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美國而言，伊朗問題并不是單純的伊朗核問題，而是指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雙方圍繞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地緣政治尤其是伊朗核問題在政治、外交、軍事、安全等領域的全面對抗、斗爭和博弈。因此，美國長期奉行對伊朗的遏制政策，而2003年伊朗核危機出現后雙方的矛盾對抗更為尖銳，伊核危機更是成為全球性的安全危機，小布什政府更是因此加大了對伊朗進行遏制、圍堵和制裁的力度。

直到奧巴馬時期，美國才出于中東戰略收縮的需要謀求通過接觸和談判解決伊朗問題。但其經歷艱苦談判簽署的伊核協議卻被特朗普斷然否定。在拜登任內，美國雖然重啟了伊核協議維也納會談，但由于美伊雙方存在嚴重分歧，最終未能實現美國重返伊核協議。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伊核協議談判完全陷入了停滯。因此，對于曾經斷然退出伊核協議并對伊朗進行“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的特朗普來說，其伊朗政策無疑是中東政策的重中之重。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日，伊朗德黑蘭，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46周年將至，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左）和伊朗已故領袖霍梅尼的曾孫艾哈邁德·霍梅尼（右）在霍梅尼陵墓緬懷祈禱。 視覺中國 圖

一、命運多舛的伊核協議

奧巴馬致力于通過中東戰略收縮配合“亞太再平衡”戰略，并確立了以緩和對話、戰略抽身為主基調的中東政策，其具體內容是以推進巴以、伊核、敘利亞三大和談為中心，在其他中東事務上“適度撤出”，對中東亂局相對超脫，對中東政策缺乏主動性，不愿參與戰斗行動，避免大規模戰略投入，以更好配合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進。在此背景下，接觸和談判成為奧巴馬政府對伊政策的選擇，其具體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對伊朗的各種制裁措施均未達到預期目標；二是美國謀求“由內部攻破堡壘”的努力付之東流；三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孤立伊朗的政策收效甚微；四是在伊核問題上，美國的打壓政策和聯合國的制裁未能迫使伊朗棄核，相反，伊朗的核發展進程不斷加速。

針對伊朗核問題，奧巴馬采取了“制裁+談判”的雙軌制，企圖促使伊朗重回談判。伊核問題六國（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和德國）與伊朗經過艱苦談判，分別于2013年11月、2015年4月達成“臨時協議”和“框架協議”，要求伊朗放棄約2/3的離心機，在15年內不進行超過3.67%的鈾濃縮活動；聯合國及美歐取消對伊朗的制裁。2015年7月，《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學界多簡稱伊核協議）最終達成，包括伊朗行動計劃、結束制裁及核查等方面的詳細規定。2016年1月，國際原子能機構證實伊朗完成執行《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必要準備步驟，美國、歐盟、日本隨即宣布解除對伊朗相關制裁。

特朗普對奧巴馬的伊朗政策強烈不滿，并且把遏制伊朗作為美國中東政策的首要內容，通過塑造伊朗威脅，推動以色列與“溫和阿拉伯國家”組建對抗伊朗的聯盟，更是成為美國中東政策的主要抓手。2017年10月，美國政府專門發布《特朗普總統對伊朗的新戰略》，該戰略明確指出伊朗長期堅持輸出革命意識形態，對國際體系構成了巨大破壞，而伊核協議的達成則為這一意識形態的輸出與傳播提供了條件。2017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稱伊朗為“流氓國家”，強調“伊朗政權在全世界支持恐怖主義，正在發展更先進的導彈，且有潛力恢復發展能夠威脅美國和伙伴的核武器?！?/p>

特朗普多次指責伊核協議是“史上最糟糕的協議之一”。曾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博爾頓曾分析認為，伊核協議“構思拙劣，談判和起草糟糕透頂，完全對伊朗有利：既無強制力也無法驗證，在有效期和覆蓋領域上也不充分”，而且未對伊朗的導彈項目進行限制，而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使伊朗獲得了支持地區激進反美力量的大量資金。

