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顏真卿特展前天剛剛落幕，這也引發了許多人對顏真卿其人其書的熱議與再認識。尤其是對顏真卿《祭侄文稿》的欽慕與關注。顏真卿究竟有何魅力？顏真卿書法在當下究竟怎樣的地位？如何看待顏真卿的書法藝術？

事實上，從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顏真卿的影響有漸漸縮小的趨勢，顏真卿其人，顏真卿其字，似乎也有一點不合時宜了。這種變化，有社會因素，也有藝術因素，包括“兼濟天下”的理想萎縮。

作者認為，顏真卿的書法作品是典型的“文章發揮，書道尚矣”；而當代書法發展的當務之急，便是對顏真卿的再認識、再學習、再研究、再領悟。

我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學習書法的。“文革”剛剛結束，百廢待興，學習的資料依然有“文革”特色。比如，在書店買到的字帖，基本是當代書法家書寫的范本，所書寫的文辭要么是毛澤東詩詞、魯迅詩選、樣板戲唱詞等等，文化信息狹窄、單一。進入八十年代，傳統字帖開始發行，在新華書店的柜臺上，能看到不同書體的單行本出售，幾毛錢一本，很便宜。

在老師的指導下，我買了顏真卿的《多寶塔碑》和《顏勤禮碑》，于是開始了長時間的臨習。為什么要學習顏真卿呢，老師的教誨一針見血。他說，顏真卿是忠臣，是為國家犧牲的，人格偉岸、書藝高超；我們學習書法，既要學習他的字，更要學習他的為人。

其實，對顏真卿的判斷，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思維特征。對文藝作品，我們向來強調載道、說教。我們理解的文藝作品的功能是教育群眾、引導讀者，是政治觀念和社會觀念的傳聲筒。在這樣的思維層面上，我們對趙孟頫、董其昌、張瑞圖、徐渭等人的書法作品一直保持警惕，認為他們的為人有問題，不主張臨習他們的書法作品。

在文學界、書法界，因人廢作品，因人低估藝術成就的事情比比皆是。原因很簡單，我們對道德教化看得非常重，政治體制規范作家、藝術家的思想和行為，一旦越界，也會遭到討伐。今天看來，那些被低估和矮化的書法家也是有冤屈的。

不過，對顏真卿的判斷從來沒有改變，對他的為人與藝術，我們也一直崇敬、崇拜。他強大的人格力量和強大的藝術震撼力，所透露出來的人文信息，永遠是中國文化天空中的一道光芒。

八十年代，學書要學顏真卿，是一種共識。在競技書法的選拔與評選中，顏體書法作品是一道亮點。從楷書到行草，顏真卿的悲壯、厚重，顏真卿的奔放、痛苦，與彼時的書法創作和書法審美渾然一體。

從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顏真卿的影響有漸漸縮小的趨勢，書法學習，不再把顏真卿的楷書放在首位，書法創作，顏真卿風格的楷書很難入選重要展覽。一句話，顏真卿其人，顏真卿其字，有一點不合時宜了。

這種變化，有社會因素，也有藝術因素。先說社會因素。大張旗鼓的市場經濟和激情四溢的消費思潮，讓我們“兼濟天下”的理想萎縮，覺得“修齊治平”是別人的事情，對于書法家而言，無需政治理想和社會責任，寫字、賣字才是立身之本。另外，權力腐敗問題是精神枷鎖，緊緊困擾著我們。在任何東西都可以出售，當錢什么都能夠買到的時候，理想崩潰了，希望渺茫了，顏真卿的奮不顧身、大公無私，被看成愚昧和木訥。當社會對悲劇美學喪失了感知的能力，當我們對犧牲、奉獻、責任不再敬畏的時候，自然對娛樂性、市場性，對權力中心主義和無節制的消費無比迷戀。這時候，顏真卿的形象和書法，就會在人們的心中淡化。

娛樂性、市場性，幾乎綁架了書壇。在顏真卿書風被忽略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書壇是妖魔鬼怪橫行的書壇。把嚴肅的書寫，進一步娛樂化，從書寫行為的變態，到筆法墨法的極具夸張，從書寫嚴肅的詩文，到抄錄勸導升官發財的迷信語詞，從書香裊裊的書齋，到大庭廣眾下的雜耍，無不展露著書壇的淺陋和可憐。

我參加過若干次書法評選，我看到許多書寫《心經》的來稿。不同書體書寫的來稿，引起我的警覺。于是，我做過不太規范的調查，閑談、采訪，會問及書法家們了解《心經》的程度。一類人張口吟誦，其架勢頗有居士的虔誠；另一類人僅僅知道《心經》是佛經，至于經卷的奧義語焉不詳；還有一類人是看到其他人寫《心經》，自己就跟著寫。理由是，人人都在寫《心經》，就證明《心經》沒有政治與文化問題，還證明《心經》有市場。

市場是最大的誘惑，勸導升官發財的語詞有賣相，于是，手中的筆被欲望左右，書法家成了賣字的商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價值理念被遺忘和顛覆。

