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時代新征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下，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堅持黨管人才，堅持前瞻謀劃，高目標、高標準落實人才優先發展戰略，不斷創新體制機制，優化政策環境，強化保障措施，打造人才成長全周期資助體系。“長城學者計劃”就是該體系的重要一環，旨在更好支持一批學術領軍人才潛心研究，營造有利于出精品成果、出學術大家的良好科研環境，努力打造新時代“中國學派”。2024年“長城學者計劃”啟動以來，16位學術領軍人才從學術研究、田野調查、科教融合、學術傳播等方面講述著自己的“長城故事”。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這樣一些學者，他們肩上有清風明月和使命擔當，將自己的學術理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擔起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任。他們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長城學者”。

202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入選“長城學者計劃”的16位學者，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引領，認真踐行“三項共識”，潛心學術研究，扎根學術田野，用智慧與堅守，勾勒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傳承發展的學脈風骨。

近日，記者走近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長城學者，聽他們講述一年來的學術心路。

大道無方 綻放“自主”光華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加大科研體制機制改革力度，為廣大科研人員創建更加開放包容的學術環境，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研究資源。“長城學者計劃”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才成長全周期資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入選首批“長城學者計劃”，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倪鵬飛表示自己很珍惜這份榮譽，在相關政策支持下，能夠拿出更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潛心于從統一發展經濟學的角度，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經濟增長是人類發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一個令人著迷的經濟學問題。”倪鵬飛說，人類經濟經歷了漫長、連續、非線性的發展，但至今還沒有一個經濟理論能夠通過統一的分析框架來分析人類產生以來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

倪鵬飛從中國歷史和當代經濟發展的事實出發，比較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現代經濟發展情況，反思并突破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前提假定、分析范式等的局限。他表示，通過探討經濟發展的本質和新的經濟關系，能夠從更底層面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一些超越。在術語使用上，盡力用中國式表述，從而實現思想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創新結合。他潛心撰寫的《統一發展經濟學初論——人類經濟發展的力量分析》已于2024年8月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走過了75年的輝煌歷程，中國從一個吃飯問題都沒有解決的落后農業大國，實現了工業化并即將邁進世界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中國這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的大國，是怎樣做到的？其密碼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武力在長期的新中國經濟史研究中不斷思考的，也是他作為長城學者所承擔的課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要剖析和回答的問題。

不久前，武力與著名經濟史學者賀耀敏率領中國經濟史研究團隊編寫的《新中國經濟簡史（1949—2024）》，成功入選中宣部2024年度主題出版物重點圖書。“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張卓元先生評價這部著作，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采取歷史主義態度，將經濟發展和體制變遷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分析評價，分清哪些是發展的問題，只能通過發展來解決；哪些是體制的問題，可以通過改革來解決；哪些是政策的問題，要通過調整政策來解決，著實令人欣慰。

記者了解到，《中國經濟這十年（2012—2022）》和《中國經濟改革簡史（1978—2023）》也是武力傾注了很大心血的代表作。武力說，“再次與賀耀敏教授共同主持編寫這部《新中國經濟簡史（1949—2024）》，以及與編寫組專家們相互切磋，使我的學術視野、理論水平和文字能力都有了較大提高。積累的這些經驗使我對未來兩年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這個課題充滿信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2022年出版的《中國開放型經濟學》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裴長洪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初步探索。

一年來，裴長洪體會最深的是，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以此指導講述中國經濟歷史及其思想文明的源流和發展，來書寫中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為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學科、學理支撐。

裴長洪告訴記者，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然是中國人站在中國的立場并運用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書寫的學問。我們需要的理論創新是守正創新，守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理論正道，這是黨性和人民性的要求，而不應該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我們需要識別和挖掘傳統文化中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的文明基因，從而實現更好的創新。

在裴長洪看來，如果我們的研究能夠科學回答和總結中國經驗、揭示中國規律，那就將形成一個完全區別于西方正統的主流國際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而不是西方國際經濟學理論的補充和修改；它是一個完全立足于中國自身實踐基礎上的演繹“中國故事”的理論認識和邏輯，而不是西方國際經濟學理論的中國經驗的驗證和回答。

有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國學者如何將其傳播出去，在國際社會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高海紅不斷努力的方向。自1989年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30多年來，高海紅始終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的理念，深耕國際金融問題研究，尤其專注國際貨幣體系問題、人民幣國際化和區域金融合作問題，產出了大量優秀研究成果。特別是她對人民幣國際化給出了定義性解釋，其撰寫的《人民幣國際化》被收錄為第三版《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英文）專題論文，該書是百年來經濟學家的首選參考。

