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北京電影學院公布了對翟天臨的調查結果：撤銷2018屆博士研究生翟天臨博士學位，取消陳浥的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

據北京電影學院的最新通報《關于“翟天臨涉嫌學術不端”等問題的調查進展情況說明（二）》，學校學術委員會學術道德與學術仲裁委員會認定，翟文“存在較為突出的學術不規范、不嚴謹現象，存在學術不端情況。”

而在上周，翟天臨已就學術不端行為道歉，宣布退出北京大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相關工作，并配合學校的一切調查。

這位剛剛在春晚登臺的“打假警察”，如今卻在 “學術打假”中倒下。通過網友和媒體的曝光，不僅其攻讀博士期間發表的一篇學術性質文章，甚至連碩士畢業論文都涉嫌抄襲。

錢江晚報記者就此采訪了《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前總編張月紅，她對學術剽竊和抄襲問題有長期的調查和研究。

她指出，翟天臨事件映射出，學術誠信教育與論文寫作規范的“缺課”。

什么樣的行為，才是學術不端

“事情曝光后，我本想親自考證原文后再做判斷。”但由于翟文《談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已于2月10日從中國知網上被撤下，張月紅只能作罷。

最新調查對翟文進行了鑒定，認為該文中的部分論述是翟天臨基于個人表演經歷的闡發，但其中關鍵表述“使用了其他專家的觀點，但未做引用注釋說明”。

根據網友上傳的知網檢測報告截圖，張月紅認為，翟文所抄約39%的內容為“觀點”或我們常說的“思想”搬用，而未對復制內容做“引號”標識和文獻引用，就有抄襲的嫌疑。

張月紅進一步介紹，“目前，國際上對學術不端的定義范疇，其內涵與外延界定，尚有爭議。”但據2018年的一份22個國家對學術不端類型的國際調查中，所有反饋均將FFP（篡改、捏造和剽竊）共識為學術不端行為。而鑒于抄襲行為的多樣性，作者署名不當、同行評議不正、醫學倫理底線等尚處在學術道德或學術不當的規范的討論中，類似翟天臨的行為，至少夠得上“學術不當”的標準。

“本來他（翟天臨）從親力親為的角度闡發白孝文這一角色，這篇論文該多么有看點。”除了為翟天臨遺憾，張月紅也為近年來頻發的學術不端行為感到擔憂。

論文撤稿原因最多的就是剽竊

作為《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前總編，盡管近年來中國作者大多已趨自律，但在多年前，張月紅也遇上過不少學術不端者。

如她展示了幾份退稿說明，其中有因非原創而被退稿，甚至有完全復制他人文章的。

以學術抄襲為例，她向錢江晚報記者總結了幾種最常見的抄襲現象：重復發表、團隊或自我抄襲、原搬作己、拼湊成文和隨意摘用。尤其是思想抄襲， 如將他人推導的公式與圖表視為己有，將外文翻譯文獻視為自己的創意，即使引用文獻也是有意回避的“透明引用”。

事實上，學術道德問題正成為中國作者在學術期刊撤稿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科學工程原理》曾經刊文，依據美國引文、數據庫檢索平臺Web of Science的網站統計，分析了1997年-2016年間中國作者發表的論文，其中被撤稿件有834篇。在撤稿緣由中，占比最高的是剽竊，為31%（258篇），其下還有19%為造假（160篇），12%為偽造同行評議（100篇）。

“昨天，我收到了國際同行一篇文章，題目很刺眼。”張月紅提到的文章題為《剽竊：正在成為中國教育者的資源》，文章強調了三點：一、中國是科技出版產量最高的國家，也是因剽竊撤稿最多的國家；二是這種學術不端行為在中國的上升對中國研究人員聲譽不利，并可能導致學術期刊退稿率提升；三是加強誠信教育，尤其是對大學及研究機構學術不端的嚴懲，勢在必行。

其實，早在2010年，張月紅就曾在《自然》上發文，因“中國某期刊檢測出31%的投稿中有抄襲現象”的標題，而陷入學界關于剽竊的爭論之中。

當時，《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首次引入CorssCheck反抄襲軟件，對投稿進行重復性審核。結果顯示，在2008年到2010年間的2233篇投稿中，涉嫌不合理抄用或抄襲的投稿確超過三分之一。

至今，張月紅依然堅持自己發文時的初衷，“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到，中國對抄襲問題的重視與行動。”

缺一門“學術誠信與學術規范”課

翟天臨也讓張月紅想到了自己年紀與之相仿的女兒。

她說，自己的孩子在幼時就接受了一年寫作規范教育。“9歲赴美時，她的第一篇報告題目是‘為什么林肯當了總統？’”張月紅陪著孩子一塊去圖書館借書、查資料，并提議“萬事開頭難，報告的第一句就抄書上的：‘林肯1809年2月生于美國的肯塔基州……’”。

可女兒回絕她說：“老師今天在課堂上說過，直接抄書要打引號！”

這也讓如今的張月紅反思，學術誠信與學術規范應當在高等教育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我也在想，假如10年前正在讀大學的翟天臨關注到學術界那場剽竊的大辯論，或者在讀研究生階段受到學術論文寫作規范的教育，他今天還會落到這個地步嗎？”她認為，教育是社會成功的基石，教育年輕人要誠信就要從課堂抓起。“在大學里就騙人，進入社會還會好嗎？”

2016年，張月紅曾針對包括中國部分高校的各國高校，做過一次涉及科研誠信政策與指南的調查。結果顯示，到2014年，這些中國高校的官網上已均有相應的學術道德獎懲政策。但相比英美高校，“坦率地說，這些政策和條例不但相對簡單，也不易操作。”

“學術誠信的根本，在于教育入微。”對此，張月紅強調。

她又舉回了翟天臨的例子，“閱讀大量文獻是一篇文章寫作的基礎，從他人作品吸取養分，無可厚非。”但如何規范標識應用、借鑒和抄襲，才是問題的關鍵。

“一是直接搬用原文即要引用，也要加引號；二是詮釋或改寫原句，意思不變，要正確引用文獻。”在張月紅看來，在“抄”論文上，翟天臨恰恰是少上了“學術誠信和寫作規范”這門課。

而這，也是大部分國內學生，所欠缺的一門課。

張月紅希望，這次翟天臨事件的處理結果，能有助于回歸學術研究的初心，重樹學術研究的尊嚴。

（原題為：《“翟天臨”們，少上一門學術誠信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