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經濟工作怎么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系統部署，強調2025年要“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包括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那么，2025年，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同配合，提升宏觀經濟調控能力？需警惕防范哪些風險？

近日，澎湃新聞推出“輕舟必過萬重山”——《首席連線》2025跨年市場展望，專訪多名首席經濟學家、首席分析師，明星基金經理，把脈蛇年投資新主線，挖掘市場新機會，展望市場新走向。

本期刊出的是對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的專訪。

管濤長期在國家外匯局工作，實操經驗豐富，曾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參與過中國外匯制度的設計工作。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更加強調節奏要匹配。”管濤表示，市場對政策的期待可以理解，不過需要注意兩點。一是，需避免對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過度解讀。時隔十四年重提“適度寬松”，是對前期（支持性）貨幣政策操作的確認，而不是意味著國內貨幣政策從中性轉到了寬松。另一方面，“財政政策通常要走過法定程序也就是兩會后才能全面發力，但是市場聽到了貨幣政策適度寬松就開始搶跑，透支了貨幣適度寬松的利好。”

針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管濤認為，要抓住政策轉向、促進經濟明顯回升的有利時機，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結構性的調整，進一步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改革不能夠停步，當前中國經濟面臨需求不足、企業困難等問題，政策支持過多的風險同樣小于支持過少的風險。”

關于2025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管濤反復強調，“預案比預測更重要”。

“美國經濟有軟著陸、不著陸、硬著陸三種情形，每種情形對我們國際資本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都有機遇和挑戰。那么對于有關部門而言，應該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擬定好應對預案，特別是對壞的情形要提前做好準備，提高政策響應能力。”管濤說道。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節奏要匹配

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其中財政政策從“積極”到“更加積極”，貨幣政策從“穩健”到“適度寬松”。通過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組合拳”，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將更好應對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推動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那么，2025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二者應當怎樣配合？管濤提出兩點“注意事項”。

首先，管濤強調，應避免對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過度解讀。他表示，一些人可能會回顧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底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自2011年以來，一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

“‘穩健’在西方貨幣銀行學的語境中為中性的貨幣政策。這些年匯率市場化以后，中國貨幣政策堅持以我為主，特別是考慮到這些年來，為了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的恢復，我們又降準又降息。所以，去年6月潘功勝在陸家嘴論壇上首次提出我們貨幣政策立場是支持性的，就已不是中性的。”也就是說，前期的貨幣政策已是穩健略偏寬松的，管濤表示，時隔十四年重提“適度寬松”，是對前期貨幣政策操作的確認，而不是意味著國內貨幣政策從中性轉到了寬松。

其次，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更加強調節奏要匹配，貨幣政策不能“為了寬松而寬松”。管濤表示，2025年提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提高赤字率，必然要擴大政府債券發行，并配合以低利率、寬流動性的融資環境。

“不論是流動性還是利率水平，都不是越松越好，越低越好，而要把握好‘時度效’，也就是說，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講究節奏匹配。”管濤舉例道，2020年1月，貨幣政策提前發力開始降準降息，但是財政政策直到2020年5月底的兩會后，走完法定程序才全面發力，但此時貨幣政策已經到期自然退出。下半年，在央行沒有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性利率或市場基準利率的情況下，財政和貨幣政策錯位，造成市場利率大幅走高。

管濤說道，當前市場對于“貨幣適度寬松”有搶跑之嫌，透支了貨幣適度寬松的利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貨幣政策自去年9月底以來已經降準降息。雖然一些貨幣信貸指標有所改善，但市場有效融資、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較為突出，人民幣信貸、政府債券發行的同比和環比數據均顯示出少增的趨勢。”管濤說道。

“政策多做的風險小于少做的風險”

“外有百年變局演進、內有新舊動能轉換，是理解中國經濟政策和運行狀態的一個重要底層邏輯。”管濤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因素時說道。

從外部因素來看，管濤指出，一方面，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如俄烏問題、中東問題都有可能造成新的全球供應鏈的擾動，影響全球通脹的走勢；另一方面，貿易局勢緊張，也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此外，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如果緊縮超預期有可能會造成風險資產價格的劇烈震蕩，也會給中國帶來“傳染”效應。