作為長城學者，高海紅表示自己十分注重關注學術前沿，挖掘議題深度，將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一年來，她發表的成果側重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具有難度的議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改革、區域金融合作的制度性建設等。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2024年，高海紅擔任G20輪值主席國下屬的二十國智庫（T20）工作組首席聯席主席，在對外交流中，她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在智庫合作平臺發揮積極作用。高海紅表示，將繼續發揮國際交流優勢，在國際論壇中發聲，與國內外同行學者進行深度、可持續性的學術合作，擴大中國學者在國際相關領域的影響力。此外，2024年，高海紅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這正是國家對其過去多年工作成績的肯定。

有深厚的家國情懷，有正確的國家立場，才能真正做出大學問，提煉真思想，形成自主的知識體系。以自己的才識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當之無愧的責任。

筇杖生涯 行走于田野之中

從事學術研究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理工科以實驗為主，文科則以文獻資料的探究為重。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田野調查逐漸成為研究人文現象的一種重要方法。

“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相比較，當今的中國鄉村都是變化速度最快，且差異性最大的時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曉毅長期關注中國鄉村發展中的現實問題，通過大量的實地調研，及時把握鄉村的社會變化，觀察政策影響，總結鄉村發展的經驗。

王曉毅說，如果沒有親身的感受，很難真實和全面地把握鄉村的變化。我們一方面要能夠深入調查，了解鄉村的深層變化；同時也需要有全局眼光，看到不同地區的不同特色。既不能只看表面現象，也不能以一地的經驗去看全國。

王曉毅在2024年加大了鄉村實地調研的力度，以期更好地把握當今鄉村社會變動的脈搏。他帶著學生利用寒假回鄉，進行鄉村治理調研；組織欠發達地區常態化幫扶調研，發現幫扶中要解決的長期制約因素，以治理現代化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而推動縣域的社會經濟現代化；在酒泉市進行城鄉基層治理調研，深入了解西部地區如何推進基層治理……

“‘長城學者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們的責任感。”王曉毅欣慰地說，“我通過基層實地調研，撰寫和發表了一些學術論文和專著，也發揮了提供政策建議的作用，一年過得很快，也很充實。”

同樣感受到充實而有意義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2024年，王廣州深入云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北、重慶下轄的15個地級市及以下的市縣、村鎮，實地調研基礎大數據收集面臨的突出問題，比如敏感數據會不會如實申報，不同調查對象自填文件內容面臨哪些問題，不斷提升研究設計的科學性、可靠性。同時，他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調研人口負增長影響的深度、廣度和階段性突出性問題，其中包括耕地利用、住宅和農村空心化及人口流失帶來的新問題等。

人口發展事關國家興衰和民族發展，而人口問題的長期性、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特征決定了人口科學研究的性質及意義。在王廣州看來，以往的人口科學理論和方法主要是研究人口增長所面臨的突出矛盾與主要問題，而對前所未有的人口持續、加速與不可預見的減少帶來的突出問題，是沒有科學理論或實踐經驗可以借鑒的。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實時把握人口變動的新趨勢、新特點和新問題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基礎研究需求。他希望能夠推進兩方面問題的解決，一是收集、完善中國人口科學基礎數據；二是充分發揮AI和人口大數據優勢，探索研究方法或分析技術創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呼喚著新的學科、新的知識和新的理論觀點，海外民族志和區域國別學等學科，就是在這一發展大勢中得到了發展和加強。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走出國門，奔向海外做國際田野調查，在廣袤世界中搜集資料，加深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認識，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曾少聰就是其中一員。他向記者講述了在“長城學者計劃”支持下赴泰國、柬埔寨的調研感悟。

“在泰國和柬埔寨調研，我盡可能多地接觸不同的華人群體，與不同階層的華人進行座談，獲得比較全面和立體的華人社會發展圖像。”曾少聰走訪了當地的華人社團、會館、華校、華文報社、華人宗祠、華人經營的企業，也到農村訪問村民，既探究當地華人移民的歷史，也考察他們的生活現狀，搜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曾少聰談到，在海外華人社區做田野調查，搜集海外華人的文獻資料，包括族譜、賬簿、僑批、華文報刊甚至碑文等，這些資料是國內不易找到的。“親歷海外華人社區的田野調查，加深了我對海外華人社會文化的認識，這些資料和經驗為我更好地完成‘海外華人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項目研究奠定了較為扎實的基礎。”他說。

