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石鼓文—而師鼓印文，中央美術學院藏

通常認為，自周平王東遷洛邑（公元前770年）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221年），是為“春秋戰國”時期，亦被后世概括為“五百年亂世”。然春秋與戰國之分野，史家論斷不一，雖界限略顯模糊，但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時，則擇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為斷代之關鍵，以此劃開春秋與戰國之歷史帷幕。此分界點的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冊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標志著“戰國七雄”中“三晉”的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亦宣告承載春秋時期最大姬姓諸侯國——晉國的徹底瓦解。“三家分晉”不僅是傳統“封建制”走向“郡縣制”的重要轉折點，亦由此拉開了戰國時期社會變革與制度革新的序幕。

魏國，“三家分晉”之一家。溯其源流，魏氏先祖畢萬，乃春秋晉國之公族重臣，因輔佐晉獻公拓土開疆功勛卓著，受封于魏（今山西芮城），遂以封邑為氏，改姬姓為魏姓。自此，魏氏一族在晉國政壇日漸崛起，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合力傾覆晉國權臣智氏，旋即瓜分晉國疆土。魏氏分割晉國最為膏腴的中部區域。然魏國早期所領“三晉”之領土，主要有四塊疆域，皆由舊有封邑拓展而來，彼此犬牙交錯，地緣結構支離破碎，約包括現時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陜西、河北的部分地區。當時它的河西之地緊靠黃河、崤山與秦國相鄰，東以泗水與齊國和宋國相鄰，西南與韓國、南面有鴻溝與楚國接壤，北面則有趙國。這也讓魏國的權責不穩，戰略極為不穩定，或成為變法的動力。

一、被撬動的團塊

魏文侯任用李悝，率先在魏國推行變法，其變法實踐對后世影響深遠。吳起、商鞅等人才也受到魏國變法的影響，他們之后分別前往楚國、秦國等地推行變法。 若綜合考察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關鍵舉措，可以發現，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強化君主權威是普遍追求的目標，其中，改革以軍功爵位為核心的功績主義的官僚人事權改革是重要內容之一。

《說苑》記李悝痛斥“淫民”認為“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是國之大錯，認為應該“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币簿褪钦J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在于要讓勞動的人得到糧食，讓建立功勛的人獲得俸祿，任用有才能的人，并且做到該獎賞時必定兌現，該懲罰時必定公正。

之后吳起變法則同樣如是：

“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史記》；吳起在楚悼王支持下推行變法，與李悝的做法極為相似，即削弱權貴大臣的顯赫地位，裁汰無能不堪用的士大夫（這里的無能無用也有著對楚王無用的意思。）

商鞅也同如是，“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薄白谑曳怯熊姽φ摚坏脼閷偌??！薄胺蛏叹秊榍匦⒐鞣?，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薄妒酚洝飞眺陛o佐秦孝公推行變法，確立嚴明的法律制度：“禁奸本”（其中的“本”字即意味著斬斷原先晉升的制度與人），嚴格依照二十軍爵等級制實施獎賞，對違法犯罪者一律嚴懲不貸。

這些“人事權”的變革做法，從根本上推翻世卿和世祿所帶給君王的桎梏。

以往西周、春秋的封建之制，層累而上。《禮記》記載：“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春秋左傳》另記“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泵瘢ㄒ韵聻榕┍皇抗茌?，士服務大夫，大夫服務世卿，世卿服務君王。在幾百年的分封綿延下，由于地理與血緣之間的關系，作為世卿的地方權力團塊必然出現，且必然與君王為中心的的中央的行為出現碰撞，產生沖突。如《左傳·昭公二年》載：“天子微，諸侯強大，……政由諸侯?！边@里的諸侯國內也可以帶入可想也會有許多世卿、大夫不由諸侯國主決定。而且由于世俸、世襲制度的產生，作為世卿大夫是有足夠的安全退路，可以不實行君王的意志。

但當變法向著世卿、大夫的開刀，原先卿和卿所具有的權力及俸祿不再能夠世襲，改成“及身而終”，舊制傾頹，《商君書·算地》有言：“使諸侯列國，莫得擅爵祿，予之在我，奪之亦在我。”往昔卿族所據之權柄與厚祿，不得世襲罔替，變“世及”為 “及身而止”，官吏任免與國家財政皆歸君王一人之掌握。自此以降，君王可以直接統治所有層級，臣民悉為君主所役使，王權得以直達庶民之末梢，所謂《詩經·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為實際的現實。若逢世卿、大夫薨逝，則為君王洞開乾綱獨斷之隙，讓君王可以按照喜好親近任用“左右近習”，隨其意愿擢賢任能，將心腹之人安插于舊有地方勢力之罅隙，逐漸使其破潰，那么君王也進一步掌握未掌握的團塊，這形成一種不斷潰解稀釋的過程。