因此，特朗普將遏制和拖垮伊朗作為中東政策主要目標及解決中東諸問題的癥結所在。2017年10月，特朗普拒絕承認伊朗履行伊核協議，并宣布制裁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政府決定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并且執行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

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于2018年5月向伊朗提出了12條新要求，其內容主要包括：向國際原子能機構報告所有與核計劃相關的軍事方面的情況，永久、可核查地放棄其核計劃；停止所有鈾濃縮行為，包括關閉重水反應堆；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無條件進入其境內所有相關地點；停止擴散彈道導彈、停止發射或發展核導系統；釋放所有被扣押的美國公民；停止支持中東“恐怖組織”；尊重伊拉克政府的主權；停止對胡塞武裝的軍事支持；從敘利亞全境撤出所有受伊朗指揮的軍事力量；停止對阿富汗以及該地區的塔利班和其他“恐怖分子”的支持；停止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的“圣城軍”對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支持；停止威脅鄰國的行為等。

在退出伊核協議后，美國對伊朗進行了全面制裁，導致伊朗的石油出口從2018年高峰時的300萬桶銳減到2019年7月時的不足50萬桶。

總之，“在伊朗問題上，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是由他的‘極限施壓’運動定義的，因為他退出了奧巴馬時代與伊朗的核協議，并試圖通過加強制裁和消滅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來削弱該政權?！?而伊朗則以暫停履行伊核協議義務，加快鈾濃縮進程，來對抗美國的“極限施壓”政策。

在拜登執政期間，美國尋求重返伊核協議，而伊朗也有解除制裁以改善發展環境、擺脫經濟困境，參與地區經濟合作的訴求。從2021年4月到2022年3月，伊核協議框架內相關國家在維也納舉行多次會談，但由于美伊雙方存在嚴重分歧，最終未能實現美國重返伊核協議。2022年3月以來，受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的影響，伊核協議談判完全陷入停滯。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日，伊朗，伊朗海軍試射新型巡航導彈。 視覺中國 圖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伊朗政策：極限施壓抑或政治交易

當地時間2月4日，特朗普簽署了一項旨在恢復對伊朗“極限施壓”政策的指令。但特朗普也表示，愿意會見伊朗領導人，并努力說服伊朗放棄發展核武器的努力。

展望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伊朗政策，美國在重啟對伊朗“極限施壓”政策的同時也不排除與伊朗進行接觸甚至達成協議的可能性。

首先，特朗普目前重啟對伊朗“極限施壓”政策是意料中事。

在去年總統大選過程中，特朗普就不斷批評拜登政府對伊朗的妥協使伊朗獲得了大量資金，同時譴責伊朗在整個地區破壞穩定的行動，強調美國應該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副總統萬斯甚至表示，他支持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采取行動。在特朗普和萬斯看來，正是由于伊核協議未能限制伊朗發展導彈和支持地區代理人的活動，才導致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與以色列的全面沖突，并破壞了地區穩定。

因此，美國戰略界和國際輿論均認為特朗普將重啟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擔任五角大樓中東事務高級官員的米克·馬爾羅伊（Mick Mulroy）非常肯定地指出：“如果說他打算對哪個國家、哪個被認定的主要對手采取強硬態度的話，那就是伊朗。”一位前白宮官員也指出：“我認為制裁會卷土重來，還會有更多舉措，無論是在外交上還是在金融上，他們都會試圖孤立伊朗?！?/p>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主任蘇珊娜·馬洛尼（Suzanne Maloney）認為，“即將上任的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承諾再次加大對德黑蘭的經濟壓力?！绷碛性u論指出，“未來四年可能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自1979年成立以來面臨的最大考驗，德黑蘭將受到特朗普的審查，這很可能導致他在上一屆總統任期內施加的‘極限施壓’運動卷土重來?！?/p>

其次，特朗普政府存在與伊朗進行接觸甚至達成新的伊核協議的可能。

第一，特朗普和伊朗均有達成新的伊核協議的訴求，分歧在于協議的內容，美國寄望一勞永逸地解決包括地緣政治和伊核問題在內的全部伊朗問題，而伊朗的訴求是重回2015年的伊核協議，或以該協議為基礎進行談判。

