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千世界中，如果要找一種能將中國歷史貫穿起來的物，也許非鹽莫屬。鹽，不僅維持人的生命，綰結著人與自然延亙不絕的聯系，也由此成為人群團結、權力締構的一種觸媒。《管子·輕重篇》中有一段齊桓公與管子的對話，云：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藉于臺雉，何如？

管子對曰：此毀成也。

吾欲藉于樹木？

管子對曰：此伐生也。

吾欲藉于六畜？

管子對曰：此殺生也。

吾欲藉于人，何如？

管子對曰：此隱情也。

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

桓公曰：何謂官山海？

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策。

桓公曰：何謂正鹽策？

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鹽百升而釜。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鐘二千，十鐘二萬，百鐘二十萬，千鐘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策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于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于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

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于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在通行的《管子·輕重篇》的版本中，這段對話中的文字有通假，有誤植，閱讀起來有點費勁，其表達的意思大略是：一個國家的財政資源，必須依賴產于海洋的鹽（其次是產自山中的鐵，此暫不涉論），從鹽的生產流通與消費中獲得的稅利，是立國之根本。即使有國無山海，亦可從負海之國販入他國所產的鹽，獲取財利以維持國家。

人們習慣了“以農立國”的觀念，也許會質疑這種說法是否夸大其詞。其實，在中國歷史上，鹽的確一直是王朝國家最重要的財政資源之一。中國歷代王朝國家的財政資源中，鹽的生產和流通獲取的利益，一直都占有很大的分量。稍稍回望一下歷史，漢武帝時期，桑弘羊主持下建立起來的鹽鐵禁榷在支撐漢王朝強大國力上的重要性，歷來為大家所熟知。到唐朝，食鹽禁榷收入雖然相對不如漢代重要，但在唐中期出現財政困難的時候，經劉晏財政改革，也曾一度達到“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的程度（《新唐書·食貨志》）。宋朝人則有“國之利源，鹽策為重”的說法。史載，宋朝“國計軍需，多仰鹽課”。鹽的課利收入，在宋朝僅次于兩稅，在朝廷和地方的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最高時接近一半。到明代，亦有“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為裕民之厚資”的說法。清朝鹽在國家歲入中的比重，雖然遠少于地丁，但也是僅次于地丁的項目；而且，由于清代鹽商是社會上經濟實力最強的群體，鹽也是市場上最大宗交易、獲利最厚的商品，若加上主要來自鹽商的捐納、報效，以及后來的鹽斤加價和鹽厘，鹽毫無疑問是清朝國家財政的一大支柱。不過，食鹽在中國王朝時期的歷史中的特殊角色，不只體現在它一直是支撐歷代王朝國家運轉的主要資源，還由于鹽是一種能夠把民眾與朝廷、經濟與政治、市場與貢賦、物質與文化、地域社會與國家體系等方方面面，在時間和空間上貫穿起來的一種最特殊的物。細細品味上面那段齊桓公與管子的對話，可以引申出鹽在歷史中的特殊角色的多層意義：

第一，鹽是人類生活不可須臾或缺的；第二，雖然每個人的食鹽消費額很少，但全體國民的消費量巨大；第三，鹽取自天然，但須通過人力才得以生成并獲取，這決定了其生產流通成本低又易于為權力所控制；第四，由于個體消費量少，高于成本很多的價格能夠為消費者所承受；第五，國家可以通過控制鹽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獲取巨額利益，而不至于遇到有力的抵制；第六，國家控制食鹽的生產和流通，是確立并行使其統治權力的一種有效途徑，鹽這種物成為國家權力存在與運用的象征；第七，鹽的生產的專門化和消費的普遍性，決定了鹽是一種最原始交換物，成為人類社會交換經濟和市場流通發生的自然起點；第八，在鹽來自海洋的情形下，作為一種出自海洋的物，可以成為海洋在國家建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物質；第九，鹽由此也就成為在歷史進程中把海洋與陸地聯系起來的一種主要介質。概而論之，在歷史上，鹽具有超出其自然物性質的社會屬性和文化意義。從特定的意義上說，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無論是人的生存條件的維持、交換經濟的發生，還是國家權力體系和社會空間格局的形成，鹽自始至終都是最有力量的一種物。

了解了鹽在人類社會歷史中這種特有的角色和意義，段雪玉經多年努力，寫成的這部以兩廣鹽區食鹽生產和流通為題材的專論，就不只是一部鹽的經濟史，更是一部懷著整體史野心的地域社會史和政治史。

