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超的專著《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研究（1949—1990）》（下文簡稱《經濟政策》）于2024年4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一經出版便引起學界熱烈討論，反響較大。有鑒于此，本文擬對該書做簡要介紹并予以評價，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問題”對整個德國來說是指“戰勝國簽訂對德和約、結束對德國的占領狀態、實現德國的重新統一”（吳友法：《“德國問題”與早期歐洲一體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406頁）。“德國問題”是德國史、國際關系史和冷戰史研究領域中最為核心的議題之一。從國別史的角度來看，一部德國近現代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分裂與統一的歷史。近兩百年來，德國盡管歷經“分裂，統一，再分裂，再統一”的起伏轉折，但追求和維護國家統一始終縈繞在德國人心頭，這個民族既曾通過戰爭手段、又曾通過和平手段完成國家統一的歷史任務。它究竟是依靠什么樣的民族精神和統一方略兩次成功地構建起民族國家，是每位德國史家孜孜不倦尋求解答的問題。從國際關系史或冷戰史的角度來看，二戰后的兩個德國是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前沿陣地，“德國問題”的形成、發展與解決呈現了東西方冷戰的起源、演變與終結，它既是偵測冷戰的“晴雨表”，又是冷戰的“加速器”和“緩沖器”。對戰后“德國問題”的討論可以加深對人類歷史上介于戰爭與和平之間的中間形態——“冷戰”的本質理解。

圍繞著戰后的“德國問題”，國內外學界形成了一批具有影響的著述。這些研究既有面的研究，也有點的研究，如國際史學界幾本較為權威的著述——蒂姆·阿什的《以歐洲之名：德國與分裂的大陸》、維爾訥·魏登菲爾德的《德國統一的外交政策：1989—1990年決定性歲月》、菲利普·澤立科和康多莉扎·賴斯的《德國統一與歐洲重組：治國藝術研究》等，國內史學界的代表性成果包括丁建弘等人的《戰后德國的分裂與統一：1945—1990》、鄧紅英的《民主德國德國政策的演變（1949—1990）》、周弘等的《德國統一的外交》等。這些研究偏重從政治、外交等“顯性”因素解釋德國重新實現統一的動因和過程，而對奠定高階政治基石的“隱性”經濟基礎的考察顯得較為薄弱。國際史學界雖然也出現了一些討論兩德經濟關系的著作，但大多從經濟學的角度觀察兩德的經濟關系及其單純的經濟影響，至多零散地討論不同時期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經濟政策背后的階段性政治意圖，缺乏對該政策的系統性梳理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戰略研判。

為了彌補前人研究的不足，《經濟政策》一書開創性地系統梳理了1949—1990年間歷屆聯邦德國政府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在深度還原政策決策和實踐過程的基礎上，又尤為注重闡釋政策形成的國際政治環境及其對兩德政治關系帶來的實質影響，這種系統化、聯動化的視角不但開啟了國內討論戰后“德國問題”和兩德統一問題的新維度，也更為深刻地揭示了聯邦德國在謀求德國統一過程中的整體性戰略與階段性策略，極大地拓展了學界關于戰后“德國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全書以聯邦德國政府作為政策的實施主體，以包含經濟制裁、經濟援助、經貿合作、金融信貸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政策為研究對象，依照歷史的邏輯設立了四章主要內容。

第一章交代了戰后德國分裂的歷史過程和德國內部區域貿易（占領區間的貿易）政治化問題，指出雖然《波茨坦協定》之相關規定以及德國內部區域貿易未能阻止德國分裂，但為日后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了法理依據，并創造了有效的踐行模式。第二章論述了阿登納至基辛格執政時期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阿登納政府受制于美蘇冷戰塑造的地緣政治格局，并為了保障包括西柏林在內的西方安全，在經濟政策上展現出既要遵循盟主美國的意志以遏制民主德國，又要在不變的統一目標下對民主德國保持經濟“磁力”的矛盾性。在東西方“緩和”進程啟動的背景下，艾哈德政府與基辛格政府開始逐步減少經濟政策中的消極方面，轉而通過加強兩德經濟合作促進雙邊關系的緩和與民間交流，來為德國統一創造有利條件。第三章闡述了勃蘭特至科爾執政時期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隨著東西方關系的進一步“緩和”以及兩德《基礎條約》的簽訂，聯邦德國無奈地承認了民主德國存在這一事實，但仍然堅持“一個德國”原則，它試圖通過持續深化兩德經濟合作來擴大雙邊合作領域，維系兩德人民的民族認同。以經濟紐帶連接的兩德關系的改善與兩德共同利益的深化，使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得以超脫外部環境影響，解決“德國問題”的內生驅動力依然強勁。第四章分析了在東歐劇變的歷史背景下，聯邦德國如何抓住歷史機遇，采取果斷措施，一改先前“以經濟合作改善政治關系”的政策模式，步步為營地利用附加政治條件的經濟援助作為杠桿，主動對民主德國的局勢施加影響，最終促成德國統一。

《經濟政策》一書至少具有以下幾點優勢和特色。第一，研究議題“切中肯綮”。歷史的發展通常是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戰后德國的重新統一也不例外。它涉及英、法、美、蘇四大國對德政策的演變，又同戰后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變遷息息相關，還與兩個德國的特殊關系和統一立場密不可分。在諸多合力中，《經濟政策》準確地抓住了塑造戰后德國統一進程的一股關鍵力量——聯邦德國。聯邦德國是戰后“德國問題”涉事方中唯一一股堅持德國統一政策不動搖的力量，它積極參與塑造戰后德國統一進程及其走向，是考察戰后“德國問題”的關鍵抓手。在準確挑出聯邦德國這一“統一引擎”后，作者堅定地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深刻揭示了聯邦德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對維護自身穩定與發展、構建兩德“特殊（經濟）關系”、維系兩德民眾的民族認同、推動民主德國經濟和政治轉軌、撬動國際體系轉變等方面的獨特作用及其因果聯系。沒有德意志人民孜孜不倦地追求國家統一這一內因，沒有以強大經濟實力作為后盾的多元化經濟杠桿，恐怕無論在什么樣的國際環境中，德國的重新統一也無法實現。