特朗普并非完全反對與伊朗達成協議，他試圖達成的是對伊朗核開發進行足夠限制、使伊朗不再支持地區代理人的協議。特朗普多次強調美國與伊朗達成新協議的可能性，他一再表示他可以在短時間內與伊朗達成協議，甚至可能將伊朗納入與以色列的“亞伯拉罕協議”。特朗普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對伊朗及其人民表示“尊重”，強調他們“非常聰明”，是“偉大的談判者”和“偉大的商人”，“我們必須達成協議”。

美國華盛頓特區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布萊恩·卡圖利斯（Brian Katulis）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對伊朗采取強硬和接觸政策可能性是各占50%，“他要么轟炸德黑蘭，要么飛往德黑蘭與最高領袖會面以達成一項重大協議”。

國際危機組織高級顧問阿里·瓦埃茲（Ali Vaez）認為，特朗普精于交易的商人性格促使他尋求與伊朗進行交易。

伊朗同樣有與華盛頓重啟核談判的強烈訴求。有機構在2024年9月21日至10月3日就伊朗外交政策對伊朗公眾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1%的伊朗人支持與“西方”接觸進而達成核協議，只有20%的人認為伊朗不應該達成協議；67%的人支持與美國關系正?；?，只有25%的人反對與美國關系正?；?。

2024年10月26日，伊朗首都德黑蘭街頭。新華社記者 沙達提 攝

第二，中東形勢變化以及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政策，使美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不具可持續性。

近幾年來，中東形勢的深刻變化弱化了美國對伊朗“極限施壓”政策的基礎。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利用沙特等阿拉伯國家、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構建反伊朗聯盟是美國對伊“極限施壓”政策的重要抓手。但是，在拜登任期內，中東地區出現了國際關系緩和潮，其中尤其以2023年沙特與伊朗復交最為引人注目。

蘇珊娜·馬洛尼認為，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伊朗與其鄰國特別是海灣國家之間的對抗關系要強得多，但現在已經發生重要變化，“我們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和德黑蘭之間真正建立一種和解的努力”。因此，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復交改善了伊朗的地區外交空間，使美國孤立和遏制伊朗的難度加大。

從根本上說，美伊對抗是伊朗問題的核心，雙方的相互敵意、對抗和沖突是伊朗問題的根源，雙方只有實現徹底和解，才能擺脫沖突的惡性循環。從新一輪巴以沖突中以色列與伊朗及其領導的“抵抗軸心”之間的沖突來看，美伊長期對抗是伊朗支持“抵抗軸心”反美、反以的深刻根源，也是伊朗對抗“極限施壓”的特殊途徑。盡管伊朗和“抵抗軸心”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遭到重創，但也對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構成了極大的掣肘和牽制，同時也使美國在巴以問題和伊朗問題兩大中心議題上陷入顧此失彼的深刻困境。

歷史表明，美國在沒有能力和意愿發動對伊朗戰爭的情況下，任何強制和滲透的手段都無法迫使伊朗屈服。盡管特朗普以特立獨行和獨斷專行著稱，但他無法改變美國伊朗政策的困局，通過接觸和談判達成協議是美伊雙方的惟一出路。

總之，特朗普的中東政策將在美國利益第一的原則下具有交易性、強制性的特點：交易性將突出體現在其在任何議題上的政策都將從成本和收益出發，使美國成為絕對的獲益者；強制性將突出體現在其將廣泛運用威懾、訛詐、制裁甚至有限軍事打擊等手段強力推行其打擊地區敵手的政策。但是，由于中東形勢劇烈變動與美國減少戰略投入之間存在根本矛盾，特別是由于美國在中東領導力和國際形象嚴重下降，美國中東戰略存在缺乏系統性和道義性的根本缺陷，以及地區國家戰略自主增強，特朗普的中東政策無疑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本文的主要內容來自劉中民：《從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國中東政策的主要議題及其前景》，《思想理論戰線》，2025年第1期）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