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我家那小子》之后，湖南衛視又推出一檔名叫《我家那閨女》的觀察類綜藝。《我家那閨女》延續了《我家那小子》的節目模式——每期邀請四名女嘉賓的父親與明星觀察員共同觀察獨居女兒的日常生活，了解平時自己不知道的女兒的獨居生活狀態。目前播出的7期節目，被觀察的嘉賓有吳昕、傅園慧、袁姍姍、何雯娜、郭躍、焦俊艷等人。

《我家那閨女》播出后獲得極高的關注度，每一期播出后都能喜提好幾個熱搜；但關于節目的爭議和批評也未曾停止。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是節目流露出的催婚傾向，演播廳的討論都圍著催婚轉，像有媒體做過不完全統計，僅節目前3期，四名女嘉賓就被催婚23次；錄制節目時也是安排各路好友輪番上陣，口頭勸婚或直接介紹對象。有網友將《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閨女》和芒果TV正在播出的另一檔《女兒們的戀愛》（節目以“爸爸們光明正大看女兒談戀愛”為核心），并稱為“催婚三部曲”。

時值年關前后，很多年輕人對催婚話題深有感觸，《我家那閨女》某種程度上也成為年輕人怒火的宣泄地，不少公眾號也推出相關文章，借對節目的分析批評，表達對催婚的強烈反對和厭惡。只是很多人內心很清楚，催婚的父母并不會看這些文章，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催婚和反催婚都會是他們生活的主旋律。

催婚真是無解的問題嗎？面對催婚，除了在互聯網上抱怨，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了嗎？是否有看待催婚的另外視角？

父母催婚，因為他們是上一代的父母

豆瓣上有一個熱門短評強硬地批評節目，“看見一個個爹義正言辭地說自己女兒結婚生孩子就是孝就是為國家民族負責，惡心到想吐”。

這個短評代表了不少人的態度，他們將催婚理解為父母的私欲，以及集體主義思想灌輸下的愚蠢，這種自私和愚蠢甚至不惜以自己孩子的幸福為代價。按這個思維出發，許多年輕人自然對催婚深惡痛絕，甚至會得出“父母是禍害”的結論。

可事實上，幾個女嘉賓的父親之所以催婚，其出發點是愛。這種愛是典型的中國式父母對子女的愛，是上一代父母（節目中的父母大多出生于1950、1960年代）普遍的疼愛子女的方式，即全部生活重心是子女、孩子永遠長不大、操心孩子的一切事——自然包括婚姻大事。

在2月16日播出的第7期節目中，焦俊艷和Papi醬一起吃飯，Papi醬談到一個親人的排序問題，Papi醬的排序是自己＞伴侶＞孩子＞父母；主持人劉欣然也是將自己排第一位。有意思的是，當期有三個父親都是將自己的女兒排在第一位，傅園慧的爸爸將父母排第一，女兒排第二；焦俊艷的爸爸說，“不會像她們把自己排第一位”，他們都是將自己排在最后。

這其實就是兩代人最根本的觀念差異：年輕人有權利觀念、邊界意識，“最愛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尊重和放手，給予孩子、父母空間；父母把自己放最后，不是自私，是無私，無私到他們愛子女到為子女而活的地步，以至于太多父母不僅從未人格獨立過，也沒有最基本的邊界意識。

干涉便干涉，為何父母認為子女非結婚不可？第2期節目中，主持人劉欣然問到“只有女兒結婚生子，才能夠證明她是幸福的、完整的嗎？”，幾位父親馬上得出一致認同的結論。

父母認為婚姻是必需品，因為在他們的認知體系里，婚姻是“好東西”，人人都可以有的，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少；而一個人的認知體系，與他們的成長背景、接受的教育、人生經歷有關。雖然李銀河老師在《奇葩大會》中提出了“婚姻制度終將消亡”的觀點，但應該看到，那是“終將”；婚姻制度已經存在數千年了，在過去漫長的歷史進程里，婚姻的確是“好東西”，它是我們從匱乏社會走向豐足社會的重要前提。婚姻制度有助于家庭的穩定、繁榮和幸福，也有助于社會的穩定、繁榮和幸福。就比如節目的父母都經歷過物質匱乏的時代，兩個人的結合就意味著責任共同承擔、財富一起積累，子孫后代的繁衍生息，則是“養兒防老”。