第二，研究基礎“穩固扎實”。評價一本歷史學著作的首要標準便是看它構建歷史敘事所依據的史料。《經濟政策》一書以豐富、翔實的原始文獻為依托，力求“窮盡史料”。這些史料主要包括作者先后四次赴德國搜集的柏林—利希特費爾德聯邦檔案館的民主德國黨和群眾組織基金會檔案、《聯邦德國政府內閣會議紀要》《聯邦德國議會編年史：文件匯編》《德國統一政策文件匯編》《德國統一政策文獻匯編》《聯邦德國對外政策文件匯編》等重要文獻匯編、《聯邦德國政府聲明》《聯德國政府公告》《聯邦德國統計年鑒（1952—1990）》《前民主德國1975—1990年國際收支狀況》等政府公開報告及經濟統計數據、兩德國內的《明鏡周刊》《時代周刊》《世界報》《法蘭克福匯報》《每日鏡報》《南德意志報》《新德意志報》《商報》《經濟報》等重要報紙雜志、兩德重要領導人回憶錄等。上述原始資料中大多數都是國內學術界首次使用，其創新價值不言而喻。此外，全書共參閱其它各類學術文獻300余種，這保障了它的客觀性與科學性。

第三，研究框架“形神兼備”。《經濟政策》一書的主要任務是梳理冷戰時期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經濟政策的演變過程，其基礎性價值在于歸納該政策在各個階段的實踐及其特征。因而，作者在主線設計上意圖明確——按照歷時性的動態觀點，詳細闡述了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從五六十年代的“既合作又限制”到七八十年代的“以合作促緩和”，再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以經援促統一”的演變過程。在還原歷史事實之外，作者在每一章節都尤為重視揭示政策特征變化的原因，并總結經濟政策與德國統一之間的聯系。對該政策階段性演變的歸納有助于闡明全書的中心議題——什么樣的經濟方略促成了德國統一。例如，阿登納政府的政策為德國統一提供了法理依據和實踐路徑，建立了兩德間存在的唯一聯系；艾哈德政府與基辛格政府的政策為兩德間擴大接觸奠定了基礎；勃蘭特政府、施密特政府以及科爾政府的政策進一步推進了兩德經貿合作與民間交流，維系了來之不易的民族認同；東歐劇變期間科爾政府的政策還使內外交困的民主德國最終倒向聯邦德國，并實現和平統一。各章結論都令人信服地闡明了全書的中心論點，即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是其和平統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政策在德國統一進程中發揮了獨特的“紐帶”作用和“杠桿”作用。

第四，研究視角“客觀合理”。有關戰后德國統一問題的以往研究要么關注國際層面的“外因”，要么關注兩德層面的“內因”。《經濟政策》的研究視角雖然主要集中在“內因”層面，但并沒有陷入“內因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的窠臼。該書準確地把握住一個客觀事實——促成兩德統一的內外兩股力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因而，作者在闡述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經濟政策演變的原因時，既照顧到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政策實踐產生的重要影響（如在每章的開篇先交代東西方關系的狀況及其對聯邦德國統一政策活動空間的影響）；又重視分析聯邦德國主要政黨的統一政策理念及其碰撞（如著重討論了社民黨與聯盟黨在對民主德國經濟政策上的差異與協調）；還注意考察民主德國對該政策的反應（如詳細討論了民主德國的劃界政策以及民主德國經濟對聯邦德國的依賴性）。對美蘇冷戰—兩德互動—聯邦德國政府三重視角的共同關照，使得該書能夠在聚焦內因的基礎之上，綜合考察影響內因的其他諸多客觀因素，最終得以客觀把握復雜的德國統一進程，體現了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

當然，沒有任何一本書可以做到盡善盡美，以下談談筆者對該書的一些思考與淺見。第一，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雖然深受聯邦德國主要政黨的影響，但也與這些政治力量背后的階級基礎與利益集團密切相關，在注重考察政黨政策和政黨博弈的同時，可進一步挖掘聯邦德國的資本集團、私營企業、中央銀行以及社會力量扮演的角色。第二，除了美蘇冷戰、兩德互動、聯邦德國政府這三重視角外，歐洲其他國家如何看待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政策，并對該政策的嬗變產生何種影響？兩德經濟關系反過來對歐洲一體化、甚至是更大的東西方經貿關系與技術擴散有無影響？第三，作者針對性地總結出了聯邦德國實現德國統一的經濟方略和歷史經驗，如果能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凝練出歷史哲學的闡釋范式及與之相匹配的學理話語，相信可以為世界上尚未實現統一的國家提供更為科學的指導性原則。

總體而言，《經濟政策》一書以扎實厚重的原始史料為基礎，通過簡潔明了的語言，嚴謹地論述了二戰后聯邦德國在謀求德國統一過程中的經濟方略。作者通過對二戰后德國的分裂背景進行鋪墊，巧妙地構造了二戰后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經濟政策嬗變的解釋框架——國際政治環境、聯邦德國主要政黨的統一政策理念、聯邦德國在兩德經濟關系中的主動地位。該書在準確刻畫戰后“德國問題”特殊性的基礎上，勾勒出了德意志民族實現國家再次統一的路徑，彰顯了中國學者研究外國歷史的學術創新和現實關懷的雙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