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昌黎詩系年集釋》，錢仲聯集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11月出版

錢仲聯先生的《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于1957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后第二年，錢鍾書先生即為之寫了書評，刊登在《文學研究》1958年第二期（1958年6月25日出版）上。文章雖然整體上肯定了該書能完全地超越清代的注本，但也指出了不少的問題——或者說以指出問題為主——文中引用韓愈詩“貪多務得”與“掛一念萬漏”來評價該書的引用不當與漏注；文末一段，更把該書的集評集釋比作將歷代注評的各家聚在一起開會，但又不主持會議，幾乎成了《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人所共知的定評：這樣的“酷”評對眼界頗高而又“毒舌”的錢鍾書先生也許不能算嚴苛，但一般人看來可能還是有些過頭。所以后來人談起“雙錢”的這段公案來，以錢鍾書先生尖刻者有之，以錢仲聯先生始終耿耿于懷者亦有之。筆者最近看到一些有關《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的邊角材料，便想就此事談談自己的一些淺見，癡人囈語，方家一哂置之可也。

其實在得到錢鍾書先生的書評之前，有關《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的批評已經在報章之上出現過。1958年3月23日《光明日報》五版“文學遺產”的副刊上登過一篇《龍榆生筆下的陳曾壽》，署名“芝子”，宋希於《龍榆生刪改〈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的隱情》一文（收入《掌故家的心事》）揭出乃魯迅研究專家林辰。文章從政治上批駁了龍榆生將陳曾壽這個參加過復辟以及“投敵附逆”的滿清遺老選入“名家詞選”，并在小傳中對其行為進行了美化，說他“平生志事，百不一酬”，批評之甚處，甚至說龍榆生“連最起碼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也喪失了”。在文章的末尾，又話鋒一轉，捎帶批評起《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來：

舉一個約略類似的例子，如抗戰初期著名漢奸黃濬（秋岳）的《花隨人圣盦摭憶》，竟也赫然出現于錢仲聯的《韓昌黎詩系年集釋》（1957年11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卷首“采輯諸家姓氏”一欄里了。我以為，古典文學研究者和有關出版社編輯部應該注意這個情況。

1958年3月23日《光明日報》五版“文學遺產”刊登的《龍榆生筆下的陳曾壽》，署名“芝子”，文末提及對《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的評價。

可知《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在1957年雖然得以出版，但外界馬上對該書有了批評的聲音，而且是站在思想政治的高度。雖然文章針對的主要是龍榆生先生，與龍先生在四十年代有著相同經歷的錢仲聯先生被捎帶批評后，也是戰戰兢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的書稿檔案中藏有一封錢仲聯先生1958年4月17日針對這篇文章的來信：

頃閱《光明日報》“文學遺產”201期芝子先生《龍榆生筆下的陳曾壽》一文，涉及拙注韓詩集釋引用漢奸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一節。該文所提正確意見，本人完全接受。由于本人純藝術思想作祟，當時認為引用黃文只有一小節，且是訓詁性質，不涉思想性，因而錯誤地不分敵我，引用入注，而不曾考慮到它的危害性。茲特向你社深刻檢查，并請求在將來有再版機會時，將采輯諸家姓氏項下“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一行挖去（16頁倒2行），改為“錢鍾書談藝錄”。卷十一492頁第四行小注“黃濬花隨人圣……”起到第六行末“或猶在后也”這一條亦請刪去。附致“文學遺產”一函，乞轉為感。四月十七日。

信中對《龍榆生筆下的陳曾壽》一文的批評完全接受，并提出了刪改意見：即將正文中涉及黃濬的一處刪去，并把“采輯諸家姓氏”之下的“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一條改為文中引用過數次的“錢鍾書談藝錄”。在這一背景下，再看錢鍾書先生稍后發表的書評，則似可讀出一些別樣的意味：如書評中把“陳曾壽、黃濬之流絕不相干的作品都拉扯進來了”歸結為該書的“貪多的流弊”，是將旁人認為的政治上的錯誤“轉化”為學術上的瑕疵。書評整體上也全從學術出發，絲毫不提《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的其他問題，且對它整體價值做了超越前注的肯定評價。這對建國以后幾乎沒有公開發表過書評的錢鍾書先生來說，或許幫腔大于批評——雖然書評中略帶尖刻的批評補正之語可能也是他的真心話——但畢竟當時的時代，是不能對一本“思想上有錯誤”的作品有太多正面評語的。所以，錢仲聯先生在晚年回憶錢鍾書先生時提起書評一事，說“鍾書先生這篇書評目的是對這部著作推崇”（見卜志君《高山流水話知音——錢仲聯談錢鍾書》），恐怕也不完全是客套話了。