也即，從功利角度看，婚姻就像是兩個人的合作，它的效益高過一個人單干。上一代父母是在這種觀念下成長起來的，同時他們也是這種觀念的受益者（節目的幾組父母都婚姻幸福，子女成器），他們自然希望女兒能夠復制他們的路徑。

總之，父母催婚主要是出于愛——只是他們是上一代的父母，觀念也停留在上一代。他們往往察覺不到這種沒有邊界感的愛會給子女造成壓迫，無私也會成為另外一種意義的“自私”。你可以說父母“古板”“落伍”“愛的方式錯了”，但實在不應將父母的愛理解為“惡心”或“勒索”。

子女有權反催婚，但我們是合格子女嗎

父母是上一代的父母，但子女已經是新一代的子女了。于大城市里的許多人而言，婚姻已經不再是必需品，它只是一個選項而已。美國社會學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單身社會》一書中指出，“個人最主要的義務在于對自身負責，而非對他的伴侶或者孩子”，當代對個體的推崇已經遠遠超越了想象。

我們愛自己、愛獨立、愛自由，一個人的生活真的太舒適了，就像節目中的袁姍姍那樣，一個人的家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可如果是兩個人生活，可能就意味著遷就、讓步、妥協、磨合。因此很多人不斷降低婚姻在生活中的次序。

這時與父母的觀念沖突就出來了。父母的干涉成為困擾，困擾激化為矛盾，矛盾累積為痛苦，甚至導致很多年輕人與父母關系惡化。這樣的情況愈發成為普遍現象，因此催婚日漸成為一個公共話題，互聯網上也形成聲勢浩大的反催婚聲勢，層出不窮的文章批評中國式父母“人格不獨立”，批評中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紀伯倫的“你的兒女，其實不是你的兒女/他們是生命對于自身渴望而誕生的孩子/他們借助你來這世界，卻非因你而來”都快被引用泛濫了……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父母成了壓迫者，而子女們都是受害者。

如果你不想結婚，你當然可以旗幟鮮明地反催婚，你當然應該守護你的權利——哪怕“侵犯者”是你的父母。只是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情況：你索取了一切屬于你的權利（甚至過度索取），卻從未履行好與權利相匹配的義務？

比如你雖然說“你的兒女，其實不是你的兒女”，但你想過沒有，“你的父母，其實不是你的父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世界上的確有許多混賬父母，但混賬子女更多。許多子女享受著父母親全心全意的愛與付出，他們習慣了向父母伸手，名牌衣服要父母掏錢買，房子要父母掏錢買，婚禮的錢要父母出；可一旦父母干涉了他們什么事，他們就忙不迭地大聲嚷嚷：我要做自己，你們不要來干涉我……你苛求了父母撫養栽培你的義務以外的東西，要車要房子時你怎么就沒想到獨立？這其實是假獨立、真自私。”

多少中國式子女工作后還在啃老（如果以18歲為基準，那90%以上的子女都是啃老族）？多少人買房買車需要父母掏空積蓄？需要父母付出時，你心安理得享受父母的犧牲，可一旦涉及到你的權利，你就大聲嚷嚷“父母是禍害”，這是哪門子的“個人主義”？“自私主義”更貼切。

因此，假若你成年后就徹底斷奶，并履行好贍養父母的義務，那么你不理會父母干涉、為自己而活，旁人無權置喙。可假設你平生都在享受父母為你做的一切犧牲，卻又不讓渡自己的某部分權利（連聽他們嘮叨都覺得煩），那么你的抱怨也沒有太多值得同情的地方——只會讓人覺得你是“白眼狼”。

去溝通，而不是防衛過當、反應過激

在《我家那閨女》播出前兩三期后，有不少公眾號給該節目“判了死刑”，認為節目“消解獨立女性價值”云云，但完整地看了目前播出的7期，筆者認為這些批評有些反應過激（當然也有可能是批評聲讓節目組改進了）。節目在議程設置、話題引導上圍著催婚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節目熱度與收視率的需要——催婚是最容易引起年輕觀眾共鳴的一個點。但節目的價值立場，是否一直在鼓吹結婚的必要性，是否更多站在父母的立場上？

