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人”在上海文化語境中，始終是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

過去，在上海的傳統滑稽戲里，蘇北人往往是被娛樂的對象；而今，這一主題在上海脫口秀和短視頻內容中依然占據一席之地，成為創作者們繞不開的話題。

門腔在《喜劇之王單口季》中。（圖源本人微博@門腔伐）

近期，上海脫口秀演員門腔在其參與的《喜劇之王單口季》中，幽默地提及了自己作為蘇北人在上海的故事：自小便接受父親的教誨，試圖隱藏自己的蘇北身份以免遭受歧視，然而總是事與愿違地露出端倪。他還模仿了女友的蘇北口音，認為其自帶一種從容不迫的松弛感。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韓起瀾對近代上海蘇北人群體的歷史進行了研究，并在著作《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指出：“蘇北人不是在蘇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為蘇北人。”“蘇北”，一度意味貧困、混亂、野蠻與骯臟，一切與彼時上海的摩登與先進背道而馳。她強調，“蘇北人”并非一個自然形成的族群概念，而是通過在上海的“江南人”主導的社會建構形成的一種相對身份標識，并將其遭遇與愛爾蘭人、非裔在國際范圍內相提并論。

《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美] 韓起瀾，上海書店出版社2024年版）

本期如此城市，兩位“蘇北人”，作家張明揚和媒體人許云澤，結合生活體驗及閱讀感悟，談談蘇北人在上海。

沒有蘇北人認為自己是蘇北人

張明揚：書中有一段引用了南通籍著名民族企業家張謇的話，他說蘇北僅包括緊鄰淮河以南的地區，如鹽城、阜寧和淮安。言外之意，揚州或更南的海門、南通等地并不屬于蘇北的一部分。張謇之所以這么說，并不是因為他覺得“蘇北”這個詞不好，而是因為在當時的上海名利場上，為了更好地融入社會，他必須將自己從“蘇北人”或“江北人”的標簽中剝離出來。

如果一個人被認為是蘇北人，往往會被認為不具備精英特質，想要證明自己的精英身份變得尤為困難。因此，張謇通過自我建構的方式，試圖表明自己不屬于這個群體。

張謇雕像（圖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據百度百科：張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光緒二十年（1894年）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書法家、金融家、慈善家、詩詞楹聯家，“江蘇五才子”之首。

關于“散裝江蘇”的概念，江蘇一直存在這種現象。

例如，我在1998年于南京大學上學時，校區位于江北部分。我們經常需要乘坐公交車，花費一個小時進城，即使南京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江南城市，但我們卻在南京的江北部分學習，這感覺非常奇特。幸運的是，南京大學一半以上的學生并非江蘇本地人，因此對于江北和蘇北的概念理解并不深刻。這些概念主要在江浙滬地區流行，在上海尤為顯著。

網友自制江蘇各區地圖。（圖源小紅書@sansuileng）

書中提到了一個我非常認同的觀點：“散裝”不僅適用于描述整個江蘇，也適用于描述江北人或蘇北人本身。書里提到的揚州人——盡管幾十年前在上海也被視為被歧視的蘇北人群體之一，他們通過把持搓澡行業來維護自身地位。揚州人在這一領域內也不愿意雇傭其他地方的人，認為只有揚州人才能勝任這項工作。這進一步說明了“散裝”特征的存在，即江北和蘇北的概念部分是由社會建構出來的。

這些人都來到上海后，原本來自不同縣市的人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族群——“蘇北人”。如果沒有上海這樣一個特殊的場域，江北人或蘇北人的概念可能就與其他地區的地理劃分（如浙北、粵北等）一樣，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地理概念，而不帶有強烈的文化沖突色彩。正是由于1850年至1980年間上海作為魔都的獨特地位，這些人來到上海后才被塑造成“蘇北人”或“江北人”。

