus vivendi（臨時過渡方案，日文譯作“暫定協定案”）的說法。由此，日美非正式會談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第六章探討日美“暫定協定案”的談判，以及中國方面（蔣介石、胡適、宋子文等）為防止美日妥協而采取的種種手段。最終，美日“暫定協定案”在中方強烈的反對下宣告破產。其后果是，日本聯合艦隊于1941年12月7日制造了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

第七章對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后的生涯作了介紹。其中，值得留意的有兩點，一是對胡適外交的評價，二是通過《斯大林戰略下的中國》一文考察胡適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

二、評議

上文對本書的內容作了粗略的概括，以下是筆者的評議。直截了當地說，從胡適研究的角度來評判，本書在學術上并沒有什么突出的貢獻，勉強合格而已。不過，本書希望弄清楚胡適在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具體一點說，胡適是否引爆了日美戰爭（可以說，這也是日本學界最關心的問題），就此而言，本書大體完成了它的使命。

為什么總體評價不高呢？最大的原因在于，本書是閉門造車的產物。中外學界，尤其是中文學界，關于胡適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而本書附錄的中文參考文獻（史料除外）只有以下幾種：易竹賢《胡適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耿云志《胡適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耿云志《胡適與抗戰》（收入耿云志編《胡適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張忠棟《胡適使美的再評價》（《傳記文學》45卷5期，1984年）、陳子善《說徐志摩》（上海書店，2019年）、陳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唐德剛《胡適雜憶》（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年）、莫高義《書生大使——胡適出使美國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周谷編著《胡適、葉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聯經，2001年；這里主要指書中收錄的周氏本人的文章）、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而且，除了個別著作，基本上都是二十年前的成果（唐德剛的書是再版）。我不否認這里面有些觀點和論述還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僅憑這幾本書，未免太單薄、太寒磣了。

下面，作較為具體的評述。

（一）如何評估胡適的外交

1、簡單的學術史梳理

胡適出使美國，是重要的歷史事件。學術論文暫且不提，迄今至少有五部著作涉及這一課題，分別是莫高義《書生大使》（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傳璽《做了過河卒子——駐美大使期間的胡適》（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胡慧君《抗日戰爭時期的胡適——其戰爭觀的變化及在美國的演講活動》（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聯經，2017年）、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聯經，2018年）第二章。

李著筆者尚無緣寓目，在此略過。胡著主要有兩個特色，一是從胡適的墨子研究來探討胡適的戰爭觀，二是對胡適駐美期間的演講稿作了較為精細的文本分析。江著雖然參閱了齊錫生的著作，卻未能集其所長，出于對抗主流的胡適研究的心態，側重于對胡適外交的批判，對其貢獻著墨不多，于胡適未免不公，在學術上有失偏頗。在上述著作中，單論胡適外交的研究，以齊錫生的專著最為細致、深入。可惜的是，本書未能參考較新的研究成果。

2、莫著vs本書

仔細查閱中文參考文獻，大致可知莫高義的《書生大使》對本書的寫作幫助尤大。公正地說，放在二十年前，莫著填補了一項學術空白，稱得上一部比較扎實的著作。本書雖然提及莫著的次數寥寥無幾，但兩相比較，可以說本書充分利用了莫著的成果，當然也承襲了莫著的局限和錯謬。除了少數地方有所改進外，本書在整體判斷上未能超越莫著。

所謂局部改進，試舉二例言之。其一，莫著稱“駐德大使來棲”在1941年11月抵美，向美國提出了《臨時過渡辦法》（Modus Vivendi）（莫著，頁160）。本書對此有所糾正：一是羅斯福總統率先提出“modus vivendi”的設想，然后由日本提出具體方案（203-204頁）；二是來棲三郎的身份，他是卸任駐德大使之后，以特使身份赴美的。其二，莫著強調胡適阻止了美日妥協（莫著，頁152-169），而本書著重敘述了蔣介石和宋子文對美日交涉進行了“歇斯底里的”抵制（236頁），可知蔣、宋二人對這起事件的態度更堅決，作用也更大。