其實并沒有。節目組雖有意放大催婚與反催婚力量的沖突，但就觀點上來說，它還是通過剪輯，努力做到均衡。比如第2期，李立群說，“天下父母心是希望我們的兒女幸福，結不結婚只是一個動作”；第4期，包文婧來幫袁姍姍收拾，袁姍姍自我怨嘆“誰娶到我也是倒霉時”，包文婧回應她，“每個人的優點都是不一樣的，不能拿會不會干家務，去衡量一個人是什么樣的”；第5期，嘉賓王剛對郭躍父親的“逆愛”提出直言批評，并說父親對成年女兒應該扮演的角色是“守望”，守著，然后望著子女慢慢走遠；第6期，更是將郭躍請到演播廳，讓父女倆消除隔膜，真正溝通起來；第7期，請來的嘉賓易立競是支持不婚的單身女性，與幾個父親進行辯論，一開始態度最強硬的焦俊艷爸爸后來也“大徹大悟”，女兒自己做的決定未必是錯的，反倒是自己為她安排的路可能不適合她……

因此，通過節目除了看到催婚這一客觀事實，我還看到節目組紓解這一困境的嘗試和努力——它并不是說結婚好還是結婚不好，而是想讓兩代人理解彼此的立場，為他們搭建溝通的橋梁。

去溝通，是年輕人面對催婚最重要的解決方法。一則，溝通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年輕人的“義務”。贍養老人是每個子女的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但贍養除了最基本的物質贍養外，還有一個精神贍養，即理解、尊重、關心、體貼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給予其慰藉，滿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其愉悅、開心。很多年輕人錢是給夠了，但平日里與父母溝通還是太少，比如父母的微信懶得回，父母若問起工作生活，也懶得說，因為認為他們不懂、也不想讓他們擔心。如此，不僅父母的情感需求未能得到滿足，客觀上也加劇父母對子女情感生活的關注——沒啥可聊、沒啥可說、沒啥可寄托的，只能將精力集中在子女的情感大事上。

二則，代際矛盾永遠存在，不僅是我們與父母之間，也將存在于我們與我們的下一代之間。父母很難改變，我們也不會妥協，只有溝通一條路可走。有子女會說，催婚明明是父母思想不開化，憑什么成我的責任了？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文化與承諾》一書介紹了人類文化傳遞的三種模式。通俗地理解，第一種是由父及子、由前至后的“前喻文化”，第二種是無分長幼、相互學習的“并喻文化”，第三種是長輩需要反過來向幼輩學習取經的“后喻文化”。你不是憑空成長的，父母在“前喻文化”階段耐心教導了你，在“后喻文化”，由你來教導他們，可以不要如此不耐煩嗎？

三則，我一直覺得，我們這個世界在過度討好年輕人——因為社交網絡是年輕人的天下，消費世界里年輕人是支撐力。各大公眾號都敏銳地捕捉年輕人的情緒，他們喜歡什么、反感什么，再將這些情況都推到一個極端，以滿足年輕人的情感宣泄，換取流量和金錢。因此社交網絡上的中年人，多是“油膩”的；孩子，常常是“熊孩子”；老人，往往不可理喻，是“壞人變老了”……

《社會性動物》一書中寫道，“人們往往給過失者冠以諸如‘瘋狂的’‘虐待狂的’或其他什么名稱來解釋他們的令人不愉快的行為，從而把他們從‘好’人中排除出去。這樣一來就可以不必為其行為煩惱了，因為它和好人無關……”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懶惰和不作為——我們已經事先預設了他們是“壞的”，并且無從改善，由此便省掉了改變的努力，我們要做的只是在社交網絡上宣泄下對他們的反感——多快好省、又爽又能抱團還能凸顯出自己的“新潮”。

但某些時候，是否有可能是我們過度敏感、防衛過當、反應過激了？我們沒認真去做過，怎么就覺得不可能呢？哪怕你讓父母知道單身的你過得非常幸福，這也是一種勸說和溝通，但你試過嗎？如果溝通不了，你試過為父母尋找其他的精神寄托嗎？只會在網絡上撒氣抱怨，跟現實生活中到處托人介紹對象的父母又有什么區別？

可以預料文章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可事實上，你會說的那些道理，我都贊同并理解——關鍵是，父母們看不到，或者假裝看不到。提供情緒的宣泄很容易很解氣，但它也往往是無效的；最務實也是最困難的辦法，只能是試著去溝通——不是那種向父母扔幾個大道理、然后捂上自己的耳朵的溝通，而是心平氣和、愿意傾聽、愿意投入時間和精力去說服的那種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