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已出爐。觀察和研讀最新評選出的10篇年度論文，我們對近一年來上海社科學者的研究方向會有一個概括性認知，既有“全球供應鏈重構、科技創新機制、全媒體時代、無形經濟、信息保護、代際共育”等當下時代關心和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有“歷史書寫、政黨與國家、唯物史觀、中國美學”等關系中國學術研究的機理問題。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12年。年度論文評選無需作者自行申報，而是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專業力量，開展多輪遴選評審。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數字時代學術研究的堅守和改變，新文科建設如何創新，以及學者如何研究真問題，回應時代之問。

“近期側重思考中國基層治理實踐的深層文化基礎，通過對家庭和社區中人的行動倫理的理解，探尋普通人生活實踐中的現代化轉型。”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紀鶯鶯在學術主頁上如此介紹自己的研究興趣。我們對“現代化”的闡釋常與宏大的進程關聯，而這位青年學者則嘗試從微觀的日常生活入手，在家庭生活、社區生活的切片中探尋普通人身上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文化力量。

在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顯性斷裂與隱性承襲：從代際共育看家庭倫理的現代化》（原載于《社會》雜志2024年第2期）中，作者紀鶯鶯和阮文雅以80后-90后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際共育為經驗研究對象，討論中間一代（即年輕父母）在與祖父母共同育兒的過程中如何調和兩代人之間的觀念差異，重建家庭平衡。

而在這項研究展開的幾乎同一時期，紀鶯鶯自己也經歷了生育、養育第二個孩子的過程。家庭生活的變化也讓她對于“情責一體”“文化自覺”有了更深的體悟。研究者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田野調查的經驗相互映照，這是社會學的獨特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學寫作是一種反思和重建個人生活之道的方法。”她談到。

2025年1月，澎湃新聞記者專訪紀鶯鶯教授，和她探討了代際共育中折射出的文化沖突、家庭倫理背后綿長的傳統如何發揮作用、個體如何覺知和協調不同的文化力量等議題。 

當城鄉和代際沖突共同匯聚于家庭

澎湃新聞：是否能簡要介紹一下這篇論文的選題緣由，為何會想到以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際共育為研究對象？

紀鶯鶯：這篇文章從選題到最后改定成文用了大概三年時間。最早的緣起是我的碩士生阮文雅和我討論的碩士論文選題。文雅發現自己住的小區里有很多“老漂族”，就是從農村到城市幫子女帶孩子的老人。她最初想研究“老漂族”的社會融入問題。我當時說對于“老漂族”來說，社會融入并不是“真問題”。因為他們的期待不是融入城市社區，而是把孩子帶大后回老家繼續自己的生活。

文雅的提問和我的反應都出于對彼此生活經驗的直覺。那時是2021年3月，我的第二個孩子剛出生5個月，我的家庭也正處于第二輪代際共育的磨合期。于是我和文雅就針對這個有趣而重要的題目展開了研究。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這篇論文最重要的發現是什么？

紀鶯鶯：在大部分家庭的代際共育中，父母輩和祖父母輩在教育兒童的觀念上有差異，這給家庭生活帶來了困擾。但不同家庭應對這種分歧的方式其實是不一樣的，兩代人對這種分歧的認識也非常不一樣。我們想討論這種代際之間的差異到底意味著什么？是什么樣的家庭能應對這些挑戰？

我們發現，在代際共育的過程中，年輕中間一代在教育上的反思性更強，往往把觀念分歧看得很重要，但在長期生活中，年輕父母也會因為對自身生活處境的把握與思考，而發生意識上的自覺，獲得某種為人父母與為人子女的身份覺悟。因而他們在協調家庭內部的沖突和分歧方面起著關鍵作用。 

2024年冬，上海德大西餐廳內一家三代人在用餐。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 攝

澎湃新聞：論文呈現的更多是“祖--父--子”中“中間一代”（年輕父母）的聲音。祖父母在共居育兒中是否也有調適文化沖突的策略？

紀鶯鶯：在田野調查中我們其實同時訪問了祖父母和父母兩代人的觀點。因為前人的研究對祖父母狀態的討論比較多，所以我們這篇文章成文時強調的是年輕父母在育兒中的“文化自覺”，對祖父母態度的描述相對簡略。可以看到，文中對于代際分歧的表達也主要是站在年輕父母的角度來分析的。這也是比較遺憾的一點，在一篇論文中很難同時展開兩種視角。