大亞灣鹽洲島魚塭（曾經的鹽田），段雪玉攝，2012年

自秦始皇征嶺南，漢武帝平南越以后，廣東一直都在中華帝國的疆域內。但是王朝國家在這個海徼蠻荒之地的存在，長期處于一種雙重的狀態。一方面，廣州作為王朝獲取南海資源的主要入口，一直是國家直接管轄的中心都會之一，王朝直接在這里設置區域行政中心，并在其轄區的一些重要交通節點，設置直接執行國家權力的地方官署，實行直接管治；另一方面，城邑之外的山原四野，在相當長的時期都仍然是化外蠻荒之區，在明朝之前，相當多的地方和人群，并未進入王朝體系之中。兩千多年來，這個區域在國家秩序形成和文化整合方面，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最基礎性的建置，當然是設官建治、聚民編戶，但在遠離城邑的廣大地方，仍然有大量的人口沒有進入國家編戶體制。在這種狀態下，王朝國家為控制和獲取資源設置的鹽場，成為本地社會早期進入國家體系的一種主要途徑。打開《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宋代廣東地圖，赫然入目的，就是沿海的一系列鹽場。在宋代，這些鹽場連同分布在山區的多處礦場，都是王朝為了獲取山海資源設立的官營機構，其數量和密度，甚至超過了州縣治所。這些鹽場的設置，不只是在沿海地方建立國家權力據點，更重要的是，鹽場生產需要的大量人力資源，很多是本地流動的人。與我們已經知道的這個地區的水上人被編入衛所軍戶一樣，這些人被編入灶戶，在鹽場定居下來，成為王朝的編戶，這是當地納入國家體系的主要途徑之一。后世在沿海地區所見的很多鄉村或宗族，留下了很多把祖先定居的傳說追溯到鹽場的記憶，不管這些記憶是傳說還是信史，都是這個歷史過程留下的一道深痕。近年來，很多關于沿海區域的社會研究，視線比較多地落在衛所軍戶上，同時，鹽場灶戶也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域，顯示出歷史學正在悄然發生的一個轉變—研究者研究國家在地域社會的擴張過程，由以往主要從王朝設官建治著眼，延伸轉移到更多重視衛所鹽場的設置。這個轉變的意義，揭示了國家建置的多元化途徑，研究者把目光更多投向進入衛所鹽場體系的當地人群，打開了從人們的生計與社會組織出發去解釋國家歷史的新路徑。本書書名中所說的“生產空間”，實際上也就是這個區域的人群進入王朝國家的歷史空間。在這個問題上，書中已經展現了很多精彩生動的事實，就不用我多言了。

與此相聯系的是，從依傍海洋形成的鹽的生產空間，還打開了研究國家與地域社會歷史的海洋視角。近幾十年來，歷史學者對中國歷史上海洋活動的研究越來越廣泛深入，就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一個非常熱鬧的海洋舞臺這一點，已經不會有什么疑問。但是，在整體的歷史解釋上，海洋活動仍主要局限在一個陸地國家與外部的關系上。人們所重視的主要是在海上和海外活躍人群的商業或移民活動，對于沿海地域社會整合過程中的海洋因素和機制，相對地缺乏足夠的敏感和細致的研究。前引管子與齊桓公的對話，雖然提示我們，國之為國，端賴山海，故有海王之國之說，體現出海洋在王朝時期國家歷史中的地位。然而，在以王朝興衰更替為中心的歷史框架中，海洋只是從國家資源的角度進入歷史解釋，慣常受到關注和重視的，集中在海洋出產，包括漁鹽和海外香藥珍奇上面。

隨著當代史學的出發點從國家轉向人，中國漫長海岸線連接的海域、島嶼與沿海地域在歷史中的角色，就不應只局限于國家資源的供應地一種，千千萬萬依憑海洋為生的人，他們的生存方式和生計所系的海洋活動，也是締造歷史的力量。在我們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探索的時候，在方法上既承接原有路徑的慣性而又能轉移方向開拓新視野的最直接的路徑，也許就是從國家設立的鹽場中尋找的人的歷史活動。我們可以通過鹽場的歷史，追尋這些本以討海為生的人，在地域社會與國家秩序建構中的角色，并由此形成對于地域社會整合歷史的新解釋。我很多年前曾經在粵東沿海一個島上做過淺嘗輒止的田野調查，考察了一個從清代的鹽場演變而成的由十多個村落組成的海島社會，我當時就強烈感受到這些鄉村保存的海洋性格。我現在從段雪玉書中看到她利用在各地搜集到的歷史資料做出的細致分析，把我當年那種田野中的感覺推進到學術認識的層面，讓我更深信這是地域社會研究的一種值得用力的方向。

