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非遺版”的春節已經來到，在此之際可以重思春節的文化意蘊、追問春節的文化社會學內涵。

2024年12月4日，我國申報的“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Spring festival, social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celebration of traditional new year）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19屆常會上通過評審，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本次春節申遺主題的簡化理解或其落腳點，在于“社會實踐”四個字。“社會實踐”是一個廣泛應用于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等領域的概念，涵蓋了從個人行為到社會變革的多個層面，指的是人們在社會中通過具體的行為、活動和互動來構建、維持和改變社會結構與文化的過程。

春節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是一代代中國人用自身的辛勤勞作和浸潤傳承，形成的日用不覺而至蔚為大觀的文化景觀與社會活動，它的背后是中國人“過日子”的一種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它不是表演給別人看的，而是自然融入到我們這個民族達觀自信、堅韌自強的血脈里，鐫刻進我們這個文明舊邦新命、生生不息的歷史中。

江西省撫州市崇仁縣非遺“板凳龍”演出。  新華社 資料圖

“頑強”的春節傳統

春節，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其起源和演變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

首先，它與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活動密切相關。古人根據季節和農事安排生活，將歲末年初作為重要的時間節點。春節最初是慶祝豐收、祭祀祖先和自然神靈的節日，表達對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說文解字》中提到“年”字的本義是“谷熟”即谷物成熟，象征著一個農業周期的結束和新周期的開始。

其次，春節又被稱為“年節”，其起源也與古代的“歲首”概念有關。歲首即一年的開始，古代歷法將每年的第一個月（正月）視為歲首。春節即農歷正月初一，標志著新的一年的開始。此外，春節還與古代的祭祀活動密切相關。歲末年初是祭祀祖先和神靈的重要時期，人們通過祭祀祈求神靈保佑，驅邪避災，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吉祥。古代的臘祭（祭祀祖先和百神）和儺祭（驅逐疫鬼）等活動，逐漸演變為春節的祭祀習俗。

辛亥革命后，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節日體系隨之深刻變革。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布中華民國改用陽歷，將1月1日定為元旦，春節作為歲首的地位出現松動。隨后，內務部編撰《中華民國元年新歷書》，其特點為新舊二歷并存，新歷下附星期，舊歷下附節氣，并刪除舊歷書上的吉兇神宿等內容，由此形成官方的陽歷體系與民間傳統的陰陽合歷體系、公歷新年和農歷新年并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1914年1月，民國政府內務部將陰歷正月初一命名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并規定國民均可休息一天。然而，民間依舊習慣將農歷正月初一稱為“新年”或“大年”，而對公歷元旦并不在意。

民國政府曾試圖強行以元旦代春節、全面廢除舊歷，將傳統節日習俗全部搬到公歷體系中，但效果并不理想。1928年，內政部提出嚴禁私售舊歷、禁止機關學校團體按舊歷放假等八條辦法，試圖從根本上改造民眾的時間觀念，但最終失敗。1934年初，南京國民政府停止了強制廢除農歷，承認民間習俗不宜過多干涉，春節得以繼續傳承。

新中國成立后，春節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成為法定節假日。政府通過宣傳和組織活動，進一步豐富了春節的文化內涵。

中國人為“年”賦予深刻意義

過年是一個過程，“年”本身是一個客觀的時間計量單位，但被設定為某個時點，等待人們用一定的儀式去“通過”和紀念，這就是主觀的時間意識。所以，年是人為框定的一個節點，掐頭去尾，把無意義的自然時間流逝，橫截面地賦予了意義。

臘日是新舊時間轉換的祭禮。年前的去舊迎新活動如祭灶等，是民眾為調節社會生活而設計的特定時段。在灶神“上天匯報”的“亂歲”期間，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時日辦事，尤其是婚嫁大事。歲末年終，人們利用閑暇與積蓄操辦大事，體現了傳統社會民眾生活秩序對民俗的依賴。北方把臘月二十三稱為小年，從那時起，甚至更早從臘八開始，就進入了過年的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性質，就是雖未正式達到“年味兒”的高潮，但是每一天都在逼近它、向它靠攏。過渡的目的和終點是高潮，年夜就是高潮，元宵則是一唱三嘆的又一個高峰，是狂歡的階段性收尾。

陜西省寶雞市隴縣元宵節社火巡游活動上，群眾在觀看車社火。  新華社 資料圖

春節是醞釀鄉愁的時刻，是坐實家本位的載體，是攪動“春運”這一人口流動澎湃大潮的幕后推手。大年三十是中國人心中最溫情的日子，年夜飯是這一天的重頭戲。年夜飯源于古代的年終祭祀儀禮，是人神共進的晚餐。年夜飯講究的是團圓，全家人整整齊齊。