的確，面對代際養育過程中的觀念差異，祖父母會有很多策略。比如他們會努力保持學習的心態，了解新的育兒知識，他們也會包容和忍讓，會在家庭決策時往后退一步，選擇不發生正面沖突；還有人會有一些自嘲。 

不過，我們認為，策略并不是協調沖突的根本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家庭生活中祖父母是怎樣看待和定義這些策略的。策略背后是祖父母對于子女的“情責一體”的倫理狀態。因為先有倫理感情作為基礎，策略才具有了運行的基礎，也才可能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無論是祖父母還是父母，在談到“為了孩子”的時候，都會說這就是父母“應該做的”。因此盡管祖父母和父母在育兒的表面觀念上的確存在差距，但這種向下去養育一個出色孩子的心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的情感和責任感是聯系在一起的，感到“應該做的”，既是指為人父母之常情，也是指為人父母之責任體認。在這個體會之下，分工、權威等都可以調節。 

澎湃新聞：祖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是否也有自己的想法，是否也有自覺和反思性？

紀鶯鶯：祖父母對于育兒當然也會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相比于年輕父母的反思和文化自覺，他們的觀念更多源出于漫長生活經驗累積的直感。必須強調，這篇文章的討論對象——“農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其實非常特殊，這是大規模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擴招之后才大量出現的現象。

我們訪談到的年輕父母大多是“80后”，只有一位是“90后”。他們在大學擴招之后，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在城市里安家立業，并在2015年之后進入生育期，實現了比較“中產”的生活狀態。年輕一代父母接受了科學育兒的理念，有意識地依據培養現代個體的觀念與技術來撫育子代，同時也對自己兒時被撫育的經歷有很強的反思。而他們的父母則是“50后”或者“60”后，是長期在農業社會中生活和工作的群體。不過他們也經歷了20世紀的數次現代化浪潮。這樣的生命歷程對比是非常劇烈的，造成了兩代人不同的文化觀念。

兩代人的觀念并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只是說這樣的差異匯聚到了家庭中，對人們的生活造成了較大的壓力和挑戰。我們希望討論在這樣的處境下如何選擇和協調，去應對挑戰，從而重建生活之道。 

生活經驗與田野經驗相互映照

澎湃新聞：是否能分享一下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您印象深刻的場景和事件？

紀鶯鶯：我很喜歡這個問題。我們學習社會學，進入家庭場景中去做訪問，但不能過度依賴受訪者的“語言表述”。受訪者的表情和動作同樣包含著豐富的信息。比如我們采訪到的一位奶奶，她自嘲自己在家里是“老保姆”。這聽上去似乎只是一句怨言。但結合她說話時的語氣，以及她在家庭中忙碌的狀態，放在她自己的人生歷史之中來看，我們能感到這種自嘲中更復雜的意味，其中有無可奈何，也有全心全意。在田野中，我們通過語言、動作、表情，以及互動之中對對方的總體感受去把握他們所描述的事件。

田野調查不僅僅是為了調研和論文，還包含了我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體驗到的部分。在做田野時我和學生們也在反觀自己的生活經驗，我們的生活也變成了田野的一部分，這是相互映照的結果。社會學所面對的“田野”包含了很豐富的層次。

如前面所說，代際共育的論文歷時三年完成，在這期間我經歷了生育、養育孩子的過程，文雅也經歷了畢業、就業與安家。我們對家庭生活都有了一些相應的感悟。可以說，這個研究的展開與我們生活歷程的進展是同時發生的。

我在文章的末尾使用了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文化自覺”。在中國當下的社會圖景中，我們都會受到很多種文化力量的影響，有傳統的力量，也有現代的力量。但這種影響是要在生活的歷練中不斷被行動者發現和體會的。當我們體察到這些影響，就有可能去應對和選擇，去協調和化解傳統與現代文化力量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學寫作也是一種反思和重建個人生活的方法。 

