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2日，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講座教授蔡志祥教授在廈門大學碩士研究生課程“中國史研究前沿”上做了題為《英雄：歷史記憶與香港的移民、定居和糾紛的傳說》的講座；2024年11月5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馬木池教授在該門課程上以《敵治下謀生：日占時期香港社會生活史研究》為題展開講座。蔡教授和馬教授詳細介紹了他們在香港地區（包括港島、新界、離島等區域）所做的田野調查、口述訪談和社會史研究，展示了香港地區不同社區與社會群體對于英殖民統治時期與日本占領時期的歷史記憶重塑。現將蔡志祥教授和馬木池教授的演講內容以《抗英與抗日：香港的歷史記憶重塑》為題，整理如下，與大家分享。

一、解構“已被重構的口述史受訪者”

《集體記憶》一書提出，歷史記憶不是個人的，而是一種集體性的記憶。講述者每一次重新陳述過去的事情時，都會有所選擇。這種選擇的過程，可以說是每一個“當代”，正如我們今天的選擇不等同于昨天與明天的選擇。二十年前的“當代”、現在的“當代”及二十年后的“當代”，都是對過去的一種選擇，是一種“過去與當代的角力”。（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eds., Collective Rememberin, London, Newbury Park,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1990, p.8.）康納頓（Paul Connerton）也曾談到，社會時常通過一些紀念性的儀式來呈現社區的共同記憶。這些集體記憶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里，無需特地重提，就像我們的生活經驗那樣，是不言而喻的。（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4-5, 40.）人們是通過怎樣的選擇去記住過往共同的經驗？這些共同的歷史經驗又是怎樣被挑選出來的呢？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歷史記憶如何隨著時代的改變而重塑，這一問題是蔡志祥教授和馬木池教授兩場演講的核心關懷和理論背景。

馬木池教授以其在西貢的企嶺下村做訪談的經歷為例，強調在田野訪談中，要解構“已自我重構的口述史受訪者”。研究者受宗族研究和人類學方法的影響，在香港鄉村從事訪談工作時，一般訪談者會習慣性地對受訪者的生活歷程，如從個人的出生地、學習與工作經歷、家庭成員、族譜等家族信息方面進行深入追問，這些問題是了解受訪者的基礎。然而，如今許多訪談趨向專題化，僅針對特定課題提問。實際上，訪談是一個互動與建構的過程。我們需要先了解受訪者的生活經歷，再將其置于特定主題中，以評估這些口述信息的有效性與真實性。馬教授談到，有一次他在為一位受訪老先生繪制家族譜系圖時，老先生糾正了錯誤，并親自完成了自己家族的譜系圖。老先生表示，他曾接受歷史學者與人類學家的多次訪問，故對譜系圖的繪制也有所了解。這表明，老先生作為受訪者，處于不斷被建構的過程，他意識到采訪者的興趣所在。因此，在進行口述訪談時，研究者應思考如何解構這樣的受訪者，識別哪些回應是受訪者習慣性的回答，哪些是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每位研究者在田野考察和口述訪談的過程中，都應帶著問題，理解受訪者是如何被建構的，以及如何重新解構他們。

馬教授分享了一次偶然的二次訪談經歷，強調歷史研究應更關注記憶與遺忘的中間部分。解讀田野考察和口述訪談所獲得的資料和信息，也應遵循史學史、文獻學的一般史學方法理論。劉知幾的《史通》教會我們，讀史料要先分清楚哪些內容是史料生產者的親身經歷，哪些是其耳聞目睹，哪些又是其道聽途說，理清口述訪談的資料也應如此。