因此，這本書揭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雖然每個省份都有類似南北劃分的地名（如粵北、贛北），但沒有哪個地方像蘇南與蘇北這樣有著強烈的文化沖突概念。這確實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上海）形成的獨特社會現象。

網友自制江蘇省居民收入地圖。（圖源小紅書@Queue）

許云澤：我注意到作者試圖通過多個篇章來厘清現實中是否存在本質化的“蘇北”概念。

江蘇這個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多層區隔：比如長江以南與長江以北、淮河以南與淮河以北的劃分；其次是根據種植作物的不同；再者是基于方言、文化生活及文化產品等方面的差異，這些都構成了蘇南和蘇北之間較為本質的區別和歸類。到了現代社會，隨著當地經濟數據和城市化程度的變化，逐漸形成了基本的南北劃分。

正如明揚老師提到的，“蘇南”和“蘇北”的概念真正是在上海這個移民城市的語境中才得以實現明確區分。書中指出，蘇北最初是對立于蘇南的概念，并且處于鄙視鏈的底端。

這一過程經歷了從蘇北到蘇南再到上海的建構：蘇南的江南精英進入上海后，主要從事主流的社會經濟生產活動，而蘇北人則是后來遷移到上海的，他們與蘇南的江南精英形成了對比。

雖然籍貫同屬江蘇，但江南精英對后來的蘇北人持有強烈的排斥態度，這不僅因為他們的職業選擇不同，還因為他們居住環境（如棚戶區）等因素，進一步上升到語言、生活習慣等抽象層面的評價標準，從而形成了一種區別對待的現象。

蘇北人在上海的居住環境。（圖源小紅書@大大同城）

這種區分經歷了一個逐步向南擴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蘇北人逐漸成為了鄙視鏈中最底層的存在。

例如，張謇急于洗脫自己作為蘇北人的身份，反映了族群并非天生而是由特定群體定義的事實。作者用了一個詞——“謀求集體團結的人們”，來界定族群的概念，實際上指的是身份共同體意識。在上海這個語境中，你是從事主流的、較高大上的經濟社會生產活動，還是像蘇北人那樣處在發展側面，成為相對貧困階層的一部分，導致了不平等的偏見，促使江蘇人需要劃分自己的身份共同體意識，江南的人急切地想要與蘇北人劃清界限。

網友自制江蘇省蘇南-蘇中-蘇北劃分圖。（圖源小紅書@徐州畫面）

“Sobo Refugee”：蘇北人，一種對于底層貧困的歧視

張明揚：我想用“難民”這個詞來討論蘇北人，因為在當前西方的政治語境中，“難民”已經成為了一個主導性概念，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和大選等場合中廣泛使用。在這些背景下，“難民”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而且深刻影響了政治格局。

在上海的歷史背景下，蘇北人的形象實際上類似于難民。雖然按照貧困程度來說，蘇北可能并不比安徽等地更窮，但大量蘇北人來到上海并非出于經濟或教育目的，而是因為自然災害如洪水、饑荒等被迫逃難。當這些人作為難民涌入上海時，他們往往一無所有。對于租界當局而言，他們并不區分蘇北人還是其他地區的人，只是簡單地將這些難民視為臟亂和破壞文明的存在。這種基于對難民的歧視現象，類似于當今歐美社會對待非法移民和難民的態度。

上海市虹口區瑞虹路25弄棚戶區現狀。（圖源小紅書@你七哥）

書中描述了租界當局如何拆除棚戶區的過程，這段描寫非常精彩。當時租界當局并沒有明確針對蘇北人的概念，而是視這些難民為需要驅逐的對象。盡管如此，大多數難民確實是來自蘇北地區。書中提到，為了清理棚戶區，當局甚至動用了武力，但仍然無法徹底解決問題。

蘇北人在當時的上海不僅面臨物質上的困境，還遭受文化和社會地位上的貶低。由于他們從事的是低端工作，并且缺乏有效的社交網絡支持，導致形成了惡性循環。即使是在黑幫這樣的領域，也沒有蘇北人的立足之地。例如，上海“三大亨”——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浙江人、江蘇人）把持著主要勢力，而沒有蘇北人的身影。