莫著一方面對胡適的外交作了很高的評價，另一方面指出了胡適的三點局限：一是與蔣介石的急不可耐相矛盾，二是受到宋子文等政治人物的排擠（更準確地說，這兩點應該算作現實環境對胡適的制約），三是書生本性影響了胡適對政治的理解與行動（莫著，頁207-227）。這些內容和判斷，大體上都被本書所承襲。比如，本書雖然花了不少篇幅敘述蔣介石、宋子文強烈反對美日妥協的事跡，卻對二人總體上持批判的態度。這一來是因為作者受到莫高義、余英時、周谷等人的影響，高估了胡適在外交上的作用和貢獻，二則由于作者對蔣、宋二人所知有限，對蔣介石尚且參考了幾種日文的研究成果，對宋子文的認識則停留在陳伯達《四大家族》的層次（239頁）。再則，由于胡適對宋子文多有怨言，跟蔣介石的關系始終不算融洽，受胡適的影響，作者對蔣、宋的看法基本上是負面的，從而嚴重低估了他們二人在對美外交上的重要性。

“胡云亦云”是胡適研究中的一大弊病，不獨本書為然，實際上重胡適、輕蔣宋的心理在學界仍相當普遍。此處僅舉一個例子。本書著重引用了三封信討論1935年華北事變后胡適的應對舉措。其中，針對胡適換取十年和平的想法，王世杰1935年6月28日在回信中寫道：

如以承認偽國為某種條件之交換條件，某種條件既萬不可得，日方亦決不因偽國之承認而中止其侵略與威脅。而在他一方面，則我國政府一經微示承認偽國之意思以后，對國聯、對所謂華府九國，即立刻失其立場。國內之分裂，政府之崩潰，恐亦絕難幸免。（耿云志：《胡適年譜》修訂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195）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侵略者的貪婪，以及胡適對政治、國際局勢的天真——胡適的愛國之心誠然可敬，但這屬于典型的“書生論政”。然而，不知為何本書對此視而不見，一味稱道胡適的“高瞻遠矚”而不及他的“目光短淺”。

3、齊著vs本書

對于齊錫生的著作，一向自視甚高的江勇振也不吝贊辭，認為該書是“重新詮釋胡適的一部力作”（江著，頁334）。不過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從書名可知，齊著顯然并不囿于“胡適研究”。實際上，該書所要考察的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中美關系，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恰好在這個時間段內，當然必須正面處理。不過跟聚焦于胡適個人的其他論著相比，齊著的研究對象不止胡適一人，還包括蔣介石、宋子文、陳光甫等重要角色。為此，齊著非常重視檔案史料和歷史當事人的日記。憑借扎實的史料功夫和開闊的歷史視野，齊著揭示出了更復雜、更多元的歷史面貌。順帶一提，齊錫生還有一部《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聯經，2011年），與《舞臺》并為“姊妹篇”，是今人理解戰時中美關系的權威著作。

下面將齊著與本書作比較，以揭示本書的不足。齊著至少在三個方面相當引人矚目。

第一，它戳破了胡適使美時期的諸多“神話”（江勇振語）。對于胡適的外交，齊著做了多方面、多層次的考察和評估，有贊有彈。比如，齊著一方面指出胡適發給重慶政府的報告，顯示了他的學者本色，展現了他的文筆和才華，另一方面也指出胡適情報搜集工作的局限：他善于將自己的知識和見解傳達給對方，卻很少看到他如何從對方那里獲取有價值的訊息和情報。也就是說，胡適擅長宣傳，書中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胡適就任大使期間，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公關業務遠遠落后于日本的情況得到了徹底改變，胡適深入美國人民大眾的能力，超過了此前歷任駐美使節。不過，胡適并不是一個干練的管理人才，他未能在大使館內建立情報搜集機制，整個大使館的工作效率甚為低下。總之，胡適的個性適合當教授、當學者，但不適合從事外交工作，尤其是在戰爭時期（齊著，頁71-72、75、82、142）。

與此相比，本書對胡適外交的認識顯得過于簡單，難稱深入。

第二，齊著重塑了蔣介石和宋子文的形象。先說宋子文。齊氏認為，宋子文在外交工作上的主動性、手段的靈活性都是胡適難以匹敵的，而且他“使蔣介石和羅斯福關系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齊著，頁317、351），后面這個說法不免有夸大之嫌，忽視了世界形勢對中美關系的重大影響，不過，宋子文的外交成績是無可否認的。附帶一提，侯中軍對齊著寫過一篇不錯的書評（《如何認識全面抗戰前期的中美關系》，《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1期），值得參考。