這個故事起源于馬教授的閱讀疑惑。在香港回歸前后，他讀到一本關于香港日占時期的口述歷史專著，里面許多口述史料明顯與日占時期的制度相違背。巧合的是，該書的一位受訪者在他80多歲時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比較及公共史學文學碩士課程”進修，修讀了馬教授的課程，馬教授得以有機會對這位受訪的麥錫邦先生進行二次訪談。在與麥先生進行二次訪談時，馬教授首先詢問他是否閱讀過那本已出版的口述歷史專著，麥先生表示他看過，對書中的說法沒有異議。馬教授對此提出幾點疑問：首先，從油麻地到西貢的距離頗遠，且還要在別人鄉村范圍內砍伐木柴，村民會容許嗎？其次，柴薪在日占時期是重要的配給品，不被允許隨意砍伐與運輸。因此，麥先生所說的行為在當時的制度下是非法行為，他們又是如何能夠帶著木柴順利經過日軍的檢查站？另外，在先前的口述訪談中，老先生描述了日占時期糧食匱乏、餓殍遍地、驚恐不安的艱辛生活，提到長時間排隊輪候配給米糧、吃“神仙糕”的經驗，指出當時日本占領者糧食配給嚴重不足，街面上有人用劣質米煮成黏糊的粥，炸制成以水分為主的“神仙糕”。

通過二次訪談發現，麥先生實際上是在日占初期到井欄樹村購買當地人撿來的小樹枝，挑到市區出售，賺取差價。當時日本軍政府仍未實行配給制度，沒有限制柴薪的買賣。這一買賣僅持續了三四天，并非長期的謀生方式。麥先生后來經叔叔介紹，到貨倉工作，雖然沒有薪水，但能解決溫飽問題。故而，他本人并未吃過“神仙糕”，只是看到其他人食用“神仙糕”果腹，更從來沒有排隊領取配給米的經驗。麥先生在回答先前的訪談者時，是根據采訪者的問題進行回憶與因應，分享他記憶中日占時期香港的艱苦生活印象，這些印象有部分是親身經歷，但也有不少內容是透過個人觀察，甚至是道聽途說得來的。假若采訪者直接將老先生的口述誤以為是他的親身經歷，不加辨別地將這些口述信息視為不容置疑的史料進行使用，可能導致研究成果出現嚴重的誤導。

由于聽過馬教授在課堂上講授宗族和節日方面的內容，在二次訪談中，麥先生還根據馬教授的興趣提取相關的記憶，回憶起日占期間漆咸道碼頭邊商戶們不同于刻板印象的生活樣貌。他回憶起在當貨倉跑腿時，看到在九龍倉碼頭當苦力或開小店謀生的潮州人準備各式糕點在街道旁隆重慶祝中元節的場景，老先生也曾受邀品嘗這些食物。

可見，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會試圖理解訪談者的意圖，并根據其興趣回憶或重構記憶。訪談是一個采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在使用這些口述材料時，我們需將其放回這一互動過程中進行解構，慎重考慮采訪者對受訪者施加的影響，進而反思口述方法與提問模式。在進行口述訪談之前，我們需要先通過各種文獻資料多了解當時的制度與社會背景，以便提出有針對性的問題。同時，通過逐層追問，深入挖掘受訪者的口述經驗來源?？谑霾牧隙加衅涫妨蟽r值，但如何利用和解讀，因個案而異，這也正是歷史學方法千變萬化、史無定法的魅力所在。歷史記憶是選擇性的，記憶與遺忘并非二元對立。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我們需要解構那些“已被重構的口述史受訪者”。

二、香港新界地區英雄記憶的重塑

在經歷相同歷史經驗的不同地方，不同社群的社會結構及其面臨的處境如何影響他們對歷史記憶的選取？公共記憶與地方政治之間的關系如何？這種關系如何通過英雄的祭祀或非祭祀體現？蔡志祥教授以香港新界地區的英雄祭祀儀式為切入點，探討新界各社群如何記住或遺忘英雄烈士，歷史記憶又是怎樣與地方的話語權拉上關系。

香港新界在1898年租借給英國，英政府把新界分成南約和北約，由理民府管理。北約西部的元朗平原，曾是香港農業生產最繁盛的地區，生活著許多強宗大族；北約東部，即西貢所在地。賴川昌久教授在《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東京：風響社，1993年）一書談到1898年新界地區本地和客家村落分布的調查，新界西部主要居住本地人，中部是本地人與客家人的雜居，而東部以客家人為主。

