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完小孩后怎么帶，這是當代夫妻的一個難題。

2024 年，受國務院委托，國家衛健委主任雷海潮向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作《國務院關于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下稱“國務院報告”）時提到，多地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 3 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托需求，受行業發展階段及服務價格等多種因素影響，目前全國實際入托率僅為 7.86%，現有托位缺口較大。

從國際范圍看，2018 年 OECD（經合組織）國家 3 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平均為 33.8%。而在我國，對不少家庭來說，交給爺爺奶奶帶或者讓媽媽在家“全職”帶小孩，是更常見的做法。

不過，近年來為了減輕雙職工家庭的“帶娃”壓力，多地開始探索生育友好崗、嬰幼兒托育等服務。

近日，在2025年上海首場大型招聘會上，就出現了“生育友好崗”——用人單位采取彈性上下班、居家或遠程辦公、靈活休假、績效考核等柔性管理方式。此前，廣東、山東、河北等地也有類似崗位。

此外，北京、浙江杭州、廣東深圳、福建廈門、湖北武漢等地已開始探索乳兒班。比如浙江溫州一所公立幼兒園為 6 個月以上-3 歲以下的嬰幼兒提供托育服務，開班后已經有 6 個月大的孩子入托；北京的八里莊兒童成長中心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臨時托等托位；福建廈門思明區對普惠托育機構開展乳兒班、托小班激勵性入托獎補及租金減免等政策。

國家政策也在鼓勵擴大幼兒園托班招收嬰幼兒范圍。2024 年 11 月，醞釀了 20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通過，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提供托育服務。

多國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超三成

在世界范圍內，多國已經建立了3歲以下嬰幼兒的社會托育服務體系。

數據顯示，2018年，在韓國3歲以下嬰幼兒中，超六成入托。其中，韓國2歲幼兒的入托率高達92.1%。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2歲幼兒的入托率也有56.5%，1歲幼兒的入托率達到33.2%。

作為全球生育率倒數的國家，日韓為了讓年輕人生孩子使出“渾身解數”，提供了優厚的托育政策。這兩個國家的入托率在連年攀升。

從整體上看，2018年OECD 國家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平均為 33.8%。相比之下，2024年的報告指出，中國3歲以下嬰幼兒的實際入托率僅有7.86%。

然而，與低送托率形成反差的是，中國的家長們實際上有著旺盛的送托需求。

《2019年全國人口與家庭動態監測調查》（下稱“2019年監測調查”）詢問了6萬名15-49 周歲的中國女性，結果顯示實際上有27.6%的育兒家庭希望將子女送托。原國家衛計委 2016 年在全國十城市調查中發現，有 1/3 的家庭有社會托育服務需求。2024年發布的上述國務院報告也顯示，多地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托需求。

需求這么旺盛，那為何中國送托率如此之低？

“孩子年齡小，舍得送托班嗎？”

此前，網紅Papi醬在綜藝中透露，自己把1歲3個月左右的孩子送托兒所，結果被部分網友責怪沒有責任心——“這么小送過去小孩沒有安全感”“這么小的孩子，誰舍得送去全托呢？”等評論比比皆是。

這些網友的想法并非個例。2019年監測調查顯示，不送托的主要原因包括孩子年齡太小、有人照看、收費太高。

針對孩子年齡小，不想送或家人不讓送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家庭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這一方面是受到中國家長的教育理念影響，擔心孩子有分離焦慮等問題，另一方面是對托兒所質量的不放心。

近些年，幼兒園或者托兒所曾爆出幾起虐童事件，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家長們的送托積極性。在2019 年監測調查結果中，想送托兒所的母親們在選擇托育機構時，重點考慮的前兩大因素是安全條件和師資能力。

相比民辦機構，家長們普遍認為有政府參與或主辦的托班更加有質量保障。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與國務院婦兒工委聯合進行的四省市（天津、黑龍江、山東、四川）城市0-3 歲托育服務需求和供給抽樣調查（下稱“四省市”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的家長希望孩子上公辦機構，超過12%的家長希望孩子上的托班有政府參與。

然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兒童福利與保護研究中心高級分析員王淑清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近年來，近七成0-3歲嬰幼兒入托民辦機構，僅2.2%入托教育部門管理的托育機構。

本來靠譜的托育機構就不多，就算真的想送托班，不少家長看著動輒上千的托育費用也只能望洋興嘆。多次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都顯示，年輕人之所以不愿生、不敢生，最重要的原因是生育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重。

上述2024年發布的國務院報告里就提到，2023年，全國民辦托育機構占全部托育機構的89.5%，平均托育服務收費價格（不包括餐費）為每月每人1978元，一線城市在每月每人5500元以上。報告還指出，這與家長們的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較大差距，許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卻步，2023年全國托位實際使用率僅為46.7%。

“（幼兒園招收年齡）向下探比較困難，家庭觀念和托育成本都很難大規模下探，”李婷告訴澎湃新聞，如今養娃精貴，養1歲的娃跟養2歲的娃成本差別很大，師生比要求就很不一樣。

以2024年12月剛建成開放的北京八里莊兒童成長中心為例，目前該中心在0到1歲年齡段是一名老師照顧兩個孩子。隨著更多孩子入園，未來1-2歲孩子的師生比大約為1:3，而2-3歲孩子的師生比大約為1:4。

如何降低送托成本？臨時托和半日托等形式或許是一種路徑。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研究發現，比起全日制托育，臨時托和半日托等服務形式可以填上臨時照護小孩的需求，減輕因臨時看護對女性勞動就業的負面影響，也不會明顯增加家庭照護的經濟成本。