與之相對，本書對宋子文抱有很深的成見，基本上是揚胡（適）抑宋的態度。比如，“宋子文不太聰明，不能很好地概括（羅斯福）講話的要旨”（227頁），并通過比較宋、胡的電報加以證實，同時指出宋氏向蔣介石獻媚，說胡適的壞話（231頁）。如果說這個批評尚有理據，那么書中借羅斯福來揚胡抑宋，就失之武斷了。1941年12月6日，即珍珠港事件前一天，羅斯福給日本天皇發電報，企圖通過“友誼”來扭轉太平洋地區的局勢。次日零點三十分，從紐約返回華盛頓的胡適進入白宮，羅斯福為他朗讀了電文，并作了解釋。對此，作者認為羅斯福之所以選擇胡適而不是宋子文，原因有二，一是通過胡適將美方的意見告訴中國政府，希望蔣介石能“理解”他的舉動，而羅斯福并不信任宋子文，相反他覺得胡適的理解力、記憶力和人品更值得信賴；二是羅斯福可能想起了胡適在美國的一系列演講，那些演講可能暗示了美日之間的太平洋戰爭（248-249頁）。——書中沒有為這個推測提供任何憑據，基本上是先入之見影響下的肆意發揮。胡適說過一句名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作者對胡適推崇備至，卻未能恪守他的治學原則。其實，羅斯福此舉和他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后打電話給胡適，道理是一樣的，胡適是在任的駐美大使，代表中國政府，從外交上來說，羅斯福這樣做是最恰當的。至于羅斯福總統私下對胡適、宋子文有何軒輊（假如有的話），那是另一回事，在官方場合，他必須公事公辦。

再說蔣介石。讀罷齊著，蔣介石堅持抗戰的意志及艱苦卓絕的奮斗讓人不由得心生敬意，他出色的大局觀也值得稱許。齊著指出，蔣介石比胡適更早形成“苦撐求變”的抗戰方略，而且他的分析比胡適的更為縝密。該書結論部分對胡、蔣的外交思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胡適主張“苦撐待變”，然而他只對“變”侃侃而談，對“撐”卻絕口不提，仿佛世界大局被胡適講清楚了，“苦撐”就跟駐美大使無關了。胡適的盲點在于“過度著眼于被動的待變，而嚴重地忽略了他在幫助國家苦撐的過程中，所能做出的積極貢獻”。相較之下，蔣介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作為可以用“苦撐求變”來形容，“待”和“求”雖只一字之差，但在境界上卻是云泥之別（齊著，頁174、549、551）。

“求變”和“待變”的差別，最鮮明地體現在如何應對美日妥協這一危機上（齊著，頁513-520）。齊著明確指出，要把1941年底導致美日談判破裂的功勞歸之于胡適，“則有張冠李戴之嫌”。實際上，為了阻止美國和日本達成妥協，蔣介石動用了各種手段，不僅他本人主動介入，宋子文、胡適、拉鐵摩爾、宋美齡等也參與其中。其中，胡適仍然十分被動，似乎沒有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他的工作只能說盡到“本分”，而進取不足。拉鐵摩爾和胡適一樣，“以溫和而又有分寸的方式，向美國官員們傳達中國的反對意見”。與此同時，蔣介石和宋美齡則向美方“發出了像潮水般的電報”，而宋子文在這個緊急關頭動用了他在華盛頓所培養的一切關系，甚至將外交攻勢延伸到大西洋彼岸——成功地說服了丘吉爾首相給羅斯福發電報，表示支持中國的立場。所以，蔣介石在1941年11月28日的日記中稱贊宋美齡、宋子文在這起事件中立了大功，“內子力助于內，子文輔佐于外，最為有力。否則如胡適者，則未有不失敗也”。齊著通過梳理相關史料，讓讀者理解蔣介石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評判。附帶一提，楊天石也曾著文探討這個問題（《珍珠港事變前夜的中美交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對于宋子文取代胡適擔任駐美大使一事，本書批判蔣介石搞裙帶關系，只會重用親屬（238、239、240頁）。這個批評不能說毫無道理，但是胡適被撤職一事至少牽涉到三方面：胡適本人的所作所為，蔣介石對胡適的態度，宋子文在對美外交中的角色。遺憾的是，本書對這三方面都缺乏足夠的認識，掉進了胡適材料的陷阱而未能綜觀全局。此外，作者似乎從未想過胡適為什么會被任命為駐美大使，且長達四年之久？齊著指出，蔣介石在抗戰初期讓胡適、蔣廷黻、顧維鈞擔任重要的外交職務，而他們三人跟國民黨或蔣氏本人并沒有很深的政治淵源（齊著，頁74），可見蔣介石并不像作者所批評的那樣只會搞裙帶關系。