移民定居和保衛鄉村是香港新界不同社群共同的、重要的歷史經驗。第一個共同的經驗是香港幾次大規模的移民定居過程，具體包含明清之交的遷界與復界、太平天國動亂、清末民初、二戰及戰后政府推行的抵壘政策、丁屋政策及1980年代的鐵路電氣化，引發了幾次大規模的土客紛爭、地方大族糾紛及新舊群體的聯盟及斗爭活動；第二個共同的歷史經驗是反抗殖民統治的運動，包含1898—1899年英國租界新界時的抗英事件和1941—1945年日占時期游擊隊的活動；第三個共同的歷史經驗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發表及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所引發的愛國情緒。

新界北約西部的居民共同經歷過鄉族械斗、抗英和抗日的歷史經驗。其間，廈村、錦田、新田和屏山是香港大型宗族的聚集地，八鄉和十八鄉的小規模宗族聯盟夾雜在這些大的宗族之間。新界北約西部的鄉村存在不同規模的、定期的英雄烈士祭祀活動。這些英雄祭祀的差異何在？在不同歷史時期，地方領導階層又是如何利用英雄的象征來強化自身的權力？蔡志祥教授在講座中娓娓道來。

（一）邊緣化的英雄：廈村鄉和錦田鄉

廈村和錦田鄉以鄧氏宗族為地方強宗大族，在儀式中對保鄉衛族的英雄表現出一種疏離感。廈村祭祀英雄的儀式為十年一屆的“埔上祭英雄”，在一片稱為“埔上”的農地上拜祭為廈村械斗犧牲的護鄉英雄。曾為廈村犧牲者有72人，其中大部分并非鄧姓宗族成員。廈村舉辦醮事時會專門為這些護鄉英雄燒72副祭品和一紙“盟約”，但并未設立專門的祠堂祭祀，這些護鄉英雄奉祀于十八鄉大樹下的天后廟。錦田鄉則在十年一次舉辦的太平清醮的“行朝”儀式中，拜祭為保衛錦田而犧牲的鄧氏佃農和下戶。換言之，這些護鄉英雄在十年一次的大型祭祀活動時才會被特別祭拜。其間，鄉民會燒80套英雄衣。這80位英雄中78人因護鄉械斗而死，2人因抗英而亡。但在整個醮事過程中這些“英雄衣”似乎被遺忘，在酬神儀式后與其他紙造祭品一同被焚燒。

由于為廈村和錦田械斗而死的護鄉英雄大多數并非鄧姓宗族成員，而是佃戶和下戶，這些大宗族對待在地域宗族內缺乏身份地位的英雄的態度，是一種敬而遠之的心理。鄉民既恐懼亡魂的滋擾，又不能破壞鄉村既有的身份結構。因此，這兩個地方將護鄉英雄的祭祀禮儀進行邊緣化的處理。

（二）神明化的英雄：八鄉和十八鄉

八鄉和十八鄉是夾處于錦田、屏山和廈村三個鄧氏地域宗族之間的雜姓小宗族聯盟。當地居民既是錦田鄧氏的佃戶，又分別與屏山和廈村聯盟。自清代乾隆時期以來，八鄉和十八鄉與錦田因倉斗收租而引發的爭執，至今仍可見于元朗區廟宇的碑文中。為了團結村落，八鄉和十八鄉的護鄉英雄在村中被高調地祭祀。

八鄉古廟內設忠精祠，祠中牌位上刻有20姓54位因與錦田械斗犧牲的英雄的名字。村民表示，20世紀以前，八鄉除了春秋二祭外，每三年還會在廟前搭建戲棚演戲酬神。至今，八鄉村民于每年春秋二祭仍會在古廟祭祀護鄉英雄，并共同出資設立鄉村組織同益堂，輪流管理鄉約事務。十八鄉則擁有專門的英勇祠來祀奉因與鄰近的屏山和錦田鄧氏械斗而犧牲的護鄉英雄，并以四股分攤輪流祭祀的方式進行周期性的英雄祭祀活動。每年天后誕的前一天晚上，十八鄉的領袖會在天后廟的英勇祠拜祭英雄。因此，英雄的祭祀成為聯合鄉村的重要元素，并凸顯了該聯盟與錦田的緊張關系。

