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6日至10月8日，“中山大學極地”號破冰船完成了首次北冰洋科考之旅。這是我國第一次由高校負責具體組織實施的極地科考活動。在組建團隊時，首席科學家充分考慮了綜合性大學人才培養與學術研究的特點，允許我以歷史學者的身份加入了科考隊。在絕大部分人眼里，歷史學與極地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我以為這次難得的組合或正反映了當下學術研究中學科大交叉的必要與可能。以中國的極地研究為例，從現實看，它得益于過去二十年我國不斷提升的參與極地國際治理的意愿與能力。極地早已不是科學家專屬的自然空間，它牽涉的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議題已經得到社會科學界的關注。從學理上看，如同理解任何一個區域或國別單位一樣，如果缺乏扎實又綜合的研究成果，人們就難以準確認識遙遠的極地對于未來我國參與國際治理的意義，遑論提出既表達自身立場又能夠為國際社會接受的對策。

“中山大學極地”號破冰船。費晟供圖

事實上，極地研究需要學科交叉也是國際共識。2023年，在歷史上四次“國際極地年”（International Polar Year，IPY）的基礎上，國際科學理事會（ISC）、世界氣象組織和北極理事會等機構聯合發起了“國際極地十年”（International Polar Decade, IPD ）計劃。這項全球性的科學倡議旨在以十年為一個周期，通過跨學科合作應對極地快速變化及其全球影響。這項計劃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在于，特別強調人文社會科學的深度參與，要求文科研究占比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可以預見，極地很可能成為國際學術研究創新的熱點，而且勢必引發更多的國際競爭與合作。考慮到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在北極之旅帶來的一時興奮平息之后，我想適時地分享一下旅途中關于極地歷史研究的思考，或有助于激發學術新人們的興致。

一、極地跨學科研究的基礎在于承認自然的能動性

人類是自然界能動性最強的生物，迄今在地球幾乎所有角落都留下了印跡。但從歷史記憶中看，相比于陸地，人類與占地表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海洋互動不甚彰顯，尤其是在大洋腹地、深海以及極地。毛澤東主席曾在《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中感慨“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但目前全世界已有近六百人造訪過太空，卻只有五十人左右抵達過馬里亞納海溝。至于挺進地球的南北兩極，不僅要求穿越汪洋大海，還得克服極寒環境，自古是險路危途。毫不奇怪，人類關于極地的歷史記憶非常疏淺，傳世文獻寥寥無幾，即便標榜重視自然的環境史也對極地缺乏關注。比如受眾較廣的通史作品唐納德·休斯的《世界環境史——人類在地球生命中角色的轉變》（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年）把人類歷史變化放置到地球生態變化的大勢下理解，但它沒有特別展現變動的自然要素尤其是海洋如何影響人類歷史的進程。而安東尼·納彭的《人類的足跡：一部地球環境的歷史》（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年）對地球自然本身的歷史變化多有關注，也更強調歷史進程中自然環境對人類行為的塑造及反作用，但同樣忽略遠洋。而兩本書反映的真正問題是，極地被排除在我們有關環境的常識性認識中。這也從側面證明在人類文明史的大部分時期，自然條件很大程度上阻遏了人類接近極地并建構相關文化。所以，今日的極地史研究，首要的態度是正視并重視自然的能動性，相形之下人類理性的力量則頗有局限。

極地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如今相對不再神秘，可在研究時還是要注意避免一概而論。比如南極與北極的自然環境具有許多共性，但也存在重大差別。比如，中國明明距離北極更近而距南極更遠，但早在1984年就組織了第一次南極科考，卻遲至1999年才實施首次北極科考，這并非偶然，因為兩地的準入條件有別。南極自然地理的特征是海洋包裹著陸地——它由南極大陸及環繞它的大洋構成。南極大陸面積達一千三百九十萬平方公里，甚至大于歐洲和大洋洲的陸塊，部分陸地甚至不在南極圈內，比如中國的第一個南極科考站長城站位于南極半島末端，緯度只有六十二度。在夏季，普通船只也可以給長城站送來人員、裝備和物資。然后人們可以利用陸上或空中交通工具逐步挺進南極腹地。相比之下，北極地區的特點是陸地環繞海洋。它由北極圈穿過的陸塊及其圍繞的北冰洋構成。北冰洋雖然是地球上最小的大洋，面積也達到一千三百一十萬平方公里。在冬季它有四分之三會封凍，夏季也有一半會結冰。顯然，倘若不借助性能可靠的專業破冰船，即便在夏季，人類也很難抵進北冰洋中央密集冰區。