澎湃新聞：這篇論文的調研與寫作是否也給您自己的生活帶來了啟發？

紀鶯鶯：我有了養育孩子的經驗后，體會到傳統所說的“養兒方知父母恩”依然在發揮很強大的作用，也深刻地體會到了今天養育孩子的難。對于父母和祖父母來說，全心全意去養一個孩子的心意是一樣的。但在今天，在“怎樣去養好一個孩子”這件事上，兩代人常常會發生分歧。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兩代人的文化理想會發生巨大的偏差，既可以發生在向上的代際之下，也可以發生在向下的代際之間。年輕父母認為的“好”是這樣的，而祖父母認為的“好”又是那樣的；年輕父母認為的“好”，孩子也未必認可這種“好”。要怎么去選擇好的教養方式，為人父母者內心其實是會有沖突的。

這篇論文給我帶來的一個很大感觸在于，意識到這些沖突之后，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父母要對“為了孩子做‘好’一切”的沖動有所克制。尤其在今天“雞娃”如此流行的狀態下，一方面要更深刻地體會在自然感情上如何愛孩子，另一方面也要對這份愛有所反思和克制，避免以“愛”之名在高度競爭性的社會條件下強化教育、成長焦慮。 

2022年夏，上海南京東路步行街，一家三口在看花。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當文化自覺發生，個體就有了辨別和協調文化沖突的力量

澎湃新聞：在閱讀這篇論文時，我感受到祖父母的權威被消解了。這也體現在近年的一些社科著作中。比如人類學家葛玫在《誰住進了養老院》一書中的論述：子女越來越難贍養老人。老年父母選擇住進養老院，或者減少自己的需求，但他們并不愿意用“不孝”來評價子女。

無論是育兒還是養老，祖輩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了，他們不再運用傳統的孝道話語來行使權威。這是否意味著傳統孝道在當下已衰落，我們需要新的話語資源來理解華人社會的家庭倫理？是否能分享一些您對當下家庭倫理變遷的思考？

紀鶯鶯：依本文的發現來看，祖父母的邊緣化是確實存在的現象，不僅發生在家庭中，也在學校和商業機構里。比如家長把孩子送到早教機構，老師有事時通常會聯絡父母，而不是祖父母，雖然很多時候是祖父母陪在孩子身邊，接送孩子上下學。這背后是一種隱性的觀念：大家都強調知識的重要性，而忽視了生活教育。但生活教育是祖父母能給予孩子的最大的支持。

生活教育中包含了情感的傳遞、道德意識的生成、對人際關系的感應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如果這些內容在家庭中沒能得到重視，可想而知孩子今后會如何看待道德和人際關系。他們在成長中又該用什么力量和資源來建立自己的社會關系呢？

而在養老議題上，葛玫的觀察也的確是普遍狀況。父母仍然是非常“克己”，極少會在養老事宜上向子女提要求和給子女增加負擔。可以看到，中國父母對自我責任的強調恰恰是一直很穩定。

今天很多社會熱點議題都是圍繞“個人和家庭”的關系展開的，因此家庭倫理的變遷是很重要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我在文章里也嘗試做了梳理。

不過我這篇文章希望提出這樣一些理解：要理解今天的家庭倫理，需要對于“傳統孝道倫理”有更清晰的了解。我們不能站在“現代”的角度來反推“傳統倫理”是什么，因為傳統倫理的形態本身可能是非常復雜的，也會有一個復雜的地方性社會系統來支撐它。這篇論文是一個經驗研究，我們希望通過檢視經驗材料，將人們生活中仍在延續的傳統辨認出來。人身上有當下的、非傳統的力量，但也有傳統倫理的力量，傳統就是這樣被不斷再生的。很多時候人們事實上是在依循傳統的文化倫理，但自己可能并未意識到。 

這可能也是社會學研究能起作用的時候。有時人們明明以傳統的方式行事卻不自知，認識不到這一層力量的價值。要打破這個鴻溝，就需要進入當下的經驗，幫助人們把“傳統”認出來，寫清楚為什么在生活實踐中行動者會不斷重返傳統倫理，為什么在倫理困境中最終還是可能完成對于文化傳統的意識和自覺。

不可否認，今天人們信念中的家庭倫理是多樣化的，事實上理論資源也很多樣。所以這項研究關心的并不是觀念資源，而是一個人在經營家庭生活時，事實上他（她）的選擇是什么。生活處境會教會他（她）一些道德，人是會變的，會發生“文化自覺”。當他（她）洞悉了自己身上不同甚至對立的文化力量時，就擁有了協調這些沖突的能力，才會真正成熟起來。這可能也是在微觀層次談論家庭倫理變遷的意義。

