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已經重返白宮，并繼續以其特立獨行、離經叛道的風格和做法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盡管特朗普的就職講話未提及巴以沖突和俄烏沖突兩場世界矚目的沖突。但是，這并不說明他不重視巴以沖突和中東問題。事實上，他在重返白宮前就已經就中東事務進行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和外交活動。也正是由于特朗普的壓力，以色列和哈馬斯達成了加沙停火協議，并在1月19日特朗普入主白宮前生效，這也充分反映了特朗普對中東事務的重視。

在第一任期內，特朗普在許多方面都重塑了美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中東政策，他采取非常規方法，專注于建立交易性的聯盟和對伊朗的強硬政策，進而擺脫了傳統的美國中東外交。事實上，正是由于特朗普在巴以問題上推出全面偏袒以色列的“世紀協議”，積極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斷然退出伊核協議（《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并對伊朗實行“極限施壓”，才導致在拜登總統任期內美國在中東面臨的一系列嚴峻挑戰，特別是持續一年多且不斷外溢的巴以沖突、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對抗，都與特朗普不負責任的中東政策密切相關。由于“特朗普政府優先考慮以色列的戰略利益，削弱了美國在沖突中作為中立調解者的作用，進一步分化了這個本已四分五裂的地區”。

在拜登任內，美國在推動巴以談判、重啟伊核談判、政治解決也門沖突等方面收效甚微，同時在阿富汗撤軍問題上狼狽不堪，而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美國因在制止沖突、斡旋調停方面毫無建樹而飽受詬病，這也被輿論視為民主黨候選人哈里斯失去阿拉伯和穆斯林群體支持，導致總統選舉敗選的原因之一。

盡管特朗普由于其商人特質、獨斷專行、離經叛道的決策特點而著稱，但如何清理其自身中東政策的歷史遺患，處理棘手的中東問題尤其是巴以沖突和伊朗問題，毫無疑問都是特朗普新任期面臨的嚴峻挑戰。筆者將圍繞美國中東戰略收縮、巴以問題、伊朗問題三大議題，結合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和拜登時期的復雜現實，以及當前中東形勢的發展態勢，對特朗普新任期美國中東政策的走勢進行分析。本文主要討論中東戰略收縮問題。

一、戰略收縮：美國中東政策的新常態

自奧巴馬政府以來，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構成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三屆美國政府中東政策的共同目標，其根本目標在于擺脫中東對美國戰略資源的過分牽制，進而實現將更多戰略資源轉向威脅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大國戰略競爭。三屆政府在追求中東戰略收縮的目標上具有延續性和一致性，其差異在于具體的政策和手段不同。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對美國戰略界的反思中，中東戰略失誤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耗費的巨大戰略資本，被視為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并因此產生了圍繞美國在中東的去留之爭，并出現了撤離中東論和戰略收縮論兩種主張。

撤離中東論強調在美國在中東遭遇戰略困境且已無重大利益的情況下，實現能源獨立和基本完成反恐任務的美國應逐步撤離中東，將有限戰略資源用于大國競爭。在撤離中東論中，有觀點認為在戰略上撤離中東并不意味著全面放棄中東，美國可利用自身軍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力量的優勢，對中東進行“離岸平衡”，充當中東事務的“制衡者”。

戰略收縮論認為，盡管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大國戰略競爭，但美國在中東仍存在重要國家利益，美國仍需要繼續留守中東，保持接觸，確保美國利益。但美國可以通過戰略收縮，降低戰略成本，繼續維持美國對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在美國的中東戰略爭論中，戰略收縮論成為美國中東戰略的選擇。美國全球戰略開始逐步從中東反恐轉向應對大國戰略競爭，并尋求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有學者分析指出，軍事、對外援助和聯盟體系是美國地區霸權的三大支柱，戰略收縮旨在逐步改革、剔除這三大支柱中的霸權內容，以新中東戰略所規劃的實施原則為轉型方向和目標，融入創新舉措或新的要素，逐步實現向新中東戰略的過渡和轉型。

二、美國三屆政府的中東戰略收縮

為實現戰略收縮，奧巴馬政府在中東政策上進行了一系列重大調整，其基本方向是，以對話和接觸為主要手段維和促穩、解決兩伊問題，其主要內容是從伊拉克撤軍、與伊朗對話、 啟動和平進程、修復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其中心目標是重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形象。