破冰船在極地。費晟供圖

破冰船在極地。費晟供圖

由于南北極自然地理間的重大差異，人類與之接觸的歷史也大不相同，討論時需要特別重視對具體空間或場域（context）的界定。比如人類進入極地與抵達極點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從世界歷史上看，人類首次抵達北極點與南極點都是在二十世紀初，都是現代人探險的成果。但是，北極地區遠比南極地區更早地出現人類聚落，這是由它陸包海的地理結構決定的。北極地區的陸地主要屬于人類活動相對密集的歐亞大陸與北美大陸，所以古人相對更容易深入高緯度地區并且落地生根。以白令海峽為頂點，遠古文明在太平洋兩岸呈現出馬蹄狀的分布帶。白令海峽曾是連接歐亞大陸與美洲大陸的陸橋，僅僅五十公里寬，即便后來沒于海下，冬季也會封凍成冰路，東北亞的先民就有機會遷徙到北美洲。這就解釋了除北歐薩米人之外，從西伯利亞經阿拉斯加至格陵蘭島，無論是因紐特人還是尤皮克人都屬于蒙古人種。他們相比之下，南半球水體廣袤，特別是南冰洋將南美大陸、非洲大陸、澳大利亞大陸與南極大陸遙遙相絕，人類先民即便偶有遠航努力，也很難遇到可以落腳謀生的高緯度島鏈或陸塊。所以南極洲就只能長期停留于北半球人類關于地球“對跖點”（Antipodes）的想象之中。

南北極不同的地理結構也造成了兩者地緣政治上的重大差異，這對極地國際關系史研究至關重要。盡管南極洲幅員遼闊，但1959年達成的《南極條約》凍結了世界各國對南極領土所有權的申索，規定它屬于全人類，人們僅能以和平目的進入開展科學考察活動。而北極地區就迥然有別，盡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明確北極點及其附近海域是國際海域，可是八個在極圈內擁有領土的主權國家并沒有都加入這個公約。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不僅明確圈占了北極地區的陸塊為領土，又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設立了鄰海并且申索海域管理權。這八個國家雖然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利益分歧，但是在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國家自主進入北冰洋方面保持了默契。事實上，進出北冰洋只有兩條海上通道，即白令海峽和格陵蘭島附近海峽，沿岸國家確實很容易管控進出的船只。不僅如此，近年來沿北冰洋國家還提出了“外大陸架”概念，竭力擴張海域管轄的范圍。所謂“外大陸架”就是一國所屬的大陸架向海洋深處自然延伸距離超過領海基線二百公里以上的部分。一旦申索成功，該國就可以管理干預對應海底及海域的經濟開發、環境保護和科學考察活動。至于大陸架是否真是從本國領土自然延伸，又具體延伸到何處，都需要精確系統地科學考察與分析，而域外國家一旦無法進行科考，就會出現申索國提出訴求但其他國家不易舉證考辨的窘境。

總之，姑且不討論氣候變化這類新興的重大議題，僅就極地研究可能涉及的傳統人文社科議題而言，要理解許多歷史與現狀問題的羈絆，都必須充分考慮極地不同區域自然地理的特性及其對人類行為的強大規訓力，學者們至少得具備閱讀理解極地地球科學研究成果的能力。相比之下，北極地區能夠為學者們貢獻更豐富的議題。

二、極地史跨學科研究的動態歷史

極地科學研究很少需要考慮社會文化層面的問題，但極地歷史的敘事其實從來都無法忽略自然環境因素。二十世紀早期，列強探險家勇闖極點的事跡備受矚目。出于對時代熱點特有的敏感，文學家而非歷史學家開始創造有關極地的歷史敘事。他們普遍將極地史等同于探險史，繪聲繪色地將這類故事刻畫為偉大英雄憑勇氣和意志推進人類理性進步的史詩。一大經典就是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中描繪的英國探險家斯科特與挪威探險家阿蒙森為率先抵達南極點而不懈競爭的故事。這種英雄主義的敘事風格確實更吸引大眾讀者。它至今仍然在影響非虛構文學作品的創作，比如漢普頓·塞茲的《冰雪王國·美國軍艦珍妮特號的極地遠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斯蒂芬·鮑恩的《藍狐島：彼得大帝、白令探險隊與大北方探險》（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這些作品充滿了探險家與極地環境抗爭以及探險隊內部斗爭的細節。無論主人公是否得愿以償，渲染悲壯歷史氛圍是不可或缺的，極端的極地環境扮演了關鍵的背景角色。