提供多元化的托育服務不僅能降低送托成本，也能滿足不同的需求。四省市數據顯示，對于2歲以下的孩子，若非萬不得已，家庭一般都不舍得將他們送往全天候的托育服務機構，但全職媽媽和職業媽媽，對社區臨時托育、喘息服務、延時照料等，都有一定的需求。

托育服務體系重返舞臺

在精細化養娃的時代，相比花大錢讓小孩上不一定靠譜的托兒所，當代夫妻選擇把孩子交給爺爺奶奶。

2022年CFPS的數據顯示，10年間，家庭中女性的照料負擔稍微減少了一點，部分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開始帶娃了。

具體而言，從2012年到2022年，一個家庭中妻子照料3歲以下小孩的比例下降了6%。照顧孩子的重擔從媽媽身上分到了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身上，托兒所和爸爸的照顧的比例也略有提升。

不過，正如數據所示，2022年媽媽照料3歲以下嬰幼兒的比例仍然高達58.7%。

李婷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中國入托率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代際照料支持供給很大，這也是中國區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之處。

日本女子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沈潔此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有類似觀點：育兒壓力仍然較大，國內大部分家庭仍然停留在讓老一輩幫忙帶孩子的階段。

而從2019年開始，我國陸續出臺政策，支持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這一年又被業內稱為“中國托育元年”。

從更遠的時間來看，我們會發現這些政策，有著歷史的影子。

中央民族大學人口與民族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楊菊華在一篇論文中提到，在新中國成立后，受到蘇聯經驗、婦女解放的價值性理念和對女性勞動力的工具性需求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大規模配置公立托兒所。

1938年10月2日，在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陜甘寧邊區兒童保育分會發起成立了“陜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第一院”，即日后為人們所熟知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圖源自 CCTV

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的中國，許多工廠內設有托兒所和幼兒園，由工廠出資建設并提供基本設施。數據顯示，1954年，全國廠礦企業、醫院、學校等系統建有托兒所4003個，2670個哺乳室，又或是收編私立托兒所，改為機關托兒所。

資料顯示，1950年代的某國有工廠就為該廠職工的嬰幼兒養育提供了多項便利，比如為帶孩子上下班的職工開設了母子班車，以及車間內配置了蒸飯箱和儲物間等。

20世紀50年代，某國有工廠設立了母子班車。圖源自《幼兒教育導讀》雜志

不只是在城市，當時農村的入托率也很高。多篇論文指出，1960年全國農村兒童入托率高達70%，大多數參與社會勞動的婦女將孩子交由村辦托幼組織。

除了解放女性的生產力，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也是另一重要影響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1963年出生人口為2975萬人。這一年也是新中國歷史上出生人口數最多的年份。

然而，在中國進入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1984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單位制解體使得作為職工福利的托幼服務逐漸被剝離出單位。

“減負”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議題。195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由于企業行政經常隨意安插編余人員，托兒所的編制一般大于實際需要。比如某地礦務局托兒所，收托兒童不滿五十名，僅管理人員就配備有正副所長、指導員、管理員等。

此外，中華全國總工會指出，由于編制冗余，人事費用開支較多，工薪支出一般占到常規支出的75%～85%，有的超過90%。

不過，托育體系在中國真正成為歷史還要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

直到 20世紀90年代早中期，托兒所數量還在發展中。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托兒所持續減少。起初是獨立設置的托兒所減少，繼而是一些普惠性公立幼兒園的托班也逐漸消失。

以上海為例，據上海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博士向小丹的一篇文章，1981年，上海市區各類在托兒童總數有20多萬，僅民辦托兒所就有562所，吸納了超過10.5萬名嬰幼兒。到了2022年，上海市區獨立設置的托兒所剩下30所，托兒數僅有1414人。

進入21世紀后，公辦托兒所幾乎完全消失。 在這個時間段中，市場化機構盡管試圖填補這個空缺，卻因為質量參差不齊、重教學而輕保育等原因不被家長們接受。

正因為這種種歷史因素，托育領域從政府退場，轉向家庭照料為主。

但到了2015年前后，隨著“全面兩孩”生育政策的落地，社會化托育服務又回歸了。楊菊華在202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過去幾年中 ，政府一直在出臺與生育政策相配套的家庭支持政策，托育服務體系的重構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施策。

比如，近年來部分城市推出了“媽媽崗”的職位，與歷史上的“媽媽班”類似，包括廣東、山東、河北等地。以廣東中山為例，2021年，中山市推出“媽媽崗”，明確提出對符合條件的用人單位實行每月每人300元標準給予社保補貼、 每月每人100元標準給予崗位補貼，還為靈活就業婦女提供每月每人300元的靈活就業社保補貼。

不過，此崗的名稱在網上遭到不少吐槽，被指應該改名為“親子崗”“生育友好崗”等中性詞匯。而“媽媽崗”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育兒的責任仍更多在媽媽身上。

楊菊華就指出，與此前不同的是，當前重構的托育服務體系仍然強調家教為主，托育為輔，其中女性仍然是育兒的主力。即便是到了現在，女性也常常是無法兼顧工作與家庭，這可能進一步激化職場母親的育兒焦慮，增大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張力。

在《我不想成為偉大的母親》一書中，資深媒體人泓舟采訪了20多位母親。在書中，有一名生二胎的媽媽宋晴，她大著肚子依然堅持出差，上班到預產期前一天才回家休息待產，休完產假后第一時間返回工作崗位。然而“工作——懷孕——工作”的無縫銜接，仍然使得她在升職競爭中沒有比拼過業績略遜色的同事。宋晴的領導理直氣壯地告訴她：“如果你沒有生第二個的話，很大可能會先提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