畫船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卮。采訪中，學者們普遍認為，做學問亦是如此，只有深入實際，探尋社會真相，才能如慢慢撥開荷花后發現的新天地，寫出的文章才能浸染著“花香”。

郁郁乎文 加強基礎與交叉研究

勤奮敬業，銳意進取。長城學者們積極參與學科建設，推動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有機結合，助力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創新發展。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大課題之一。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視角，利用考古新發現和新成果，來對遼朝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國家形成中的重大貢獻進行專題研究，是一次有意義的創新嘗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董新林表示，21世紀以來，遼上京遺址和遼祖陵遺址等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新成果，極大地豐富了遼朝“史料”，為我們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材料。

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視角考察，唐朝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北方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是中華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董新林看來，根據歷史文獻和考古新成果，遼朝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身份認同、中華民族國家制度認同、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有力地證明了契丹人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深入對遼朝歷史和考古發現的研究，將有力駁斥外國學者的“征服王朝論”，達到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增進“文化自信”之目的。

一場政治運動、一項政治制度、一種社會現象……一切人類創造物的背后，其實都蘊含著思想因素。在有關中國近代史開端問題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崔志海認為，馬克思關于“閉關自守”問題的論述并非僅僅針對中國，而是兩種不同社會形態的歷時性比較。由于中國近代史的特殊性，近代中國歷史研究需要一種多元視角，需要多學科的交叉研究，需要各種不同學科和不同觀點之間的相互碰撞，在歷史與現實的理性對話基礎上，實現歷史與理論之間的相互檢驗。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前沿研究越來越需要突破單一學科的限制，交叉學科能夠提供更多元的理論基礎和視角，從而產生創造性的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丹輝的“能源轉型下關鍵礦產全球供求格局演變與中國關鍵礦產產業鏈安全研究”就是以應用經濟學為主導的多學科交叉性研究。該研究致力于發掘關鍵優勢礦產在大國博弈中的戰略價值，為推動清潔能源轉型下關鍵礦產產業鏈延伸、維護國家戰略資源安全提供支撐。

為推進項目起好步布好局，2024年3月，該研究組邀請來自中國地質調查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清華大學、中南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等科研機構和高校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項目研究重點、技術路線、創新突破方向以及重要成果選題展開深入研討。項目開展一年來，各項科研工作有序推進，取得了一批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關鍵礦產是大國競爭的焦點領域，關系到國家資源安全、能源安全、產業安全。十余年聚焦關鍵礦產領域研究，楊丹輝深感縱使“大力細心”皆備，亦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她表示，入選“長城學者計劃”于她的學術生涯而言，是全新起點和更高使命，唯有篤行不怠，扎扎實實做有思想的學問，將學術理想投映到祖國的大地，才能為促進學科融合創新，保障國家戰略資源安全作出不負時代的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河同樣是長城學者中關注交叉學科的代表。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當代技術哲學的重大問題上。隨著數字技術對我國文化建設產生重大影響，李河提出，從哲學觀角度看，當代數字技術致力于將心與物、想象與現實統攝為統一的“萬物皆數”的世界，這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當代人類的存在論轉變。

“數字化不僅推動越來越多領域的文化新業態的出現，更塑造著一種全新的文化生態。”李河表示，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數字化也在提問方式、研究模式和傳播影響等方面產生著深刻影響。我國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哲學工作者應摒棄僅從工具角度看待數字技術的陳舊習見，不僅要把數字化當作追隨性的研究對象，更要主動投入這樣的研究實踐。

一個好的選題，不僅要吸引學界的關注，更要對學術發展產生啟迪。從微觀視角入手，往往會得出更精致的結論與感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范子燁的“中國古代喉音藝術及相關文學書寫研究”就是在文學與音樂的交叉研究基礎上，闡述了音樂與文學之間的相互交融、相互滲透，這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具體而微的藝術表現。他說，一切音樂史，都是精神史；一切精神史，都是思想史。回歸并闡釋古代喉音藝術與名士、社會的關系的命題，有助于理解開放包容、孕大含深的中華文化精神。

在“長城學者計劃”寬松友好的科研環境中、長期穩定的支持中，研究人員能夠心無旁騖、沉下心來做學問，以高質量的學術成果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積蓄勢能、貢獻智慧。