第三，齊著對二戰期間民主國家的爾虞我詐和種族歧視有所批判。這雖然不是齊著的研究重點，卻是非常值得探究的課題。眾所周知，在日本全面侵華后，最初四年中國是孤軍奮戰，英、法、美都曾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犧牲中國，比如英國和法國都曾屈服于日本，關閉了滇緬路、滇越路，使中國抗戰雪上加霜，瀕臨絕境。同樣，美國民眾雖然同情中國，但美國政府一直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并且繼續向日本提供戰略物資，是日本侵華最大受惠者，實質上有助于日軍在中國施暴（齊著，頁106、531）。然而，本書對美國的這種行徑非但沒有任何批評，反而指責蔣介石尋求援助是貪得無厭（231頁）。這里涉及兩個問題：其一，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制，是否意味著它的所有舉措都是光明正大、符合人類道義的？從歷史上看，顯然不是如此。西方民主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兇猛的帝國和殖民國家”（齊著，頁553）。其二，作者對日本侵華到底有著怎樣的認識？對此，值得認真觀察和仔細思考。

另外，齊著敏銳地指出，同樣是求援國，為什么美國軍方對中國趾高氣揚，對英國卻不會擺出頤指氣使的姿態？這就涉及種族認同和優越感的問題。齊著認為，“種族歧視在抗戰時期中美軍事關系史上，無論是珍珠港事件之前或是之后，都曾經扮演過重要而難以量化的作用，是一個無法躲避的因素，也是在歷史敘述和分析層次上必須正視和直言的一個角度。”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華人是全世界唯一不許移民美國的民族，排外法案（Exclusion Act）要到1943年才廢除，所以一旦像宋子文、蔣介石那樣“不守規矩”，一些美國人就會大動肝火，修養稍好者也會蹙眉不悅。耐人尋味的是，“胡適在公開場合或是好友私下聊天，似乎從來沒有對美國遍地皆是的種族歧視做過任何評述。這一點和陳光甫、宋美齡和宋子文大不相同。”（齊著，頁484、485、154）

與齊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本書雖然偶爾提到美國對日本人的歧視（如250頁），卻絲毫沒有意識到美國對中國人的歧視。我不敢說作者在無意識中也承襲了這種種族優越感，但本書字里行間確實透露出西方中心主義的氣味。比如，由于胡適的電報，蔣介石誤解了美方的意圖，羅斯福對蔣氏的誤解頗感不快，于是本書很體貼地分析了羅斯福的心情（231頁），這本無可厚非，然而奇怪的是，全書幾乎沒有一處體貼蔣介石、宋子文的難處，而更多的是批評和責難——有的批評或有一定道理，但不少批評是難以成立的。例如，上一句承認蔣介石是了不起的戰略家，下一句就質疑他的思想和行動（247頁）。“蔣介石對珍珠港事件的反應”一節（253-257頁），可謂集中展示了對蔣介石的偏見。在作者筆下，蔣介石一邊指責蘇聯、美國不和日本開戰，都是出于本國利益的考慮，一邊又從蘇聯、美國獲取軍事和經濟援助，抵抗日本的侵略，是非常自私的行為，根本不配什么“禮仁集義的精神”（254頁）。在這種地方，我們很難體會到作者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批判。另外，作者質疑珍珠港事件之后蔣介石是否真的“盡到了責任”——懷疑本身是可取的（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卻沒有充分查閱相關成果（只參考了日文論著，如段瑞聰和鹿錫俊的著作，而忽視了中文學界對蔣介石的大量研究）——本書單方面采信了拉鐵摩爾的說法，認為蔣介石將對日戰爭、殲滅日軍的重任都拋給了美軍，利用美援武裝國軍，積蓄力量（256頁）。對于這個問題，齊錫生曾在《劍拔弩張的盟友》中有詳盡的探討，在《舞臺》一書中也有所觸及。此處限于篇幅，恕不展開。