有趣的是，外資企業反而成了打破這種歧視的一部分力量。日本棉紡織廠因不了解“蘇北人”的概念，開始雇傭一些江北人，而華資企業則繼續排斥蘇北人。外資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種地域歧視的局面。

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舊址，其前身系日商大阪東洋株式會社在上海早期開辦的裕豐紗廠?，F上海國際時尚中心。（圖源小紅書@米阿）

此外，法語中的“鄉下人”一詞（音譯為“岡不達”），與上海人稱呼江北人的詞匯極為相似。雖然沒有確鑿證據表明二者有直接聯系，但考慮到法租界的影響，這種相似性值得進一步探討。

總的來說，書中提出的“江南精英集團”概念非常貼切。

江南地區的不同城市間并沒有強烈的自我認同感，但通過樹立“蘇北人”這一他者形象，成功構建了自己的共同體身份。正如當今川普政府設立“非法移民”等他者概念以鞏固自身群體的身份一樣，江南精英集團也通過這種方式強化了自己的身份認同。然而，江北人本身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同感，他們的形象更多是由外界建構的結果。

1937年前后，上海法租界外的難民。（圖源小紅書@銀礦）

如此城市：書中還提到，許多蘇北人到上海后只能在勞工市場找到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就像今天的零工經濟。當時，上海正處于第一波城市化階段，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很多人在城市中尋找生計很大程度上依靠社會網絡來找工作。例如，在老上海小說中描述的情景，有時來自江南的人，能夠在一個銀行找到一個小經理的白領職位，往往是通過老鄉熟人介紹實現的。

然而，正如剛才提到的，蘇北的這些難民和流民，由于本地的社會網絡被徹底破壞，被迫流落到上海。他們只能從事最基礎的工作。

書中寫到，一百年前，這些人主要做的工作包括黃包車夫、碼頭工人或清潔工等。盡管這些工作非?；A，但對于他們來說，已經是一種進步，因為在他們的老家可能沒有任何工作機會，甚至完全沒有生路。

許云澤：確實有一個客觀上的先來后到的過程。所謂的“江南精英”，正如明揚老師提到的，如果沒有蘇北人作為對照體，江南精英的身份共同體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形成。蘇北人的到來促使江南精英開始抱團，并認為自己是江南精英。無論是在近代還是現當代，這些江南精英在上海發展成為現代工業中心的過程中，都是經濟建設的主流。

相比之下，蘇北人的南遷首先是從蘇南開始的。

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點：太平天國之后，蘇南大量人口流失，土地拋荒無人開墾。因此，蘇北人首先來到蘇南從事農業勞動，甚至在條件非常差的土地上耕種。

書中指出，“什么樣的地，蘇北人都能種；什么樣的爛活，蘇北人都可以干?！痹诔鞘兄?，蘇南也有蘇北人的棚戶區，他們主要從事苦力工作，女性則更多擔任傭人角色。

而在上海，蘇北人則處于發展的側面，逐漸形成了貧困階層。

嗷嗷待哺的難民：上海南市難民麕集法租界鐵門外待發面包（《國聞周報》，1937），轉引自陸新蕾,郁升. 體面的市民與危險的“他者”：“上海人”身份的早期媒介生產 [J]. 上海文化, 2023, (12): 69-78.

