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發現青少年意外溺亡的悲劇不斷，而“不會游泳”是其中主因，江蘇北部一座近海小城的地方法院——連云港市東海縣人民法院花了近半個月的時間做了一件事。

他們把近幾年江蘇省乃至全國的青少年溺亡的案件進行了統計分析，然后寫成了一份司法建議，寄給教育部，建議全國中小學生能夠增加游泳課程，“確保他們不至于因缺乏游泳等最基本的生存技能而意外夭亡”。

司法建議寄給教育部，呼吁掃除“泳盲”

去年暑假，東海縣各個中小學校在暑期安全教育告家長書中要求，禁止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嚴禁孩子到溝、河等處玩耍游泳。但結果，仍有學生在暑期溺亡，有家長抬著孩子遺體到鄉鎮政府請求賠償。

曾負責調解的東海縣人民法院院長劉剛，當時腦子里閃過一個念頭：這幾年意外溺亡的孩子到底有多少？有沒有什么辦法可以避免？

東海縣法院研究室統計出來的結果令人難過。從2014年1月至2018年8月這四年多時間，東海縣法院審理的涉及中小學學生溺水身亡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達23件，其中2014年5件，2015年6件，2016年4件，2017年4件，2018年4件。

“這還不包括那些通過非訴訟途徑了結的學生溺亡事故。”東海縣法院研究室法官李健在司法建議里寫道，“事實上，有四成以上的學生溺亡事故是通過私了或其他途徑解決的。”

東海縣被稱為“百庫之縣”。大大小小的水庫有七八十座，還有農村鄉下的各種魚塘水塘，客觀上加大了溺亡危險。

但中小學生意外溺亡事故并非東海的個別現象。東海縣法院在調研里發現，全國中小學生平均每天約有40人因溺水死亡，小學生溺水死亡人數占溺水死亡學生人數68.2%。

東海縣法院梳理的多起涉及溺亡的案件里，這些案件雖然多是發生在有管理方的水庫、魚塘等地，但最終法院往往多會判決，家長方因“未盡到安全教育等監護責任”或者“孩子自身未能對危險予以警惕”，因而應對溺亡的后果承擔主要責任（80%-90%）。

“說到底，社會對游泳的認識上存在問題。”東海縣人民法院院長劉剛說，游泳并不是一種興趣、一個加分項，它應當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劉剛說，在過去，靠水的地方，孩子們從小多會游泳，經常是大孩子帶著小孩子玩，但現在每家只有一個孩，舍不得放孩子出來。而目前中小學校教育過于看重書本知識，對游泳這種人類基本生存技能的傳授卻拋在一邊。

東海縣法院的司法建議指出，主觀上對游泳重要性的認識不足，加之客觀上游泳館等基礎教學設施缺乏等原因，國內的中小學游泳教學未能啟動。“我國的少年兒童不會游泳等基本生存技能，直接導致每年溺水身亡眾多”。

反觀國外，李健了解到，日本把小學游泳教育作為提高學生生存技能納入到小學體育課中進行正規化教學，明確“在水中學習自救和救助他人的方法是小學教育的一項必修課”，且規定每所小學必須具備游泳館。

司法建議提到，教育部應當重新思考和規劃我國中小學生的素質教育，在中小學階段強制開設游泳課，像掃除文盲一樣，掃除“泳盲”。

由李健執筆，將上述思考寫成了一份司法建議，并在2018年9月底用特快專遞，寄給了教育部辦公廳。

1周后，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就給東海縣法院來了電話，先是表達了感謝，然后解釋說，因為還要在教材局、法制司等多個部門協調，正式回復要晚些時候。

大概4個月后，今年的1月下旬，東海縣法院收到了教育部法制辦公室的正式回函。回函表示，正在擬將室內游泳池作為選配房納入到《中小學建設標準》里。

回函稱，由于目前我國各地辦學條件、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很多地方和中小學沒有游泳館，“全國統一實施游泳課尚不具備條件”。下一步，會指導地方教育部門強化游泳安全教育，加強教師培訓，加大游泳項目進校園的工作力度。

作為東海縣法院這份司法建議的具體起草人，李健認為，這份回函中“現在全國統一實施游泳課尚不具備條件”的表述，讓他感到教育部的表態還是“有所保留”。但無論怎么說，教育部回函的舉動已經讓他贊賞。

之前的三份司法建議，也獲國家部委回復

據東海法院政治處主任郇新文介紹，這份關于《增加中小學生游泳等生存技能培訓的司法建議》，實際上是東海縣法院這幾年來向國家部委提出的第三份司法建議，且均得到了國家部委的回函答復。

2014年1月14日，東海三兒童模仿《喜羊羊與灰太狼》中“綁架烤羊”游戲，造成兩名兒童被嚴重燒傷。東海縣法院一審判決認為，上述動漫作品存在容易被兒童模仿的暴力情節和畫面，缺乏安全警示，導致兒童在行為認知、是非判斷及學習模仿的方向上產生偏差，判決動漫制作人廣東原創動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承擔因模仿動漫游戲受傷兒童的15%損失。

后來，東海縣法院專門向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出司法建議，規范動漫影視制作，強化動漫制作人的社會責任，加強對少兒動漫影視作品的審查和管理。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3個月后復函稱，將在今后工作中予以研究考慮。東海縣法院后來注意到，該司法建議發出后，《熊出沒》、《喜羊羊與灰太狼》等國產動畫片對暴力驚悚、過于成人化的劇情均進行了刪減，一些劇情作了警示。

另外一份則是針對一起華晨寶馬試驗車流入市場的案件。2017年，東海縣法院審理了一起因買賣華晨寶馬公司試驗汽車被沈陽警方扣押引起的連環訴訟案。因認為用來檢測各種數據指標的試驗汽車本作為不合格產品不應流向市場，東海縣法院向國家工信部、公安部交管局、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發出司法建議，呼吁規范汽車市場管理，禁止試驗汽車流入市場。

3個月后，工信部法規司回函，先是解釋了試驗汽車交易應當屬于商務部門管轄范圍，一定前提下部分符合標準的試驗車輛是允許通過二手車市場進行交易的，然后表示會積極配合相關部門完善實驗車輛管理的相關規章制度及技術法規等。

不過，略有遺憾地是，相關部門雖然都較為及時地發了回函，但是表態都較為籠統，具體后續如何落實，是否整改了，“他們沒有再反饋，我們也沒有跟蹤了。”李健表示。

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司法建議制度的尷尬現狀——“當事人不重視，法院常常也無暇重視。”

在東海縣法院院長劉剛看來，盡管司法建議的重要程度并不比審判低，針對個案發出的一般性司法建議還往往能起到“事后諸葛亮”的作用，預防或減少類案發生，但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讓大多數一線法官確無多少余力放在司法建議上面。

以東海法院為例，每個法官一年要辦的案子大概有三四百件，幾乎一天一件，“法官的主要職能還是在辦案上。我們不會、也不應該去強制法官制作司法建議”。

在東海縣法院從事了20多年行政訴訟案件審判的老庭長王鵬看來，司法建議不是隨便發的，也不是什么案件都能給司法建議。“司法建議要有針對性，必須有實際價值，不然人家會覺得你是故意挑毛病，從而損害了司法建議的品質，影響法院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