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翻著報紙突然發覺：報上登廣告的音樂會，都是比我年紀大的老歌手們演唱的。

一九七〇年代，那是我的小學、中學時代，當時走紅的男女歌星，現在都有六十多歲了吧？仍然一個人能動員上千名聽眾的大歌星為數不多。據報道，連當年的紅頂男星澤田研二開的演唱會，最近也不能爆滿大型音樂廳了，結果惹起澤田爺爺發脾氣不肯上臺自行回家。于是舉辦單位開動腦筋，叫十幾個老歌手們一起上臺，還用著“同學會”、“夢想演唱會”之類的名稱打廣告，來刺激銀發世代之懷舊感。就這樣子，不僅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也在二線、三線中小城市都一天舉辦日晚兩場老歌演唱會，果然有六十幾、七十多的老“同學們”成功地給動員去演唱會場地報到。雖然每個歌星能拿到手的酬金不會很多，但是電視上幾乎沒有了流行歌曲節目的時代里，能夠跟老歌迷直接見面，而且說不定其中還有些人愿意當場買幾張唱碟請早年偶像簽名的話，肯定比呆在家里沒事干好多了。

所以，報紙上常看到老歌星演唱會的廣告，我不覺得有什么奇怪。可是，怎么同一份報紙上看不到年紀輕的、目前走紅的歌手們或樂隊所辦的演唱會廣告呢？為什么天天都只看到往年流行歌曲的“同學會”和票價昂貴得令人發狂的歐洲歌劇團訪日演出的廣告呢？

“不就是因為看報紙的都是五十幾以上的老先生、老太太的緣故嗎？”兒子告訴我。

他是剛滿二十歲的大學生，從小沒有看報紙的習慣。還在小學、初中的時候，做母親的曾勸他好好養成看報紙的習慣，畢竟家里歷來訂閱兩份報紙；他爸媽都搶著要把剛給送過來還平平整整的新聞紙親手打開看方才覺得很爽快的。可他就是對紙上印的文字沒有興趣，說在網路上看新聞都一樣。我們覺得不一樣，但是不知打從什么時候開始，日本孩子不再聽父母說話了。

其實，今天不看報紙的，不僅是二十歲的大學生，我在大學的同事們中，四十歲以下的人似乎都不在家里訂閱報紙。他們的家中也沒有固定電話。一切消息都來自互聯網，大都交易也在互聯網上完成。網絡世代當然沒有可能看報紙上的音樂會廣告，然后打電話去訂票的。

于是報紙上登的廣告，越來越多是針對于中年以上的消費者了。果然，吃的、穿的、玩的、用的，都不是當下年輕人圈子里流行的款子，反而屬于對老年人和殘疾人士友好的通用設計。可以說，只看著紙上印的文字，不能知道日本社會的最新潮流了。

前些時有從中國來的朋友，逛了東京神田神保町的舊書店街以后說：日本人似乎對紙本情有獨鐘吧？但那只是五六十歲以上的日本人了。不信就翻翻此間的周刊雜志看看吧。這一期二月二十一日號的《周刊文春》所登的一個專輯是：家人死了該辦什么手續？同一期的《周刊朝日》則刊登：配偶死了以后要辦的手續一覽。《SUDAY每日》有：一個人在家瞑目。《周刊現代》就登：錯誤百出死后手續。

怎么大家都紛紛在講死后手續？不外是因為不少讀者開始面對自己以及配偶的死亡了。這些雜志，三十年以前針對的讀者是三十到四十歲，以男性為主的上班族，也就是當年日本社會的骨干。那一代人早已退休，現在將近七十歲，開始有人得癌癥上路了。顯然年輕一代日本人普遍對報紙、對紙本雜志都沒有興趣，使得整個報業只好跟讀者群體一起老下去。

充滿俗氣但還保留些活力的《周刊POST》呢，一方面登有：大江戶性愛姿勢四十八種；另一方面則刊登：父母死了以后最麻煩的葬禮和繼承遺產；父母得老人癡呆癥以前/以后要辦的手續；一百萬日元能醫治/不能醫治的疾病；養老金的申請錯誤和填寫遺漏。同一份雜志都登著好幾個年輕模特兒的裸體照，但是讀者的平均年紀說不定比那些模特兒的父親還要大。

看到報紙上的廣告而去聽老歌星音樂會的群眾，大概是周刊雜志讀者的太太們吧。如今日本的戲院也好，音樂廳也好，美術館也好，一般來講，聽眾或觀眾中有八成以上是女性。她們要么自己一個人來，要么跟朋友結伴來，要么帶女兒來，活動完了就去吃飯聊天，總之活動力蠻強的。相信多數人都有丈夫，可是被太太嫌棄，一個人在家里留守。至今社會上自高自大的日本男性，一退休就淪落為孤單的靈魂。他們沒有跟工作無關的朋友，也不認識鄰居，往往都沒有愛好，更沒有社交能力去交新的朋友。于是一個人去圖書館翻翻《周刊文春》、《周刊朝日》、《SUDAY每日》、《周刊現代》、《周刊POST》等等，研究研究如何面對即將要來的死亡。是的，在眾多社會設施中，只有“敬請肅靜”的圖書館是男性利用者占多數的地方。女性敬而遠之，因為不能聊天聊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