八鄉與十八鄉將英雄的祭祀嵌入鄉村組織中，建立了專有的祠宇和常規性的祭祀活動，使護鄉英雄得以留存在鄉民的記憶中。這種高調的祭祀可能源于他們與廈村和新田的聯盟，以及與錦田和屏山的械斗關系。然而，在1980年代中期的口述訪談中，部分十八鄉的鄉民卻稱這些護鄉英雄為1898年的抗英英雄。十八鄉的領袖伍其昌雖在抗英初期擔任領導者，但很快便投降，并與其他鄉村的領袖合資經營合益公司，創立元朗新墟，抗衡錦田鄧氏。并且，十八鄉抗英英雄的名字并未在下述達德公所的碑刻中出現。從碑刻、族譜以至80年代以前的研究，十八鄉英勇祠中祭祀的英雄迄1980年代，都是為鄉約械斗犧牲的護鄉英雄。只是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后，十八鄉的抗英記憶才浮現出來。

（三）國家化的英雄：屏山

屏山是新界北約西部一個重要的地域宗族村落。19世紀中葉，在屏山鄉的邊緣地區，建有兩所與英雄有關的建筑物：達德公所和聚星樓。1993年屏山成為香港第一個文物徑時并沒有囊括達德公所。達德公所側邊的英勇祠大門上刻有的“忠義留芳”四字于2007年被拆除，后又復原。公所中祭祀的英雄牌位包括屏山及八鄉共10村175人，但不包括錦田鄧氏、廈村鄧氏及十八鄉等與之有長久對立關系的鄉村。公所對面建有鎮壓幽魂作用的塔，稱為聚星樓。從口述歷史可知，清中葉以來為屏山鄉約械斗犧牲者皆奉侍于此。以達德公所的英雄祭祀為中心的達德聯盟，控制著屏山市集。據說1898年的抗英事件也是以公所為中心。

自1980年代以來，達德公所由跨鄉約的組織逐漸演變為抗英的民族象征。當地文物工作者鄧圣時在1999年自費出版的《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一書中認為，達德公所左右分立的慰寂祠是供奉護鄉英雄，英勇祠則供奉部分抗英烈士，此前是為了避忌，村民才將這些被供奉者統稱為護鄉英雄。事實上，我們將英勇祠碑文中的人物與族譜對照，便會發現，碑文中的幾位鄧姓英雄實則生活在清代乾隆時期。此外，屏山鄧氏族譜與廈村口述歷史，及兩村祠堂前的鐵炮方位顯示，咸豐時期兩村依然存在高度緊張的關系。因此，這一期間為屏山鄉村械斗的護鄉英雄供奉于達德公所。

張展鴻教授認為，抗英英雄的重構與香港的主權回歸息息相關。愛國主義的重塑與鄉民對鄉村前景的憂慮，使得無記錄的英雄烈士被重塑為抗英英雄。（Cheung, Sidney C. H. , “ Martyrs, Mystery and Memory behind a Communal Hall ,”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Vol. X l (11):38, Spring 2002.）蔡志祥教授強調，屏山對達德公所的歷史記憶與建構，不能僅從上述兩方面來理解。屏山鄉民高度強調抗英烈士，遺忘械斗英雄，是在屏山與廈村等村落的對抗逐漸消退之際，為提升其在地域社會中的地位而采取的合理手段。因為聯盟與對抗關系的消失，廈村和錦田鄉的地方大族憑借地方機構建立其跨鄉約聯盟的地位；八鄉與十八鄉通過跨地域的英雄祭祀來增強跨鄉約組織的凝聚力；屏山則選擇重構達德公所歷史記憶，塑造跨鄉約的民族形象以彰顯自身的地位。