另外，本書對胡適外交的評價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第七章通過引用翁文灝、王寵惠、孔祥熙等人的言論，對胡適的外交成績做出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改變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在美國樹立了‘自由中國’、文明人（civilized people）的形象，為民主中國贏得了同情和援助，為推動日美戰爭創造了條件，居功至偉”（與莫著《書生大使》基本相同），同時對張忠棟、耿云志、唐德剛、緒形康等學者提出了批評（272頁）。可是，結論部分又對“胡適促進日美開戰”持審慎態度，認為這個說法把事情簡單化，夸大了“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強調導致日美關系惡化的責任在于日方，“是日本使自己陷入了窮途末路”（312頁）。無論如何，本書基本上無視蔣介石、宋子文在對美外交上的作用，更沒有意識到中美關系在整個抗戰前期居于何等地位，有如盲人摸象，自然無法作出持平之論。

最后，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2006年（莫高義《書生大使》出版）到2017年（齊錫生《舞臺》出版），雖僅十年，但學界關于胡適對美外交的研究卻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其最大緣由在于，新史料的公開和利用。遺憾的是，本書對中文學界的新成果、新動向采取了無視的態度，這也導致其裹足不前，難以取得較高的學術成績。

（二）細節問題及其他

1、細節差錯

在筆者閱讀的日文著作中，本書在細節上的錯誤未免過多了一些，這在某個層面或許也反映了著者本人和編輯對現代中國歷史認識上的缺陷。

首先是筆誤。比如，“朱家清”應為“朱自清”（14頁），“楮慧僧”應為“褚慧僧”（28頁），“簡友文”應為“簡又文”（37頁），韓愈的《原論》應為《原道》（58頁旁注），“詠雪”應為“詠霓”（翁文灝的字，265頁），“成立年不祥”最后一字應為“詳”（275頁旁注），“王重明”應為“王重民”，“撲學”應為“樸學”（均為275頁），“湯田彤”應為“湯用彤”（282頁）。另外，第143頁說吳健雄博士“后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此說有誤，實際上吳健雄并未獲得該獎，盡管她在物理學領域貢獻卓著。第239頁提到“外交史家張忠紱（清華大學教授）”，這是將張忠紱與蔣廷黻弄混了，蔣氏乃清華教授，專攻外交史；張氏乃北大政治學系教授，是國際關系專家，胡適1930年代對世界局勢的認識就受到張氏的影響。

其次，大概由于相關背景不太熟悉，導致錯謬。例如，書中提到胡適在北京的住所，說是在“圓明園附近”（97頁），此說不確。胡適在北京有五處故居，都在城內，而圓明園在北京西郊。1930年底胡適在米糧庫4號租定新居，所以“圓明園”或為“景山公園”之誤。再如，書中提到“胡適年輕的學生顧頡剛”（23頁），作者似乎沒有意識到二人在年齡上其實是同輩，顧頡剛只比胡適小兩歲，論中國傳統學問，顧頡剛、傅斯年（比胡適小五歲）都不輸于胡適，甚或過之。又如，書中說胡適在寓居紐約期間的日記里根本沒有提到宋美齡在美國的活動（272頁），這也是錯誤的。據胡適1943年3月4日日記，他們不僅見過面，還有過交談，只是胡適對宋美齡印象不佳：“她一股虛驕之氣，使我作惡心。”

有個問題略微復雜一些，不妨在此稍作分辨。胡適和江冬秀育有二男一女，分別是長子胡祖望、次女胡素斐（不幸夭折）、三子胡思杜（胡適日記里一般寫作“三兒”或“小三”），但在日文里則分別稱作長男、長女、次男。也就是說，中文的稱呼一般是按出生先后，而日文的稱呼是按男、女性別排序的（比如，日文里的“三男”在家里有可能排行老五）。不過，在有的場合，中文也會像日文那樣將胡素斐稱作長女。總之，中文在這方面是比較自由的，而日文是比較講規則的。本書第102頁提到的“三男”是指胡思杜，第283頁提到的“次男”也是指胡思杜，嚴格說來這兩處稱呼都不太準確，最好能稍加解釋，以便讀者了解中日文化的差異。