尤其是重用如李悝、吳起、商鞅這樣的低級（或者外籍）的士族大夫來推行變法時，恩威榮辱均維系于君王，更容易被收買以及掌握，并且與原先的集團并無關聯，尤其需要承擔風險，被推上前臺時，這樣的位卑權重的官吏會向著君王不斷靠近。

韓非子對這樣的君臣關系尤其談到：

“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策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征，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庇涗涍^往出謀劃策的言論，等事情發生后，君主要加以檢驗；貢獻能力的人，等功效表現出來后，君主要對成敗進行分析。成敗經過核實，隨之進行獎賞或懲罰。事情成功了，君主就收取他們的功勞；謀劃失敗了，臣下就承擔其中的罪責。（《韓非子·八經》）

（秦）石鼓文—作原鼓印文，中央美術學院藏

那么這種改變牽動著三點變化：

1.世卿大夫獨立性消失，君主權力加強：隨著分封制的瓦解，世卿大夫的封地逐漸被收回，其獨立性也隨之消失。君主得以更自由地支配資源，君主與民眾的關系也由間接的托管關系（分封）轉變為直接的隸屬關系。這客觀上需要大量“新中間層”來管理和統治，為官僚階層的興起提供了土壤。

2.低級士族身份單一化，職能凸顯：為了防止新的世襲世卿大夫出現，原先被統合的權力需要被切割。低級士族的身份也日益單一化，其職能更加明確，“職”的概念日益凸顯。

3.世襲血緣失效，官爵細分，可上可下：隨著世襲血緣關系的失效，官與爵職不再是世襲的特權，而是需要通過功績（或者與君王的遠近）來獲得，“位”的重要性上升。

二、士的身份性質變化

人事變革牽動著原先春秋時期“士”階層化身成為“官僚階層”的變化。各國被清理出局的原有的士、大夫、世卿被君王提拔的官吏所代替。同樣，戰國時期隨著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戰爭的范圍和強度都超過了春秋時期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各國君主開始建立更加龐大的直系官僚群體，并隨著戰爭的進行，各國對于物資和兵員的需求量不斷增加，這使得君王更需要避免原先分封貴族的桎梏，讓直系的官吏來執行其意志，驅使民眾，成為君王—官吏—民眾的新三級結構。

如果同觀學派來源，卻可以發現三人均與儒學的“子夏學派”有著千絲聯系。

《韓詩外傳》記“魏成子食祿千鐘，什一在內，九在外，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孔子的弟子子夏出仕于魏，并后舉薦與魏文侯?！妒酚洝の菏兰摇酚?“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而子夏所在的西河也形成西河學宮，成為當時天下學術之中心，門下弟子眾多，其中西河學宮走出的李悝、吳起，以及游學于西河學宮的商鞅，在處理國家的人事權力上，也貫通著子夏的看法。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苯裉锍Ｖ疄閬y，有漸?矣，而君不誅。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奸之萌。”《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子夏以《春秋》所載臣弒君、子弒父的頻繁發生為例，指出此類禍亂并非一朝一夕之禍，而是長期積累，漸變而成?！啊洞呵铩分?，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亂臣賊子往往暗中積蓄力量，待時機成熟便發動叛亂。故明智之君主須及早洞察并鏟除奸惡萌芽，防微杜漸。要駕馭小人，清除積久成習的“奸惡”，穩定天下，就需要對那些有不良行為的人和事及早發現并予以制止。如果進一步詢問如何解決，制止這些“不法之事”？那很可能引向一種討論，那就是君王需要擁有完全忠屬于君王的官吏，這便是上文的削改“人事組織權”。如果才能保護君王。那么這種完全直屬于君王，可完全被掌握的官吏，就成為戰國時期君王的重要沖動。而諸子亦洞悉此勢，幫助君主消除隱患明辨忠奸，穩定上下秩序，又讓這群官吏知道禮儀（被禮儀所規制），擁有良善，擁有“忠心”的德行，是故“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讓這些官吏成為“君子”是一種思考的進路。

至戰國末期，各國君王尤其是秦王對于治下的封建桎梏多以打散，建設一個穩定的官吏隊伍、如何變得更“如臂揮指”，已經形成要求甚至是體制慣性。接續對荀子的閱讀。荀子對于亂世的思考從“性惡論”始至于“天下之善”進路里面，君王的意志到普通的民眾之間需要一個中間環節或樞紐來連接，而這個連接在荀子看來，不應是一位普通官吏，而應是發揮作用的特殊群體—— “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