（四）被淡化的英雄：沙田、林村和大埔

新界北約中部地區是本地人與客家人雜居之地。蔡教授通過沙田、林村和大埔三個例子，探討了這些夾縫生存的小村落在族群混雜的地緣政治影響下對護鄉英雄的淡化處理。

沙田與林村以廟宇為中心組成較高層次的跨地域組織。在沙田大圍侯王宮內，有一塊鑲嵌在鏡架上的“二十九位開基宿老之神位”，其中3個名字冠有“英雄”的名銜，即沙田的護鄉英雄混雜于開基祖先中。并且，英雄的祭祀儀式也被刻意淡化。在大圍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中，英雄的祭祀與其他神祇并無區別。田仲一成教授的研究指出，這與大圍作為雜姓村落、宗族勢力較弱有關，加上靠近商業發達區域，外來移民的迅速增加，導致沙田的祭祀組織朝多元融合的方向發展。（田仲一成：《中國鄉村祭祀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在乾隆朝末年，林村等二十四個村落，以天后宮為中心，組成涵蓋本地與客家人的六和堂聯盟，管理聯盟的嘗產、祭祀和鄉約事務。林村的12位護鄉烈士以一塊姓名不全的長生祿位供奉于放馬莆村天后宮右側的義祠。1992年鄉民清洗護鄉烈士長生祿位時，發現牌位后面有兩片寫有12位烈士姓名的木牌。鄉民遂請士紳撰記此事并立碑紀念，碑文寫道：“以長生祿位當神牌，實為避免狂徒與惡勢力之干擾，不過藉以掩飾，隱藏不露”。盡管林村設有供奉英雄的場所，卻將他們的名字隱藏于長生祿位中，這與林村的社群結構和地緣關系息息相關。作為在本地大族間夾縫生存的雜姓村落群，護鄉英雄中多為客籍人士，其能力難以抗衡主宰地方的上水廖氏、大埔頭鄧氏、泰坑文氏、粉嶺彭氏和河上鄉侯氏這五大本地宗族。此外，如若林村祭祀因械斗而死的客籍烈士，可能會引發聯盟中本地人的不滿，造成社群內部沖突。因此，林村將護鄉英雄的祭祀置于無關痛癢的位置，是基于地域政治的考量。在香港回歸前，這些護鄉英雄并未在任何刊物中出現。1999年的紀念刊《己卯年林村鄉太平清醮》中《林村天后廟及六和堂史略》一章，首次提及鄉民會在每年秋分到義祠祭拜12位護鄉烈士。在1997年香港回歸后，林村的護鄉烈士從被淡化到被強調，是地方領導層在因應“當代”轉變中，增強村民凝聚力的舉措。

大埔的故事又呈現另一番景象。1899年，英國政府在大埔山舉辦升旗典禮，象征對香港新界的占領，遭到了地方數千群眾的反抗，大埔鄉及大埔墟成為香港抗英運動中的重要據點。然而，實地考察大埔，并未發現與抗英相關的祭祀儀式或文物記憶，大埔的抗英烈士被高度遺忘。

因此，理解新界北約不同地區的英雄祭祀，需要關注到英雄祭祀場所、儀式的差異與各社群的社會結構及地緣政治。這些地方的英雄從護鄉英雄到抗英英雄身份的轉變，與歷史記憶的選擇和重寫息息相關。不同地域群體各自選擇不同的歷史表述方式，以回應其社會的“當代”境況。英雄的祭祀作為地域社會建構的一種手段，與血緣、地緣、族群、方言甚至相同的歷史經驗無關。

三、香港社會的日占下謀生與抗日記憶重塑

馬教授認為，研究香港日占時期的日常生活史，首要任務是翻閱文獻，了解地方的制度背景。在日占期間，如若沒有新界的貢獻，香港市區里的八十多萬人口將面臨難以生存的境地。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為日本占領地。港英政府重視條約，由于新界是租賃地，二戰前英國政府一直維持原有的行政分區，并頒布《新界條例》專門管理；日本占領者則將香港、九龍及新界都視為日本的占領地，徹底改變了香港原先的地方行政分區。

馬木池教授指出，在地方史研究中，研究者常常會遇到大量不知名的人物，難以追蹤其背景。在日占時期的研究中，新界地區事務所轄下各區人事安排表（表1）非常重要。若在口述時能提及表格中管理者的名字，將有助于在受訪者的記憶庫中重新挖掘相關記憶。因此，深入的文獻與制度研究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研究者才能在訪談中不斷提出有針對性的問題。

表1 新界地區事務所轄下各區人事安排

1942至1943年間，香港的人口變化受到歸鄉運動的影響。在歸鄉運動中，數十萬人離開香港，但不同時期的歸鄉政策與生存環境各不相同。1942年初，香港糧食尚且充足，日本人甚至將大部分糧食轉為軍需物資，僅留下部分進行配給；但自9月起，美國封鎖了太平洋海面，輪船無法自由通行，香港難以維持龐大的人口，日本占領者開始大規模逮捕市區的無業人員并將其驅逐出香港。為了與糧食緊缺下的配給制度相結合，日本占領者實施了全面的人口調查，并按其結果給居民發放配給證。