相比之下，類似主題的學院派史學研究在最近三十年中才真正興起，而它們幾乎從一開始就試圖超越單純對探險家/探險隊個體遭遇的考證，也嘗試打破一味謳歌理性進步的話語。職業史學家試圖透過此類敘事思考歷史現象背后的結構性社會問題，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博·里芬堡（Beau Riffenburgh）。出身劍橋大學的他以英國的極地探險事業為切入點，通過一系列的研究批判英雄主義的敘事。他認為個人旨趣與科學求索未必總是極地探險的關鍵驅動力，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競爭、狂熱的民族主義以及宣傳機器的炒作才是理解現代極地探險的關鍵，而這也注定會引發國際政治與外交領域的持續競合。（可以參見《探險家的迷思：出版物、炒作與地理大發現》[The Myth of the Explorer: The Press, Sensationalism, and Geographical Discovery，1994]以及《沙克爾頓的南極帝國：探險、資本與殖民主義》[Shackleton’s Forgotten Expedition: The Voyage of the Discovery，2004]）對史學家而言，極地探險史至少提示了一種極地史研究的新路徑，即通過分析人類對自然的抗爭或者是“征服”行為來理解人類社會內部的權力運作關系。

上述成果當然遠不能被稱為跨學科研究，但與傳統研究相比，極地史研究自覺地把自然的角色放置到顯眼的位置。不僅如此，它還警示后人需要以更多元且審慎的態度考量現代極地活動。在此基礎上，新興的環境史決定性地推動了極地研究的跨學科交流與合作，因為它不再把自然環境純粹當作一種背景，而是參與塑造人類歷史的主體。學者約翰·麥坎農（John McCannon）的變化就是一個典型例證。他早年致力于解構傳統的英雄主義歷史敘事，只不過把矛頭指向了俄羅斯而非西方。在1998年出版的《紅色北極：探險與蘇聯的北方迷思》（Red Arctic: Polar Explor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North in the Soviet Union）中，他批判性地分析了蘇聯關于北極探險的宏大敘事。但他很快就不再糾結于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轉而吸納地理科學與環境科學的知識，發掘探險事業之外的研究主題。在2012年他推出了新著《北極史：自然、探索與榨取》（A History of the Arctic: Natur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這本書中，不同國家挺進北極的歷史不再是一個個探險故事的合集，而是用來解釋極地自然的自在變化以及人類干擾如何共同重塑了現代北極的社會與生態體系。換言之，極地不再被視為一塊靜置閨中待人擺弄的處女地。而在全球生態一體化與能量流動鏈條等生態學理論的提示下，環境史學家們也開始關注極地資源（毛皮、鯨油、石油及金屬等）如何被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的網絡。極地被納入了反思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與民族國家建設的主流研究。（可參見芭絲謝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的《浮動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峽的環境史》譯林出版社2022年版）

破冰船上看到的鯨魚。費晟供圖

近十年中圍繞有關氣候變化與人類世（Anthropocene）議題的討論日趨激烈，部分全球史學者甚至開始將極地視為剖析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一個樞紐。傳統上，極地總是被視為一個相對孤立的地理單元。盡管它已經被人造訪，但依然是圣潔凈土，能夠陶冶人心。（參見Tom Griffith, Slicing the Silence: Voyaging to Antarctica，2007）。可是在麗薩·派頗（Liza Piper）等人看來，極地從不是什么“邊緣荒野”或者“冰封的靜態世界”，而是全球環境變化的核心區之一。（參見The Arctic and Subarctic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2012）在此她實際上接受了自然科學家關于“北極反饋循環”（Arctic Feedback Loop）的理論。這一理論模型原本用于解釋區域環境變化如何通過放大效應驅動全球環境系統突變。從歷史上看，極地凍土與海冰的消融不僅僅是氣候變化的結果，而冰雪消融的后果會通過大氣環流、洋流系統與碳循環反向深刻影響中低緯度地區人類的命運。不僅如此，無論北極還是南極都是討論“人類世”議題的經典取樣區。由于極地幾乎不存在密集的現代產業與人類活動，因此絕大部分工業污染物（如重金屬、微塑料）、核試驗放射物質殘留、反映氣候變化的指針要素（碳氮元素殘留）基本來自工業革命后其他地方人類社會的排放。而這些物質在極地會格外顯眼可辨，同時它們還能被完整封存于冰層中。于是跨學科研究可以將極地作為理解人類影響地球環境以及全球環境危機進度的檔案館。