由于《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在1957年一版一印后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都沒有重印的機會，因此錢仲聯先生將“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替補為“錢鍾書談藝錄”的版本并沒有出現。直至1984年《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再次出版，書中細節其實做了很多調整。卷首的“采輯諸家姓氏”移至書末，變為“本書所輯諸家姓氏書目”。細目中，尤其是晚清近代的人物，做了比較大的調整，曾被批評過的“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自然已經刪去，其余還有陳曾壽、曾國藩等人。書前加了一個“前言”，落款日期為“1978年4月”，則該書似是在較特殊時期修訂的。顯然，陳曾壽、曾國藩這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問題”，未免再有政治、思想問題批評再次出現，錢仲聯先生便在修訂時將他們一一刪汰。但前述信中“替補”的“錢鍾書談藝錄”卻也沒有出現，更為奇怪的是，正文卷一《答孟郊》、卷五《薦士》、卷六《三星行》中引及的《談藝錄》內容也一并被刪除，甚至連引到錢鍾書先生父親錢基博先生《韓愈志》的內容也都被沒有了。有論者即認為錢仲聯先生對錢鍾書先生的書評有耿耿于懷之嫌，所以故意將《談藝錄》甚至《韓愈志》中的內容全部刪除（據范旭侖先生在《萬象》第六卷第六期[2004年6月]上發表的《容安館品藻錄·錢仲聯》說）。但結合《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所受到的批判加之錢鍾書、錢基博在1957、1958年的處境，便可知他們二人之遭到除名或許依舊是出于時代的原因：夏承燾日記1958年10月24日云“近將批判錢默存之《談藝錄》，默存囑予提意見”，1958年12月14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上發表了黃肅秋批判《宋詩選注》的文章《清除古典文學選本中的資產階級觀點——評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里提到《宋詩選注》是“錢鍾書先生《談藝錄》的超階級的唯心主義的觀點的繼續發揮”，可見《談藝錄》在1958年末已遭非難，刪掉“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而補上“錢鍾書談藝錄”不只行不通，還要將書中有關《談藝錄》的段落全部刪除才行。至于錢基博先生，他在1957年去世前就才被批判過。所以，為免質疑，《韓愈志》也是萬萬不能引的。《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中刪去錢鍾書《談藝錄》與錢基博《韓愈志》的原因，恐怕與刪去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的也沒什么兩樣，出于對書評耿耿于懷的說法恐怕不太成立——起碼錢仲聯先生的初衷不是如此，否則也不會在后來主編的《清詩紀事》里大量收入《談藝錄》對清人的評價了。

不過，上文所述《高山流水話知音——錢仲聯談錢鍾書》一文，似乎還是透露出錢仲聯先生對錢鍾書先生語言之間的尖刻心存芥蒂的：

鍾書先生是喜歡寫俏皮文章的，里面有不少皮里陽秋的話，說是像請客，客人七嘴八舌開小會，而主人卻不開口。意思是我輯錄了五六種說法卻沒有自己的意見，沒說哪一種對，其實我的輯錄都有按語，而且非常之詳細，鍾書先生可能沒有仔細看，只看了開頭，一張兩張，好像沒有自己的說法，于是就說“主人不開口”。后來我的博士生找我問這本書，我把按語都圈點出來，光是按語就可以輯成專著，這與鍾書先生講的事實是相反的。文章千古事，冷暖自心知。我不能苛求別人把我的書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完，所以我也不見怪。

說錢鍾書先生“沒有仔細看”，“只看了開頭，一張兩張”，恐怕不實。因為書評里已經指出不少細節上可以補正的地方，而且《容安館札記》中也明明白白地揭出卷一的《答孟郊》和卷六的《三星行》引述了《談藝錄》的內容，此皆非“仔細看”不能辦也。錢仲聯先生刪去《談藝錄》自然出于時代原因的“無奈”之刪，但《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此后也再沒有修訂版，“錢鍾書談藝錄”最終還是沒有補入“采輯諸家姓氏”的書目里，這是錢仲聯先生的“無心再補”還是“有意不補”，就很難說了。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史研究[23&ZD21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