了解日本占領者的人口調查方法對于評估統計數據的可信度至關重要。日本占領者在進行人口調查時，先將香港劃分為多個區域，居民需在規定時間內站在指定區域的街道上，并讓士兵上樓統計街道的人數。為了獲得糧食配給證，居民積極配合人口調查。

馬教授以漁業生產為例，探討了日占時期日本占領者對香港漁業社區的管理模式。漁民常被大眾視為自由漂泊的群體，實際上，由于受社會規范的約束，漁民往往依賴漁商的借貸出海捕魚，固定在特定的灣頭作業。日占時期，日本占領者對漁業的管理主要體現在實施漁船登記與分類、劃定漁船的操業區域兩個方面。日本占領者頒布了專門的法律，規定香港的漁船均需進行登記與收稅，漁民僅能在登記的區域作業，并頒發漁業許可證。漁業許可證有時間限制且不可轉讓，若漁民超過六個月未操業，其許可證將會失效。這些法律和規定的具體管理事宜是以中國人為主的社群來落實，同時，報紙上也刊登了法律的中文版，廣為傳播。

馬教授通過報紙資料指出，1943年筲箕灣的四五十艘中型和大型漁船一起舉辦大型的神誕。這一年，筲箕灣戎克漁業組合中每艘中型和大型漁船能賺取四至五萬元的軍票，足以滿足一個家庭的溫飽。至今，在筲箕灣仍能看到1944年立的碑刻，記載1944年筲箕灣戎克漁業組合重修福德寺、譚公廟和天后廟的事件。在日本管制下的1944至1945年，是香港糧食最緊缺的時期，這一時期，香港長洲島竟然還舉行了持續三天的太平清醮。那么，漁民在日占時期的經濟生活究竟如何？明晰香港漁民在日占時期的漁業收入及其真實生活狀況，是研究該時期漁民生活史的重要任務。

由于美國對太平洋輪船的封鎖，魚肉成為香港重要的糧食來源和蛋白質供給。為鼓勵漁民出海作業，日本占領者給予漁民更為豐厚的物資配給，并成立了日本產業組織，分別從日本和臺灣派遣水產株式會社指導香港漁民改良漁業生產。香港海域被劃分為長洲島、筲箕灣、大澳、大埔、油麻地、蒲臺島、荃灣和青山八個漁業根據地，各區分別設立戎克漁業合作社。若漁民不將漁獲交給合作社，他們將失去漁業許可證，進而失去物資配給資格，生存則會變得困難重重。

在傳統漁業時期，漁民時常受到漁商壓價或缺斤短兩的壓迫。日本占領者間接打破了傳統漁商對漁業的壟斷，并借鑒日本漁業的發展模式，在香港建立了漁業統營市場，要求漁民將所有漁產交給各分區的戎克漁業合作社，各合作社通過政府建立的運輸渠道將漁產運送到市區的統營市場進行分類拍賣。過去的漁商在新制度下“轉型”為獲得牌照的拍賣商，再將漁獲批發給小商販。由此，日本占領者控制了漁業從捕撈、批發到零售的各個環節，改變了香港傳統的漁業形態。

在這一過程中，鮮魚售賣經歷了漁民、批發市場、拍賣商到小商販四個環節，最終交到消費者手中。通過這一合法途徑，價值100元的魚在售賣市場上可變為104元，拍賣商的售價則為108元，小商販的零售價格通常在120至130元之間。漁民在拍賣后需向戎克漁業合作社支付約8%的傭金，合作社由此得以累積財富。

日本占領者將漁業統營市場與糧食配給制度相結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控制系統。然而，當時的糧食黑市交易依舊非?；钴S，漁民將部分漁獲交給戎克漁業合作社以獲得物資配給資格，其余則在黑市出售。以荃灣戎克漁業合作社為例，1943年合作社成立前，荃灣每日漁產量約六千斤，但成立后每日僅剩二千余斤。這并非因為捕不到魚，而是漁民將部分漁獲轉售至黑市。在荃灣黑市，魚價每斤可達60錢，而交到統營市場拍賣每斤僅為15.5錢，扣除傭金和運費后，漁民實際只能得到13錢。面對如此巨大的價格差異，漁民折中而行，找尋更獲利的方式。盡管日本占領者多次下令禁止黑市交易，但黑市屢禁不止。