除了自然科學理論的激勵，跨學科極地史研究還有一種內生的動力，即彌補歷史敘事中的先天缺陷——忽略原住民及其歷史能動性。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當然在于西方中心論的世界觀，但無可否認的是，原住民社會本身缺乏傳世文獻也限制了外界對他們的準確認識。所以，極地史研究離不開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及語言學家的跨學科支持，而田野考察的方法至關重要。比如極地人類學奠基人之一的努德·拉斯穆森（Knud Rasmussen）在1921-1924年穿梭訪問了幾乎整個北極地區的原住民部落。他比較并總結了不同人群的語言與宗教文化儀式，證明了看似分散的極地原住民具有文化共生性。這也為理解人類在北極地區離散的歷史路線提供了空前可靠的證據。（參見Across Arctic America，1927）而文化人類學家理查德·尼爾森（Richard Nelson）通過長期追蹤考察阿拉斯加因紐特人的捕魚行為，證實了他們如同低緯度地區的原住民一樣，早已形成了根據動物行為模式與天氣變化來調整的漁獵生計，其本土知識中包含了大量反映海冰結融規律、大氣與海洋耦合互動的信息。（參見Make Prayers to the Raven: A Koyukon View of the Northern Forest,1986年）近年來，受后殖民主義理論影響的傳播學及文藝批判研究同樣啟示了環境史學家，尤其是反思現代化以及集權國家的治理對原住民生計的影響問題：部分外來力量打著文明開化的大旗破壞了一種低能量消耗的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模式，另一些人則在文化上構建所謂“高貴的野蠻人”的原住民形象，妨礙其自主調整生計。這歸根結底都不尊重原住民權益。北極國家不僅曾經誘導甚至驅迫原住民為滿足遠程市場需求而開展商業捕撈、養殖與采礦，而且在科學與文化層面也自命不凡，比如歐洲制圖學抹除原住民地名，以經緯網格重構人類對北極空間的認知，最終湮滅基于經驗的本土自然地理知識體系。（Michael Bravo,Narrating the Arctic: A Cultural History of Nordic Scientific Practices,2002；North Pole: Nature and Culture,2019）。參看2023年出版的《劍橋極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r Regions），可以發現極地史研究中有關“知識-權力”的批判已經壓倒性地取代了英雄史詩敘事。極地史跨學科研究的核心議題已經是如何發掘原住民的歷史能動性。這里涉及的重大議題包括原住民海洋本體論與西方海洋法的不可通約性、氣候變化造成的原住民生態危機、資源開采與基礎設施建設引發的環境正義等問題。對未來極地保護與開發決策而言，如何保存或激活本土知識已經是前置性問題。（參見Lill-Ann K?rber, Arctic Environmental Modernities: From the Age of Polar Exploration to the Era of the Anthropocene,2017）可以說，不管各個學科具體如何交叉互動，在論述中援引自然科學的前沿成果已經是常態。

破冰船作業。費晟供圖

三、極地史研究跨學科研究的應用及意義

跨學科方法正在革命性地開拓極地史研究的邊疆。它們不僅創造出了可靠的新論據，也不斷修正既有的歷史結論。科學研究首先大大有助于學者們提升對長時段因素的理解，比如對極地古自然環境的準確重建，而這是傳統文史研究不易達成的。在此基礎上一些著名的歷史論斷可能需要進一步修正。比如在半個世紀前因跨學科研究而廣受關注的《生態帝國主義》一書。作者認為，歐洲人的生態擴張是其海外拓殖成功與否的重要前提。如果無法在海外復制歐洲生態，殖民者就難以扎根，比如古代斯堪的納維亞移民一度向格陵蘭島甚至北美洲擴張，但最終因為嚴寒氣候而潰退。他們更習慣農耕生計，結果敗給了在本地居住歷史更悠久且適應漁獵生活的原住民。然而最新的研究說明，十四至十五世紀斯堪的納維亞移民在格陵蘭農業的最終崩潰并不是因為他們無法適應小冰河時代（氣候變冷），而是因為當地發生了持續干旱，所以他們的失敗可能具有意外性。（參見Prolonged drying trend coincident with the demise of Norse settlement in southern Greenland，Science Advanced, 2022）而基因科學技術、碳氮同位素追蹤比較技術提供了更激進的推斷。比如針對斯堪的納維亞古人在極地拓殖的失敗，科學家們不僅認為當時當地的氣候并沒有變冷，而且農業失敗也不是其移民社會崩潰的關鍵原因。因為格陵蘭維京人遺骸的DNA顯示其后期已經習慣于大量食用鯨魚與海豹等海洋生物。無論如何這個社會并不是在農業崩潰后就快速解體的，所以他們失敗的背后可能還有更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