特朗普第一任期中東政策的核心是在繼續進行戰略收縮、減少投入的情況下，通過遏制伊朗整合在奧巴馬時期日漸疏遠的盟友關系，重點強化美國與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關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領域承擔更多任務和成本，進而增強美國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權。

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除繼續減少對中東的戰略投入相對明確外，并無宏大的中東戰略，其中東政策主要包括為減少中東對美戰略掣肘而進行的政策調整，如啟動重返伊核協議的維也納談判，為也門內戰等熱點問題降溫，減少和壓縮對沙特、阿聯酋等盟友的軍事支持，重提解決巴以問題的“兩國方案”，以及不計后果地從阿富汗災難性地撤軍。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中東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再次凸顯，但由于美國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與中東國家戰略自主增強之間的矛盾，使美國既不能在俄烏沖突和能源問題上獲得沙特等盟友國家的支持，也無法實現組建地區聯盟對抗俄羅斯、伊朗等目標。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美國進一步陷入了中東霸權訴求和戰略收縮之間的矛盾困境。

綜上所述，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三屆政府均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但是，“美國已經一再證明它不能簡單地離開中東。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歷了反應性的周期，亦即先是試圖脫離中東，隨后又進行新的軍事接觸。”其重要根源在于在美國尋求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之際，中東卻處在冷戰后地區形勢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阿拉伯之春”、伊朗核危機和伊核談判、敘利亞危機與俄羅斯重返中東、“伊斯蘭國”肆虐、中東地區和解潮、新一輪巴以沖突及其外溢等中東復雜事態，都使美國中東戰略收縮面臨巨大挑戰，其實質是中東形勢劇烈變動與美國減少戰略投入之間的巨大張力。從本質上看，美國在中東地區權威下降的“首要原因不在于自身絕對硬實力的萎縮，而更多是由于缺乏可預測的政策方向以及可信的政治承諾”。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戰略收縮及其挑戰

展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美國仍將繼續在中東維持戰略收縮的總體態勢不變，但也將在中東面臨更加深刻的矛盾困境，并據此進行動態調整。

首先，由于大國戰略競爭仍將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中心所在，其中東政策仍將在總體上維持戰略收縮的總體態勢。在特朗普執政第一任期，美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均高度重視大國戰略競爭，戰略競爭構成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和《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的核心理念，美國與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競爭取代恐怖主義成為美國安全政策的重點。如前所述，為轉向大國戰略競爭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是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三屆政府的共性，因此它也仍將成為特朗普第二任期中東政策的主基調。

其次，美國中東政策將面臨更加深刻的困境，核心是中東劇烈變動與美國減少戰略投入之間的巨大張力，是美國戰略收縮與維系中東事務主導權之間的矛盾困境。其具體表現主要包括：

第一，美國利益優先與中東盟友戰略自主增強的矛盾。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要求盟友承擔更多義務的做法，使中東國家的戰略自主增強。

第二，受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東政策的災難性影響，以及新一輪巴以沖突后中東形勢復雜性的影響，美國對中東各主要力量進行平衡的難度加大。巴以沖突的災難性后果使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難度加大，以色列與伊朗對抗沖突空前加劇、沙特與伊朗和解使美國唆使阿拉伯國家聯合以色列對抗伊朗的困難加大。

第三，美國中東戰略收縮與排斥其他大國影響力上升的矛盾。美國基于大國戰略競爭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但其他大國如俄羅斯、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上升，又迫使美國日益把中東作為大國戰略競爭的重要地區。

總之，自奧巴馬政府以來，中東形勢劇烈變動與美國戰略收縮之間始終存在巨大的張力。在拜登執政時期，巴以沖突及其外溢成為掣肘美國中東戰略收縮的沉重負擔，使美國在持續支持以色列和避免沖突升級之間陷入了嚴重的困境，同時也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全球領導力。因此，在當前中東形勢劇變的情況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也仍將面臨戰略收縮與維系美國領導權的巨大壓力。

（本文的主要內容來自劉中民：《從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國中東政策的主要議題及其前景》，《思想理論戰線》，2025年第1期）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