在這種情況下，戎克漁業合作社的漁業數據是否失去其真實性，變得無法使用？馬教授指出，盡管漁民只交納三分之一的漁產，筲箕灣戎克漁業合作社1942年12月至1943年11月的漁產量統計及年收支表顯示，合作社依然積累了大量財富，且有能力投身于公共事務，如捐款、修建學校、重建會所及修繕廟宇，可見當時香港漁業經濟的活躍程度。因此，材料能否使用與研究者的觀察視角息息相關。這些看似片面的數據，從不同側面考慮，亦能夠轉化為有價值的材料。當面對看似虛假或不足的材料時，我們不應僅以真假的標準來判斷其可用性，例如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研究法國中世紀教會檔案時，她并未因赦免書是虛假的文書便棄而不用，而是去處理這些虛構文獻的生產過程。（娜塔莉·澤蒙·戴維斯：《檔案中的虛構：16世紀法國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講述者》，饒佳榮、陳瑤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漁業統營市場制度也改變了各海域的漁業生產形態。筲箕灣的鮮魚因靠近市場，當天即可運輸并售賣，而大澳和長洲島的漁獲因路途遙遠，加上戰時缺乏冰鮮條件，只能轉而生產咸魚運到統營市場售賣。馬教授提出，田野實踐對研究漁民的生活史至關重要。研究者不能僅依賴象牙塔中的知識，而應深入田野，真正接觸和了解漁民的日常生活。

日本占領者實施的一元統制政策、物資配給制度與集體統制制度相互結合。在漁業管理方面，政府建立了一個層層向上負責的管理體系，從漁民到戎克漁業組合、戎克漁業組合聯合會，再到水產系、農林水產科、民治部，最終由總督部統籌。這一管理系統適用于日占時期的所有行業。

綜上，對日占時期新界市場的“解鎖”過程作進一步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戰后香港的整體歷史發展。除了對生命財產造成破壞，日本占領者對香港新界地區日后的社會組織、地方行政制度、漁業等行業的發展也留下痕跡，并延續到了二戰后港英政府時期。

四、歷史敘述的選擇性重構

（一）循環互證：新界抗英敘述的浮現

不同于科大衛（David Faure）教授在80年代帶領學生田野調查時拍攝的英勇祠牌位照片，1997年重修十八鄉天后廟時，所有英雄的名字被統一納入一塊新的牌位，取代先前的一塊塊神主牌位（即英雄祠英雄牌位）。將不同時代的牌位照片進行對比，可揭示不同歷史時期下歷史記憶的選擇性敘述及其轉變過程。

圖4 1997年重修后的英勇祠英雄牌位

馬木池教授反復強調，田野訪談獲得的材料必須結合文獻與檔案加以考證，以了解口述材料的創作過程及其局限性。研究歷史的目的不僅在于理解過去，更在于洞察當代。

歷史記憶的轉變有時是歷史學家與特定群體共同創設的迷思，夏思義（Patrick H. Hase）的著作The Six-day War of 1899便是一個例證。該著作在香港回歸后出版，具有特定的時代意義，彰顯了香港人的愛國情懷及對帝國主義者的仇恨，故而受到廣泛關注，許多著名的教授撰寫書評予以推介，翻譯成中文版后，其影響力迅速擴張，甚至新界鄉村的父老也用此書來證明他們的抗英歷史。在十八鄉公益社工作的鄉老陳秀于2009年出版《香港元朗大樹下廟文獻》一書，直指英勇祠“乃紀念抗英先烈而創建”。八鄉于2014年也加以效法，改變傳統的歷史敘述，重構八鄉的抗英記憶。