餃子是北方年夜飯的標志食品，它不僅美味，還具有文化象征意義。在制作餃子時，人們會在餡中加入糖塊、花生、棗、銀幣等物，以獲得不同的吉兆。《舌尖上的中國》第一部中有一集叫《主食的故事》，天南海北幾個故事的最后落腳到年夜飯，鏗鏘綿長的音樂配著餃子下鍋的節奏，最后的解說詞娓娓道來：“對于他和他的家人來說，這一刻，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時光。其實在這樣一個晚上，吃的是什么都不重要。在這個時候，中國人心里，沒有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吃飯更重要的事情，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這就是中國人關于主食的故事。”

年關既然是一個門檻、關口，是人為設計并賦予意義的時間節點，總結就是必不可少的，何況為了過年，前前后后在時間空間上做了足夠的準備和鋪墊。春節這個當口兒，形式要輕松許多，官方有團拜活動，民間則是走親訪友。家庭拜年講究一定的次序，大體符合費孝通先生所概括的“差序格局”。先拜神靈，次拜祖先，再拜長輩、尊輩，最后家內成員互拜。各家對拜年都很看重，年輕人要注意不漏掉哪家，長輩們則會留心哪家后生來拜過了。拜年結束后，人們便開始放松地玩樂，“爆竹聲中一歲除”。

新世紀以來，春節的傳統核心要素在當代依然傳承，在互聯網技術革命后，春節又有了許多新的過法，如網絡拜年、微信紅包等，讓傳統春節的時空顯著擴大，促成了春節習俗跨地域、跨族群的傳播與分享，也給春節這個承載中華民族情感認同的傳統節日，賦予“歡樂中國年”“四海一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意蘊。

廣東潮州龍湖古寨廣場上演舞獅表演。  陳瑩  圖

奔向數智化時代的“年”

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過宗教儀式的四種功能：自我否定與懲戒、強化群體凝聚力、維持群體價值觀以及娛樂化地化解個人的失落或不滿。盡管儀式如今已不再局限于宗教范疇，但涂爾干對儀式功能的上述討論仍具有廣泛的適用性。這些儀式以日常生活為基礎，通過展演將日常活動轉化為具有特殊意義的行為，從而實現文化的認同與傳承。

韓炳哲在《儀式的消失：當下的世界》一書中也探討了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節日文化及其儀式的嬗變路徑。傳統社會中，人們以深厚的情感紐帶相鏈接，通過儀式和默契而維持穩定。然而，當這種原始親密關系消失時，反倒可能吊詭地催生一種形式主義的過度交際——沒有交際的共同體，最終被沒有共同體的交際所取代。如果我們對韓氏的這一判斷感到費解的話，不妨想想我們在“數智技術賦能”之下的群發拜年短信微信、似有實無的“鍵對鍵”網絡社交。

就其前現代本源而言，傳統節日具有神圣性。就其當下本質而言，勞動工作具有世俗性。勞動與節日的交替往復，本身是人的生活世界張弛有道的制度安排。在我們未達理想的大同社會前提下，勞動有使人趨于孤立和單向度的傾向，而節日則內嵌著聚集和整合功能。節日的周期性正反映了人類的集體意向性，以及勞動與休息、分散與聚集之間的更新迭代。當我們以一種績效主義導向的視野，將生命完全世俗化、將休息降級為恢復性勞動的“休閑”，我們自然也僅僅會得到一個短暫寧靜的、同質化的世界。

今天，傳統的農耕文明慢生活逐漸被現代大工業生產，甚至數智化時代的快節奏所取代，春節的意義也隨之改變——不再是播種的前奏，而只是人們奔波勞頓的現代生活中一次短暫的休憩。

盡管如此，傳統節日的核心價值并未完全消失。所謂“年味變淡”等背后值得討論的真問題，是如何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們對傳統節日慶祝方式有更多選擇的同時，傳承我們的文化根脈，并促進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其要義既不是文化虛無主義、也不是文化復古主義，既不是文化自卑、也不是文化自負，而是通過對節慶文化的正本清源，克服現代化進程中的工具理性帶來的精神孤獨。

以春節作為典型代表的傳統節日，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文化遺產的世代相傳，是我們進入現代社會、確認“我是誰”之后進一步確認“我們是誰”、確立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架構，也是我們凝聚民族精神和共同理想的重要載體。盡管現代社會的運轉節奏不斷加速，節日仍然是人們放松身心、回歸家庭的重要時刻。節日的“神圣性”并非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而是需要通過新的形式和內涵重新加以詮釋。

傳統節日及其背后的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不僅包含對過去的尊重，更指向對未來的塑造，在既往厚重歷史與當下鮮活實踐綿延不絕的延長線上，中華民族必將在人類文明文化發展史上不斷續寫更加絢爛多彩的篇章。（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