科學研究同樣有助于厘清缺乏歷史文獻記錄的極地原住民的來歷。比如從考古遺址獲取的動物骨骼及人類遺骸中提取的DNA較為精確地展示了極地物種的馴化、遷徙及當地人飲食結構的變遷過程。而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研究整合了古地圖、衛星影像與氣候模型，使得殖民時期的資源開發網絡變得清晰可視。比如加拿大魁北克大學團隊繪制了十七至十九世紀哈德遜灣公司毛皮貿易路線圖，疊加馴鹿種群分布變化，揭示了過度狩獵的生態后果。這種方法同樣可以被推廣應用于捕鯨業與海豹捕獵業的研究當中。

需要強調的是，在大部分情況下，自然科學研究成果是需要與歷史檔案文獻對照互鑒使用的，前者并不能替代后者。比如通過對格陵蘭冰蓋和南極冰芯的氧同位素、火山灰層及氣泡成分的分析，自然科學家重建了千年尺度的氣候波動，而這主要是為了校準重要歷史事件發生的環境條件，或者說強化歷史論據的可信度。比如大量存世文獻記錄足以勾勒出殖民時代的植被破壞與工業污染問題，而北極湖泊與近海沉積物中的花粉、炭屑和重金屬含量能夠更精準地展示當時森林砍伐及工業污染的生態影響。又如樹木年輪氣候學通過研究北半球樹線（tree line) 地區樹木年輪的寬度與密度，反演出歷史溫度與降水的變化，驗證了十七世紀以來許多航海日志與漁業記錄的極端氣候事件，提示了周期性的自然災害與產業危機的耦合關系。多學科證據的整合甚至對現當代史研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比如美國解密的冷戰檔案中可以發現極地軍事基地中核廢料的處理報告，而通過鉆探凍土，自然科學家可以在重點地區檢測并評估殘存放射性物質的劑量及危害性輻射的持續時長。在此基礎上，綜合整理原住民健康數據，就可以發現北極原住民癌癥發病率與輻射暴露存在關聯。所以說冷戰軍事活動不僅污染北極環境，更可能毒害原住民社區。

跨學科研究不僅大大提高了極地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性，佐證或推出新結論，也有助于更新既有的歷史觀。長期以來，環境史敘事中存在的衰敗論常常將人類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變化視為一種零和關系，總是批判現代人類經濟活動的生態代價。這固然有合理性，但是科學研究更多證明了極地歷史是生態反饋與文化適應的動態過程。自然環境存在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內在變化規律，而人類也能表現出對環境變化包括急劇變化的強大調適能力。比如氣候變化問題在許多方面危及人類既有的生活與生產方式，但是具體到極地而言，北極融冰的消解可能使得長期以來可望不可即的北極航道變成現實，更重要的是，所謂“極地的綠化”（greening of polar region）可能使得曾經的永久性凍土層以及南極大陸變成人類潛在的新家園。關于這一點的爭議在南極研究中表現得最突出，比如衛星光譜分析顯示2009-2019年南極半島苔蘚覆蓋面積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生物量碳儲量持續提升，而無人機航拍發現南極大陸邊緣的“綠洲”面積以每年百分之一點三的速度擴張。（“Sustained greening of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observed from satellites”, Nature, 2024）南極綠化是地球系統反映出氣候變化的微小卻清晰的信號，其背后折射出極地生態的極端脆弱性。綠化帶來了生的契機，也釋放了死的威脅，因為極地古老病毒的擴散、物種均質化、動物傳統棲息地變化以及物種入侵的風險都大大增加。這最終又會影響到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走勢，比如南極羅斯海附近的美國麥克默多站科考站常年維持著上千名定居者，包括酒吧在內的基礎設施一應俱全，機場可以起降大型飛機，與新西蘭保持著定期航班，儼然已經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城鎮。在未來我們會有機會擁有更多這樣的極地據點嗎？毫無疑問，極地歷史跨學科研究以及它可以支撐的各種人文社科研究不只具有理論價值，也會煥發重大的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