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對外關系與外交史（高麗篇）》，[韓]李鎮漢主編，戴琳劍、李廷青、周鵾、林金彪、成姬蘭、魏晨光、王天泉譯，李廷青校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年

朝鮮半島，位居東北亞之核心，乃大陸與海洋之紐帶，亦為大國勢力交匯之所在。此特殊之地緣環境，奠定其于東亞國際關系中舉足輕重之戰略地位。自古以來，此地便是各方利益交錯制衡之競技場。面對強敵環伺之外部環境，擅長外交無疑成為求生之必備技能。誠如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所言，韓國位于強國之間，必須謹慎行事，外交上力求均衡，故而應比其他民族更精于“外交”之道（《金大中哲學與對話集》）。朝鮮半島高麗王朝（918-1392）之外交實踐，恰為此理之生動詮釋。

高麗時代，在朝鮮半島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之位置，今之韓國與朝鮮，其英文國名KOREA，即源于高麗（??）。十至十四世紀間，高麗面對東亞國際局勢之紛繁復雜、變幻莫測，歷經五代十國、遼、宋、金、元、明等政權之更迭與并存。高麗王朝與上述政權悉數建立外交關系，無論主動抑或被動，皆形成錯綜復雜之外交格局。每當東亞政治版圖劇變，皆對高麗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面對南北對峙乃至多國鼎立之中國政局，高麗如何在諸強夾縫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實為關乎國運之大事。高麗王朝非但未屈服于此復雜地緣政治環境，反而巧運外交智慧，靈活應對，轉危為安，化弊為利，終獲勝利。于彼風云變幻之時代，高麗成功延續五百年國祚，超越同期本地區所有其他強權。

宋遼麗三角關系圖（局部）

面對復雜多變之國際環境，高麗采取靈活多樣之策略以應對。契丹、女真、蒙古等強勢游牧、漁獵民族，于其崛起擴張之際，皆曾對朝鮮半島懷有覬覦之心，對高麗進行不同程度之侵犯。面對如此嚴峻挑戰，高麗在頑強軍事抵抗之同時，亦積極展開外交斡旋。因軍事上未遭完敗，故高麗在與彼等外交談判中，尚能避免陷入被動。尤其于蒙古鐵騎長達四十年之頑強抵抗后，高麗通過聯姻等方式，與元朝建立密切關系，保全宗廟社稷，使國家得以延續。高麗之外交地位，雖常隨外交關系之變化而轉變，然其作為事實上獨立國家之身份，卻始終未變。如女真（金）初奉高麗為“父母之邦”，后雙方結為“兄弟之邦”，最終變為君臣關系；蒙古（元）與高麗之關系，亦經歷“兄弟”至“舅甥”及君臣之轉變。高麗忍辱負重，以“輸誠事大”換取生存與獨立，展現其靈活應變和適應復雜環境之能力，以及外交策略之務實性。對于國際局勢之不確定性，作為小國之高麗，對周邊環境之變化始終保持高度警覺，展現出非凡之敏銳性。在與宋、遼、金三國之互動中，高麗逐漸對各國實力對比有深刻洞察與清晰認識。1162年，宋朝明州向高麗傳牒，稱本朝戰勝金朝并俘金帝完顏亮，高麗并未輕信，稱“蓋宋人欲示威我朝，未必盡如其言”（《高麗史》卷18）。對于宋朝“聯金攻遼”，高麗指出“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奉勸宋朝“宜早為備”（《宋史》卷487）。高麗此立場固然有對自身安全之考量，然亦不可否認其對地緣政治形勢判斷之敏銳。

高麗徐熙與契丹蕭遜寧外交談判想象圖

高麗善于因勢利導，往往能將地緣政治環境之挑戰巧妙轉化為機遇。其試圖在環伺之大國中保持平衡，臣服于遼、金、明之同時，亦努力與北宋、南宋、北元等保持聯系，希冀各方互相牽制，避免被單一勢力完全控制或過度依賴一方，從而保持自身之相對獨立性。高麗曾謀求“聯宋制遼”，然隨國際形勢之發展，又圖借已勢微之遼朝對抗正崛起之金朝，認為“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捍”（《宋史》卷487），勸宋放棄“聯金滅遼”。為擺脫元朝控制，明朝甫建，高麗即迅速遣使朝貢，與之建交，而后與明朝關系惡化時，又頻繁與北元互動，互為犄角之勢。正因高麗外交策略之靈活與務實，其非但未成為中國各政權爭奪下之犧牲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此博弈之受益者。遼宋在爭奪中國主導權之時，為拉攏高麗，屢對高麗成宗、文宗等統治者加封進賞，遼朝雖有軍事實力，亦得對高麗威恩并施，宋朝接待高麗使臣之規格，歷經“例同交趾”、“例同西夏”、“例同遼國”之不斷提升，最終將與高麗之外交關系升至“國信”級別；在遼金爭霸中，高麗亦伺機奪取保州等地，實現領土擴張。高麗巧妙周旋于中國對峙政權之間，此平衡外交策略使其保持相對獨立性，并能在不同勢力間尋得利益契合點，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展現出高超之外交手腕與靈活之應對能力。