此外，本書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甚為推崇，并表示：“對于像我這樣戰后出生，缺乏日本漢學、中國學、中國哲學訓練的日本人來說，胡適對中國哲學的理解顯得更為平易近人。我相信中國、日本的年輕讀者也會有同感罷。”（22頁）最后這句話暴露出作者對青年一輩和現代中國學術史的隔膜。首先，當下日本有多少年輕人對胡適感興趣呢？其次，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學術上早已落伍，這是常識。倘要了解中國哲學，一般不會推薦胡適的著作，馮友蘭、李澤厚等人的著作大約會是更好的選擇。

2、本書的優長

上文對本書作了不少批評和指摘，那么，本書是不是毫無益處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我看來，本書比較有價值的地方在于日文材料的運用，以及對日方立場和角色的探討。在此略舉數例。

其一，江勇振在《國師策士：1932-1962》中力圖戳破“三個日本人才抵得上一個胡適”的神話，可是他對那三個人所知也很有限；他雖然利用《紐約時報》介紹了高石真五郎與胡適的辯論會（江著，頁237-238），但也僅此而已。畢竟，江氏并非日本近代史、日美關系史的專家，當然不必苛求。而本書在這方面提供了不少訊息。

其二，從本書中我們不僅得知高石真五郎（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的主筆）與胡適有過辯論，須磨彌吉郎（1937年4月就任駐美大使館參事官）也和胡適有過演講競賽，還了解到鶴見祐輔與胡適對美認識的差異（114-118頁）。

其三，本書借鑒了莫高義《書生大使》對日美貿易的分析，介紹了日美貿易的結構和1937—1939年日美貿易的狀況（119-120頁），而這是研究胡適外交時容易忽略的時代背景之一。

其四，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梳理日美交涉的情況（179-204頁），這是中文學界很少觸及的。

其五，胡適在1936年到日本出席太平洋學會會議，這期間送給高木八尺一把扇子，他在扇子上抄錄了楊萬里的《桂源鋪》，也就是以“萬山不許一溪奔”打頭的那首詩。書中自問，高木會如何理解這首詩呢？（95頁）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3、幾點思考

本書在學術上不盡如人意，有幾點值得深思。

其一，本書在歷史觀上存在嚴重的問題，這在序言和結論部分體現得尤為明顯。而這背后，又跟作者本人的思想和視野緊密相關。作者曾鼓吹“中國是近現代日本最大的絆腳石”（佐藤公彥『中國の反外國主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アヘン戦爭から朝鮮戦爭まで』、集広舎、2015年、第4頁。附帶一提，日本學者古谷創曾撰文批判，見《中國研究月報》第70卷第1號，2016年1月），基于極端對立的立場，本書中充斥著“反中/嫌中”的意味也就不言自明了。作者在寫作本書時，對中文學界胡適研究的最新狀況完全置之不顧，不知是不是一種對抗“中國排外主義”的“排外主義”。倘若如此，那真是很可悲哀的，戴著高度的有色眼鏡，最終只會迷失自我。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中文世界的讀者切不可因此就小覷日本的中國研究。

其二，“胡適中心主義”要不得。歷史不是一個人造成的。胡適確實在某個時期扮演了思想領袖的角色，但研究者應避免以胡適的標準來衡量他人，而應抱持多元開放的心態理解歷史的復雜和紛歧。近些年來，有些人以胡適作為標準尺，仿佛胡適擁有“唯一正確性”，因此梁啟超、陳獨秀、魯迅、雷震、殷海光……都等而下之了。這種歷史觀極為淺薄而荒謬，且貽害無窮。本書對胡適、宋子文、蔣介石的評判，就犯了“胡適中心主義”的謬誤，將之與比較扎實的中文研究相對照，高下立見，一目了然。

必須承認，對一部著作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是十分困難的。基于胡適研究的立場，筆者認為本書在這方面貢獻寥寥。不過，若能引起更多日本學者關注胡適及現代中國，本書在日文學界或有一定的意義。另一方面，著者年逾古稀，仍孜孜以求，這種治學精神讓人敬佩，但褊狹的歷史認識會導致南轅北轍，瀕于險境，于此不能不深表憂慮。著者主張“批判使人進步”（321頁），對此筆者深表贊同，故敢就本書作一較為徹底的批判。

附記：本文草于2024年年初，2025年2月改定。在材料搜集上，曾得到彭興兄（時為廈門大學博士研究生）、彭皓兄（時為京都大學博士研究生）的協助，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