鉤沉稽古 在專業領域持續深耕

“諸子蜂起，百家爭鳴。”長城學者們雖然專業不同，卻有著共同的追求。他們埋首古籍、奔走田野，傳承學脈、銳意創新，提出的新學問、新觀點、新論斷層出不窮，努力在古今之變中、在獨到深入的研究中各成一家之言，不斷在學術版圖上鑄起新的知識豐碑。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黨圣元長期從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中國形態化、當代形態化研究，以及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研究。在認真、反復思考之后，他以“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編年史”為研究課題申報了“長城學者計劃”，并成功入選。

黨圣元向記者介紹，他的研究從歷史的縱深度和現實的廣闊度兩個維度展開，深入考察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從百余年前傳入中國起，在中國豐富、復雜的社會語境中，在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引領下，如何在與中國的現實、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融匯的過程之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中國形態化、當代形態化的。以歷史的發展軌跡和成功經驗來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關于“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論斷的開拓性和創新性。“經過一年來的研讀思考，我已經對這一研究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方案和編撰體例，并數次征求過學界同行們的意見與建議，目前正在按照已經確定好的方案和體例進行編撰工作，并且圍繞這一課題已經寫了幾篇階段性研究論文，有的已被采用準備刊發，有的還在繼續修改定稿過程中。”他欣喜地告訴記者。

回想一年前的“長城學者計劃”啟動會議，黨圣元仍印象深刻。他說，從那天起，自己就深感如期圓滿地完成這一工作任務絕非易事，需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并貫徹落實到自己的科研實踐之中，需要高度凝神聚氣、苦讀深思、辛勤筆耕。他表示，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將更加努力工作，力爭取得突出的優質的研究成果。

三十余年磨一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鄭大華出版了國內外第一部個人著多卷多冊《中國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共3卷6冊、315萬多字，第一卷、第二卷為鄭大華個人獨著，第三卷由鄭大華提出寫作大綱和子目后，與魯東大學教授俞祖華分頭撰寫，最后由鄭大華統稿、定稿。出版后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稱為“近年來近代思想通史著作的優秀代表”。他于2024年6月又出版了積20年心血撰寫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通論（1840—1949）》一書，該書不僅入選了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還入選了中國社會科學院2024年重大成果。“如果說要談自己的學術心得，那就是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久久為功做研究。”鄭大華告訴記者。

鄭大華的“長城學者計劃”項目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這正好與他長期關注的課題結合起來，而非另起爐灶，彰顯了他一貫的做學問要“持之以恒”“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原則。鄭大華說，我這40多年來做學問的體會，就是選擇好研究的方向和課題后，要持之以恒，坐得住“冷板凳”，千萬不能見異思遷，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做人做事都貴在堅持。

關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世界各國均制定有版權法、專利法、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明德從2023年開始撰寫《知識產權法典專家建議稿及其說明》。他認為，自己的研究是一項基于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發展新動向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事實上，這個研究離不開李明德長期以來對知識產權相關法律的深刻洞察與關注。他表示，在長年堅持知識產權學術研究的基礎上，能夠入選首批“長城學者計劃”，對于自己而言更多的是一種激勵。在未來的兩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將在學術研究方面加倍努力，出成果出精品，圓滿完成預定任務。

“長城學者計劃”對于培養勇于實踐、敢于探索、富有創新精神的后繼人才同樣具有重要現實作用。結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科研與教育一體化具體工作成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教授趙一紅認為，以“長城學者計劃”立意為目標，能夠有效促進科學研究與教育教學一體化，探索科教育人發展新模式。

在她看來，運用科研機構與教育機構以及教育資源共享等多種形式和手段，可以促進科研、教育、人才培養之間的深度交流與轉換。以“長城學者計劃”為契機，趙一紅實施學生田野課堂訓練，將田野調查與課程思政育人機制結合起來，突出實踐育人，開拓課程思政“第二課堂”，把價值觀、人民觀、社會責任等融入其中，助推科研、教育、學生培養一體化發展。

她告訴記者，“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平臺、為中國社科院培養更加出色的人才，這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責任，也是我院‘長城學者計劃’賦予每一位學者的使命”。趙一紅表示，將以長城學者榮譽為責任和使命，在建立產、學、研政校合作一體化育人平臺、助推科教融合向縱深發展方面作出貢獻。

榮譽加身心愈堅，重任在肩始向前。在學術新征程中，各位長城學者不斷向學術高峰邁進。他們信念堅定，方向清晰，為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述學立論，為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原題為《深化理論研究 引領學術創新——中國社會科學院“長城學者計劃”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