拓境立碑圖

于東北亞政治舞臺之縱橫捭闔中，高麗亦在逐漸認識自我、實現自我。中國各政權競逐爭霸之際，高麗統治者亦曾建元稱帝，以“海東天子”自居。后隨內外形勢之變化，基于自身政權合法性之強化及國家生存發展之需要，高麗統治者對外主動奉五代、宋朝等中原王朝為正朔，積極融入以中原王朝為中心之東亞國際體系；對內則仿唐效宋，構建起一套與中原王朝完全對等、從中央至地方之統治體制，呈現“內帝外王”之象。

頭戴“通天冠”的高麗太祖王建銅像

高麗朝廷在引進中原科舉制度時，亦設“賓貢科”，積極選拔前來求仕之宋人，其中不乏在宋朝已取得功名者。有麗一朝，來自宋朝被任用于麗廷之“投化官吏”為數眾多，此在中朝歷史上皆屬空前絕后。此外，前往高麗之宋商，除商人本職外，亦身兼多職，尤其在“八關會”上充當“宋使”角色，向高麗國王進獻方物，這對高麗國王政治權威之構建起到關鍵作用。

高麗自視非“夷”，而以“華”自居，視契丹、女真、蒙古等為“禽獸”、“藩”、“胡”、“虜”等。尤為甚者，高麗自詡為女真“父母之邦”，通過授予女真酋長諸如“歸德將軍”、“懷化將軍”、“柔遠將軍”等官銜，使其定期朝貢。此舉充分彰顯了高麗欲構建以自身為核心之“華夷秩序”，并扮演文明教化引領者之決心。

每年十一月，八關會之盛況生動呈現了所謂“高麗式華夷秩序”或“八關秩序”。在雅樂《萬邦呈奏九成》之伴奏下，宋商、女真酋長、日本進奉商人、耽羅王室等依次向高麗國王進獻貢物，呈現出一幅“四方來朝”之壯麗圖景。此儀式不僅象征性地宣揚了以高麗為中心之世界觀，更展現了高麗提升國際地位之強烈愿望。

八關會想象圖及情景再現：外國使節朝覲高麗國王 

受傳統華夷思想之熏陶，及東亞國際局勢之激發，高麗之自尊意識日益強烈，尤以精英階層為甚。彼等藉由諸多文字創作，淋漓盡致地展現出民族自覺與文化自信。李承休所著《帝王韻紀》中有“遼東別有一乾坤，斗與中朝區以分”之句，即鮮明地強調了朝鮮半島之獨特地位與自主精神；而“并與帝高興戊辰，經虞歷夏居中宸”之語，則闡明朝鮮半島始祖檀君與中國圣王唐堯并世建國之事跡，意在彰顯其歷史淵源之深遠流長。此外，詩中“唐肅潛龍時，游賞東山水……圣骨將軍孫，有女賢而美。遂合生景康，善射無倫比”之吟詠，更將高麗王室之血脈溯源至唐肅宗，以彰其血統之尊貴非凡。李氏另于《雪中謝蓬庵相國惠玉粲》中有“圣朝本是右文朝，文物煌煌掩唐漢”之壯語，豪言高麗文治之盛已遠邁漢唐。陳澕《奉使入金》中之“西華已蕭索，天東日欲紅”，則寓意深長地展現了高麗與宋朝東西并峙之格局，并以宋朝之衰微反襯高麗之崛起，流露出對高麗文化之高度自豪及與宋朝并駕齊驅于“中華”之熱切愿景。

脫離中國錢文體系、彰顯獨立政權意識的高麗貨幣

既有古代東亞國際關系史之研究，雖成果累累，卻多聚焦于漢唐或明清之世，而對于十至十四世紀遼宋金元這一關鍵時期之探討，則顯薄弱。然基于漢唐或明清“經驗”所構建之“冊封體制”、“朝貢體系”等理論框架，于宋遼金元時期東亞之世，難免陷入困境，難以足履相適。彼時，遼、宋、金、元等政權踵續爭雄中原，華夷變態，風云莫測，中原與半島雙方關系，亦隨之呈現出多樣化之特質。漢唐以來以中原王朝為核心之“冊封體制”漸趨瓦解，而遼、金、元等游牧、漁獵民族政權，則相繼對其進行重塑，其影響深遠，延及明清兩代。故深剖彼時東亞國際關系史，對于檢視并完善現有理論體系，具有不可或缺之重要價值。

時至今日，朝鮮半島仍是各方利害交錯制衡、危機一觸即發之敏感地帶。盡管當前東亞國際格局與千年之前高麗時代相比更為錯綜復雜，相關國家之實力與地位亦已今昔非比，但彼時高麗王朝所展現之生存智慧與外交策略，仍具有強烈之現實意義。高麗外交史是朝鮮半島史乃至東亞史之重要篇章，其為理解與探究古代東亞國際關系提供了珍貴實例，亦為現代國家處理類似復雜問題提供了歷史鏡鑒。

對吾人而言，朝鮮半島亦熟亦陌，吾人往往習慣于居高臨下俯視之，這無益于對其進行客觀認識，亦不利于藉此反思己身。鑒于高麗之戰略地位，宋人曾對其傾注熱情，撰有《雞林志》、《雞林類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等專書。今年適逢徐兢出使高麗歸來撰成《圖經》九百周年之際，期望此能重新激發中文學界對高麗乃至整個朝鮮半島之興趣與關注。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本文為《韓國對外關系與外交史（高麗篇）》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