國家在沿海設置鹽場，將海洋資源和以討海為生的人群拉入了王朝體系，是在陸地上建立的國家把海洋世界吸納進來的一個時間和邏輯上的起點。過去的歷史認識，一般都趨向于從這個起點出發，切斷海洋與陸地社會，海洋成為王朝國家的異己化力量。而我們通過對明清以后沿海地域社會的研究，越來越認識到，當海洋被拉入我們的歷史視野，特別是在地域社會的歷史中后，海洋就不會只是國家的意志中的異己力量，其影響會延展到內陸社會，成為影響地域社會整合的一種機制，而鹽的流通就是其中一種，這是一個由物的流動驅動的社會與文化過程，并以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人的行動來實現。這種物的流動，由于其消費的普遍性和來源的單一性，首先引出的就是在不同地理空間和人群之間的交換，市場流通由此發生，而國家權力和行政運作介入和控制形成的財政資源流動網絡，與市場流通機制相互嵌入，形成了貢賦體制下的市場和在市場流通中實現的貢賦獲取和輸送配置。這是一種在王朝貢賦體制下的市場流通，把海洋與內陸社會的地理空間和國家的地方行政體系的格局聯系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什么物能像鹽的流動那樣，直接而且全面地牽連著人與自然、海洋與陸地、地方社會與王朝國家、市場體系與貢賦體制的關系。可以說，食鹽的流通編織出王朝體制下地域社會網絡的動態過程與靜止結構，一個地區的食鹽流通格局及其運轉，呈現出這個地區的市場格局與權力關系的歷史圖像。段雪玉從她選擇兩廣鹽業為她的博士論文研究課題開始，就從兩廣鹽場分布著眼，以兩廣地區鹽業主要產地從珠江口向東西兩翼轉移的空間變動為出發點，一步步深化自己的研究。本書詳細討論了兩廣鹽區廣東與北海兩個鹽課提舉司的格局，以及省河體系與潮橋體系的形成及其動態變化。這個由食鹽流通網絡構成的區域歷史，同以國家行政區域建置為基礎展開的地方歷史之間，存在著一種空間的錯位與內在動力的相互補充和牽制，形成相互交疊的圖層并由此合成為更加厚實的歷史結構。

陸豐市碣石鎮三甲社“辦桌”儀式，段雪玉攝，2012年7月。碣石鎮是清代海陸豐沿海地區鹽業生產的中心。

饒有興趣的是，我在這里抽象地闡述的話題，在段雪玉的書中，是通過很多具體的人的活動來展開的歷史。我們看到在食鹽流通這樣一個舞臺上的種種角色，有多重的性格和身份。首先最天然的屬性，就是有一批追逐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商人，他們從事食鹽運輸買賣，是為高額的市場差價所吸引。因此，我們第一個可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人的行為制造了一個由沿海鹽場向內陸伸展的市場，劃出了一個由供求關系和運輸交通線路形成的流通網絡。但是，我們不可能視而不見的，是他們逃脫不了的國家體制。所有市場活動，都一定要在這個體制之下進行，甚至私鹽貿易，實質上也是以另一種方式在同一個結構下運行。在這個體制中的地方官員及其隨從，不僅要利用這個市場獲取利益，實現政府運作的要求，更多的是直接插足市場流通。于是，權力的交換和利益的分配機制，一定會凌駕在市場機制之上，食鹽流通一定是在貢賦體制的主導下運作。在這個體制架構下，產生了基于國家管控機制的有不同特權或專營范圍的商人。這些商人如何在官府的管控下獲得資格和機會，如何在國家體制下經營生意，如何利用和應付非市場的力量，如何同種種政治和社會勢力（包括海上的軍事集團）互相利用和博弈，又如何促成國家體制的改變，在本書中都有很多生動的敘述。通過這些敘述，我們能夠真切地體察和把握到這個歷史舞臺上的人，他們的文化性格和價值，他們做出選擇的方式，他們受制于其中的社會結構與政治資源。本書考察的“生產空間”和“流通機制”，呈現的就不只是一種行業的歷史，而是一部鹽鹵泡出來的活的地域社會的歷史。

以上所談，是我閱讀這部書稿時的一些感受。寫下來的想法一定是枯燥無味的，相信讀者一定寧愿到書中去閱讀生動的事實。我還是少說一些為佳！

（本文系《南海鹽道 : 16—19世紀兩廣鹽區生產空間變遷與流通機制》一書序言，段雪玉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1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