再談一談藝術因素。書法審美觀念的變化屬于哲學范疇，對顏真卿書法的短時間淡漠可以理解。尋求變化和超越，一定會在短時間內否定經典。固化的經典，固然存在固定的模式與魅力，而變化與超越就是對固化的模式與魅力的打破。當新的書法資源不斷出現，新材料所蘊含的新氣象，會引起書法家求新求變的興趣。因此，他們會在秦簡、墓志，以及民間書刻中找尋新的語言樣式和新的書寫體驗。這符合藝術創作的客觀規律。

我談到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書法發展所經歷的問題。

從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基業再出發，我們需要更為理性地認識書法，重新發現書法。《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回望跌宕起伏的2018年，也有許多的不容易。英國在試水‘硬脫歐’，美國對各主要貿易伙伴揮起了大棒；行走在灰黑地帶的p2p大面積暴雷，偽劣疫苗引爆眾怒自取其咎；一些著名人物像燃盡的恒星一樣獨自帶走了他們的時代，而公交車上發生的事件則告訴我們，大家同在一輛疾馳的車上，誰也不是旁觀者，誰也無法置身事外。”看完這段話，我想起了顏真卿。在事關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節點上，顏真卿是一道閃電，又一次讓我們清醒。顏真卿雅重行實、波瀾壯闊的書風，會療治我們的萎靡、自私、膽怯、卑微。

從17歲開始臨習《勤禮碑》，到今天，還在臨習《爭座位》、《祭侄稿》。在點點滴滴、生辣、坦蕩的書寫中，我依然認為顏真卿的筆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強音。我曾在一篇名為《看字》的散文中寫道：“最近，屢屢往山西永濟訪古，在蒲州古城遺址，仿佛看見了顏真卿揮淚書寫《祭侄稿》的場景。唐天寶十四年發生了歷史著名的‘安史之亂’，時任平原太守的顏真卿率軍抗擊。一場戰爭，顏真卿的哥哥、侄兒戰死沙場。戰爭結束后，顏真卿任蒲州刺史，在這里寫下了《祭侄稿》，祭奠犧牲的顏季明，也為書法史留下了光輝的篇章。我寫顏體楷書，對他的行書依然沉迷。從青年時代始臨《祭侄稿》，一直臨到今天。總覺得《祭侄稿》中的字，也像人一樣有激動的情感、不屈的氣質、頑強的品德。即使是重重的涂痕，也有生命的張力。我是因堯君素、李世民、顏真卿而來蒲州憑吊的。歷史中的蒲州破碎于50年前，我所看到的蒲州，已經不是堯君素、李世民、顏真卿的蒲州，而是荒野，是廢墟，是我們的先人建功立業的地方。我激動地爬上古城廢墟的最高處，看到巍峨的中條山，依稀見到棲巖寺的古塔，聽到了黃河的波濤。蒲州城一片荒蕪，李世民的擬旨處，顏真卿書寫《祭侄稿》的刺史官邸，一一化為時間的碎片，只能在想象中猜想它的繁華與熾熱了。”

真正意義的書法創作，與民族大義和國家情懷須臾不能分離。我們要求書法作品，能夠表現發人深省的重大題材，感知悲劇力量帶給我們的生命動力。

顏真卿的楷書作品《宋州八關齋會報德記》，也是需要重新評估的作品，其歷史內涵與藝術魅力，對當下書法創作會有啟示。

河南睢陽的“八關齋會”是歷史事件，也是文化事件。“安史之亂”的重要角色史思明，有一位能征善戰的將軍田神功，得知史思明謀反，怒火中燒。在叛將南德信、劉從諫圍攻睢陽時，怒殺南、劉，解除睢陽之危，并率軍歸順朝廷。寶應元年，叛軍再犯睢陽，田神功領兵平叛，再度解睢陽之危。唐大歷七年四月，田神功患病，睢陽人向官府建議，舉辦八關齋會，為田神功祈福。宋州刺史徐向接納了這個建議，出俸錢在開元寺設八關齋會。農歷五月初八，在開元寺（也就是現在的八關齋 ）內設八關齋會，邀請1000名僧人前往誦經念佛。隨后，州縣官吏長史等文官設1500人為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等武官設500人為一會；地方士紳設5000人為一會。一時間，佛飯香供擺滿郊野，經聲佛事晝夜不息，善男信女八方云集。為記載這次活動，州郡長官又從千里之外請來當朝重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 ，由他撰文并親筆書寫。顏真卿接到邀請，親赴睢陽，激情、理性并舉，文章、書法頡頏，撰寫、書寫了近千字的《宋州八關齋會報德記》。可謂文書俱佳，文墨兼優。

顏真卿的《宋州八關齋會報德記》，有現實意義。對忠臣良相的稱頌，對貪官污吏的指斥，在顏真卿的書寫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張懷瓘《書議》一文中，對書法與文辭的關系進行了歷史性定位，張懷瓘說：“昔仲尼修《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煥乎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論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

“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先文而后墨”，張懷瓘看到了書法的根本。張懷瓘將書法和文字連在一起，來論述它的價值。先王、先賢的思想依靠文字傳播，所以文字之功用自然首當其要，文字顯現它的功能依靠書寫，也就是書法，所以書法的價值直接顯現先王的功業。

顏真卿的書法作品是典型的“文章發揮，書道尚矣”。當代書法發展，需要在“文章發揮，書道尚矣”中找尋突破口，因此，對顏真卿的再認識、再學習、再研究、再領悟，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