圖5 八鄉古廟重修碑志

同八鄉與十八鄉一般，作為抗英中心地之一的屏山，其歷史記憶的重塑，是透過鄉村地方文物保育工作者與歷史學者之間的循環唱和及廣泛宣傳。其時，屏山鄉民鄧圣時在香港回歸后撰寫了《抗英先烈百年祭》和《香港新界屏山九七慶回歸特刊》等文章，以凸顯屏山鄉民1899年的抗英事跡。夏思義的書出版后，更是以歷史學權威的身份為抗英記憶的真實性與合法性加持。夏思義的書中引用的材料，主要源于口述訪談中鄧圣時等鄉村父老提供的地方故事，而鄉村父老又借助權威學者的觀點來合法化民間傳說，再加上學界與媒體的傳頌，新界被塑造為香港重要的抗英中心。

（二）共享的歷史記憶：西貢的抗日敘述

西貢位于新界北約的東部，以客家人為主。自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華德英（Barbara Ward）教授、科大衛（David Faure）教授、華南研究中心成員對不同歷史時期的西貢進行了深入的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使各村的歷史記憶得以保存。

在訪談中，當地鄉民提到，盡管鄉村間曾發生過械斗事件，但西貢沒有祭祀護鄉英雄或抗英烈士的記憶。西貢鄉民不斷強調的是1942年西貢成立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獨立大隊，“小鬼隊”和“青年團”協助盟軍及知識分子逃離香港，及游擊隊員為抗戰犧牲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僅構成了口述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鄉民共同分享的英雄回憶?？谷展适碌淖钤绨姹究勺匪莸?947年英軍因西貢在日占時期的抗日運動而贈予鄉民的，寫有“忠勇誠愛”的錦旗。

圖7 1947年英國上將褒獎西貢居民抗日的努力

1984年，以東江游擊隊和西貢鄉事委員會為首，西貢鄉民在斬竹灣籌建“抗日英雄紀念碑”。然而，在香港回歸前，1995年，西貢最重要的地方政治組織——西貢區議會，出版了《西貢風貌》一書，書中并未提及西貢鄉民的抗日事跡，也沒有任何關于游擊隊或紀念碑的記載。直到香港回歸后，西貢借由“抗日英雄紀念碑”所建構的抗日英雄象征，才開始獲得西貢地方政府的承認與重視。

圖8 抗日英雄紀念碑

在香港回歸后，地方領導層開始精心打造西貢的抗日英雄形象，以此團結西貢社群，聯系香港地方政府，并將這一形象整合入國家的文化資源和象征體系中。西貢地方領導層對抗日形象的塑造，始于1997年政府官員在抗日英雄紀念碑舉行的獻花儀式，并于1999年被國家認可。西貢鄉事委員會是1999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雕塑園籌備團體中唯一一個以新界鄉村政府名義參與的社團。在此過程中，香港18個團體共捐款100萬港幣用于建造赤子報國紀念雕塑，其中40%的捐款來自西貢社團，彰顯了西貢地方政府對國家抗日象征的重視。經此，西貢的抗日地位提升至國家層次，與中國共產黨關系密切的游擊隊抗日英雄，成為西貢地區鄉民與官方共同的歷史記憶。

圖9 1999年 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雕塑園內“赤子報國”雕塑

蔡志祥教授和馬木池教授的兩場演講提醒我們，每一個“當代”的記憶，都是對過去事件的部分重塑。在香港回歸后，地方鄉民和政府也重新選擇并重構地方的歷史記憶，以融入國家的集體記憶。在這一過程中，個人、地方與國家之間呈現出密切聯系又復雜的多元面向。在香港回歸后，伴隨著愛國主義情懷的感召及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仇恨，香港新界鄉村的抗英與抗日記憶得以不斷凸顯，并為鄉民、地方政府、國家所強化。基于此，蔡志祥教授強調，理解歷史變化的過程至關重要，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個人、社群、國家與政府如何運用過去來建構現在，“過去”如何在一次次重述歷史的過程中被選擇與遺忘，歷史記憶如何隨著“當代”的轉變而重塑。

一切歷史皆是當代史。歷史記憶是選擇性的、集體共享的，是過去與當代之間的角力。歷史記憶的變化伴隨著主宰者興趣、利益和選擇的轉變。在香港回歸祖國這一關鍵節點下，英殖民統治時期與日占時期不曾提及或不敢言說的抗英與抗日記憶得以重新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