書中總結了蘇北人在上海受歧視的三個主要原因：首先，他們是難民，來到上海不是為了經濟建設，而是逃荒而來。其次，他們在城市中的職業非常碎片化、零散且邊緣化，通常是較差的職業。最后，他們的聚居生活環境惡劣，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對他們的負面印象。

作者還提到，籍貫是一種具有伸縮性的建構。

在上海這個移民城市的語境中，我們將一切難民身份、不光彩的職業以及惡劣的生活環境歸因于“蘇北”的習慣。這使得“蘇北”這一概念和族群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到底哪里才算蘇北并沒有明確的界定，完全取決于其在江南及上海社會中的表現和象征意義。由此，所有不受待見和被歧視的現象都被倒推歸因為“蘇北”的習慣，這是一個由結果反向歸因的過程。

這種難民現象不僅出現在上海的殖民語境中，在當代也依然存在。我小時候常聽父輩講述50后、60后在70年代時由于水災和地震等自然災害而逃荒的經歷。我的父親小時候也是從蘇北逃難到上海，因為那里有親戚可以依靠。而那些已經定居上海的上一輩人，最初也是以逃荒為驅動力來到上海，并最終寄身于這座城市。

《徐淮海水災區域圖》，民國36年（1947年）8月蘇州北部徐海地區大水災形勢圖。（圖源小紅書@徐州老照片）

即使這些蘇北人最終定居上海，他們也幾乎總是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未能占據主流的經濟和社會生產地位。窮親戚找上了已經定居上海的親戚，本質上仍然是窮親戚。蘇北人形成了這樣一個由逃荒和逃難驅動的難民互相接濟的群體。

不復存在的“蘇北籍貫屬性金字塔”

張明揚：上海人除了用“江北人”這個詞外，還常用“鄉下人”來形容某些群體，但實際上很多所謂的“鄉下人”其實是蘇北人。這很有趣。

此外，我覺得上海對江北和蘇北人的歧視減少，除了移民增多外，房價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以前上海各區房價差異很大，但現在很多地方的房價已經高度均等化了。

例如，上海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蘇北人聚集區叫虹鎮老街。20年前，這里幾乎可以用揚州話直接對話，還有很多傳說，比如警察都不敢來。但現在，這個地方已經被開發成了虹口區的一個大型小區，房價達到十幾萬一平米。這種變化消解了很多老觀念。無論是新上海人還是老上海人，買房最終都是按市場價值來決定的。

38年前，虹鎮老街飛虹路口。（圖源小紅書@舊樓）

當年蘇州河一帶因為蘇北人的聚居而被認為是臟亂差的地方，但現在蘇州河邊全是高級住房，住在水邊、山景房等理念變得流行，這些新概念沖擊了老觀念。

陸家嘴30年景觀變化。（圖源小紅書@《滬杭逸游刊》）

許云澤：我覺得明揚老師提到的特別有意思，尤其是在當代商品經濟中，房地產的商品化發展打破了我們過去基于籍貫或聚居區的文化概念?，F在，關于人的劃分和觀念更多地依賴于貨幣購買力，而不是籍貫或身份。我們現在的鄙視鏈不再區分蘇南、蘇北或者你從哪里來，而是看你是否有錢。

書中提到一個詞叫“屬性金字塔”，即一個族群或社群的身份屬性是多重且多元的。在過去，最重要的可能是習慣，其次是職業等，逐步形成了一個屬性金字塔。但在當代資本主義環境中，這個金字塔被扁平化了，主要通過購買力、消費能力和經濟地位來區分。

在當今，蘇北人這個概念及其附帶的歷史標簽被瓦解的一個原因就是這種經濟上的平等化。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高等教育帶來的流動。如今，從小地方到省會城市，或者從外省到大城市（如上海的“鄉下人”或北京的“外地人”），人們的遷徙不再受限于籍貫或族群方向。

高等教育讓所有人脫離原生的籍貫和社會階層，進入一個重新洗牌的大環境。例如，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以及中國其他高等教育發達的城市，人們通過高等教育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那些留下來定居的人成為了新北京人、新上海人。

在這個過程中，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之后，很少有人再以老家來界定一個人的身份。更多時候，人們會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甚至學校的層次也成了新的階層劃分標準。這樣一來，原本基于籍貫與族群的標簽在屬性金字塔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網友自制的上海高校分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