“從內部因素來看，一是，我們一些重點領域的風險化解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從長期來看，還是要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地方政府自主財力。二是，以提振消費為重點擴大內需，需要看到消費是分散化決策，難以立竿見影，促消費急不來。三是，發揮財政政策的穩增長效能，仍需進一步疏通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當前形勢下，我們還要加強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發揮政府投資帶動社會投資的作用。”管濤說道。

管濤指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上不僅有風和日麗，也會有“疾風驟雨”，甚至“驚濤駭浪”。

“很多問題的解決并非像大家討論的那樣可以畢其功于一役，速戰速決，而是要抓住政策轉向、促進經濟明顯回升的有利時機，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結構性的調整，進一步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管濤強調，改革不能夠停步，“特別是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慢變的過程，越早動手，見效就越快。”

管濤表示，從美國經驗來看，美聯儲在疫情期間的持續寬松政策，表明支持過多造成的風險小于支持過少。當前中國經濟面臨需求不足、企業困難等問題，政策支持過多的風險同樣小于支持過少的風險。

匯率波動注意三方面風險

新年伊始，美元指數高企，非美貨幣普遍承壓，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度跌破7.30關口。隨后，人民幣匯率快速反彈。1月24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日內漲超300點，一度升破7.25，最高觸及7.2450，創去年12月來新高。離岸人民幣兌美元日內漲超400個基點，一度漲破7.24，最高觸及7.2396，現報7.2430。

管濤分析稱，2024年10月份以來，美聯儲的寬松預期降溫，特朗普交易回歸后，美元美債收益率上行，美元指數重新走高，從而帶動了人民幣匯率的調整。

對于近日出現的反拉行情，在管濤看來，主要受三方面影響。一是，近期公布了2024年的經濟數據，其中去年四季度經濟恢復超預期，顯示政策轉向的效果；二是，特朗普1月20號正式入職以后，特朗普交易暫告一段落；三是，近期中美之間的良性互動，緩解了市場對于中美經貿摩擦升級的擔憂。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連續第三年提出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這是811匯改以來的首次，體現了當前統籌內外不均衡的任務空前繁重。”管濤指出，2025年人民幣匯率走勢，主要受中國經濟恢復情況、美元利率及匯率走勢、特朗普政策以及央行的匯率調控等因素影響。

“2025年國內已經提出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政策。如果相關政策舉措逐步生效后，能夠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名義GDP重新超過實際GDP，負產出缺口快速收斂，那么將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堅實的基礎。”管濤說道。

2024年9月以來，美聯儲啟動了本輪降息周期后，已經連續降息三次，但是美聯儲仍然強調，美國經濟面臨緊縮不足或者緊縮過度的風險。美聯儲明確表態將放慢降息速度后，管濤指出，特朗普回歸將進一步增加美國經濟和美聯儲貨幣政策新變數。

“如果美國經濟軟著陸，那么人民幣匯率，大概率呈現雙向波動的行情；如果美國經濟不著陸，美聯儲將從降息，到暫停降息甚至重啟加息，美元重新走強，人民幣匯率或面臨一定的壓力；如果美國經濟硬著陸，那么對人民幣匯率而言，將會是一個拐點。”管濤分析道。

此外，如果外匯市場出現了一些非意向性的過度波動，如順周期的單邊羊群效應，那么央行會及時出手，短期內也會對市場匯率走勢產生一定的影響。

管濤同時提醒道，匯率波動下，需要注意三方面風險，一是，市場有沒有出現這種順周期的單邊羊群效應，需要及時干預、打斷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二是，匯率的漲跌是否影響到貨幣政策的傳導以及物價穩定；三是，金融穩定的風險，“匯率單邊的變化，強化了單邊的預期，那么有可能會造成資產泡沫或者是資本資產價格崩盤的這樣的風險。”

最后，管濤再次強調，“預案比預測更重要”。“美國經濟有軟著陸、不著陸、硬著陸三種情形，每種情形對我們國際資本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都有機遇和挑戰。那么對于有關部門而言，應該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擬定好應對預案，特別是對壞的情形要提前做好準備，提高政策響應能力。”管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