2022年夏，廣州泮塘五約，祖母牽著女孩出行。澎湃新聞記者 倪瑜遙 攝

澎湃新聞：近年來，核心家庭的變遷中出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比如“全職兒女”。

在較大的經濟壓力下，年輕一代難以在短期內像父輩那樣獲得足夠的資源。有的人選擇不工作，回到父母身邊共居。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紀鶯鶯：這是一個很有趣也可愛的說法，首先讓我感到社會對于賦閑在家的孩子的包容和撫慰。關于這種現象，在前幾年有個說法是“啃老”，這說法背后對于年輕人是有壓力的，是指成年孩子從父母那里獲得超量支持，卻沒有提供所謂的回報，是對年輕人的指責。

但當下很多年輕人也愿意戲謔地用“全職兒女”自居，帶有一點“撒嬌”的意味。這意味著他們愿意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家庭生活中。最近在年輕人中聽到的另一個詞是“斷親”，即要從親密家庭關系中脫離出來。從這兩個詞的對比中可以看出某種對于家庭的心態轉變。

我猜測“全職兒女”們應該大多還沒進入婚育階段。只要孩子還沒有成家，他（她）就還是父母的孩子。在傳統觀念中，父母給予沒有成家立業的孩子支持是應當的。從這個角度，我們又可以清晰地看出傳統的線索如何與當下的線索密集地交織，并在重新的建構中煥發出新的活力。

此外，很重要的一點，如果做細致的調查，可能會發現階層也是這一現象背后的重要因素。能夠支持“全職兒女”的家庭，父母是需要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他們也放低了對于子代“成功”的期待。所以全職兒女也是一個特定經驗，不必普遍化和浪漫化。 

澎湃新聞：在一些觀念中，人們會認為相比于經營家庭生活，學業、事業等方面的成就是更有價值的。“全職兒女”是否也意味著一部分人開始對這種價值排序有所省思，重新體會家庭生活的意義？

紀鶯鶯：這個觀點特別有啟發。很多關于“自我”的敘事會鼓勵年輕人“離家”去成長；但“全職兒女”則意味著一部分年輕人能夠坦然接受“返家”，看到在家庭中的投入也是“自我”非常重要的部分。顯然，相比之前成長需“離家”，這是必要的平衡、修正。 

從普通人的生活實踐中透視現代化轉型

澎湃新聞：是否能介紹一下您2025年的研究計劃和方向？

紀鶯鶯：首先是繼續代際共育的研究。如果祖父母與父母之間的矛盾不能調和，對于第三代來說或許不是件好事。如果孩子一直處于對立的文化沖突里，他們的成長其實會面臨一些挑戰。就像我在這篇論文最后提出的討論，如果不能充分意識到家庭運營事實上所依賴的倫理力量，既可能摧毀家庭生活的基礎，也可能使下一代失去構造生活的力量。 

在我看來，作為“70后”城市中產階層子女的“00后”和“05后”們其實已經具有了樣本意義。所以2025年計劃做一些后續的研究，討論青年群體的心態特點。

另一方面還是會繼續做城市社區研究。人在家門以內過的是家庭生活，但是出了家門就進入了各種類型的社區。所以，人在家庭和社區這兩個層面的生活狀態是息息相關的，研究今天中國的社區治理，需要把家內和家外結合起來理解。 

澎湃新聞：您的學術主頁中對研究興趣的介紹里有提到：“通過對家庭和社區中人的行動倫理的理解，探尋普通人生活實踐中的現代化轉型。”如何理解這句話？選擇從微觀角度透視現代化，有何意義？

紀鶯鶯：現代化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中國一直在經歷這一重要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宏觀的，也落實在人的具體生活中。我們每天如何處事，如何思考問題，其中都包含了歷史層層累積的力量。

更關鍵的一點在于，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這些力量的呈現方式和影響是不同的。每個人的具體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和時間節點，我們會做出不同的選擇，選擇屬于自己的現代化路徑。這些不同的路徑匯聚在一起，就構成社會意義上的現代化狀態。

比如你前面提到的“全職兒女”現象，也可以視為部分年輕人到了特定的生命周期所做出的選擇。年輕人通過“全職”經營家庭生活來降低自己承受的壓力，父母也給予了支持和包容，這就是一種現實狀態。

2023年夏，昆明大觀河，三個小孩在水邊玩耍。澎湃新聞記者 倪瑜遙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