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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世界上的最后一道“柏林墻”|鏡相

作者 | 丁海笑
編輯 | 吳筱慧
(澎湃新聞·鏡相欄目首發獨家非虛構作品,如需轉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系。)

星芒城與隔離墻
塞浦路斯,一個地中海中央的島國。它的宣傳海報(政府為推介觀光旅游、展示國家形象推出的海報照片)是一個面朝大海的木凳子,某種程度上,它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全部:你坐在凳子上喝咖啡,看大海,頤享天年,歲月靜好。養老,就足以支撐人們在這座島上生活的理由。這讓我想起從安曼飛到這里的初衷——我要寫地中海,就要躺在地中海的島上寫稿,四周安靜得只有樹葉窸窣的聲音。到塞浦路斯,我只寫稿,哪也不去。
從拉納卡機場(塞島東部)到首都尼科西亞(塞島中部),路邊都是柴垛和四四方方的小房子,所有植物都像被陽光過度照射過,實在太熱了,我習慣性戴上太陽鏡,窗外的速度即刻變慢了,但還是很熱,所有乘客都在流汗。
天氣讓每個人都變得冷酷,缺乏耐心,街上沒什么人,公交四十分鐘一趟,我想天氣熱得他們都懶得繁殖了。
公交車站的車編號非常多,好像能通往全國各地,但每個時間點只有一輛開過來,他們擁有現代城市的公交,卻沒有現代城市便捷的理念,這是一個只能靠步行游覽的首都。公交車站的柱子上貼著菲律賓移民工人聯盟的尋人啟事,照片上是一位穿著寬松睡衣、長發飄飄的女性。島上還有眾多俄羅斯裔移民,他們帶來了各式各樣的酒,酒可以治愈一切,而醫院在這里則像一處裸露的草場。
島上熱得連細小的植物都長得巨大,蜥蜴也很大,仙人掌比樹還要高,而且形態各異。當地人實在是太喜歡棕樹了,它們被種在自家院落、街心轉盤,甚至陽臺上。地中海住民對棕樹的喜愛自古有之,棕葉甚至出現在雅典帕特農神廟的大理石雕塑上,被稱為“刀片鳳凰葉”(blade phoenix leaves)。
后來我在羅馬的古董店里發現了一些公元1至2世紀的古羅馬錢幣,這些銀幣來自地中海旁邊的巴勒斯坦,他們把棕樹印在錢幣背面,正面印著一個馬頭,而不是羅馬統治者的頭像,據說是因為不喜歡羅馬的統治。棕樹在羅馬時期是勝利的象征,早期基督徒用棕櫚樹枝象征忠實信徒的勝利,用棕樹節(Palm Sunday)來紀念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棕樹在《圣經》中被提及超過30次,在《古蘭經》中被提及至少22次,在猶太教中棕樹代表著和平與富足,是住棚節節慶儀式中的四大植物之一。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島嶼,地中海文明的誕生地之一,據稱有一萬年的歷史,曾被不同的領主統治過。1571年,土耳其人將這個島嶼從威尼斯手中奪走,而后不斷有土耳其裔移民島上,土耳其人的統治持續了三個世紀,塞浦路斯又被納入大英帝國的麾下,直到1960年獨立。
在為紀念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而修建的塞浦路斯博物館內,奧斯曼時期的印跡被清除得一干二凈。門前的愛奧尼克柱象征著這里曾經有過希臘-羅馬化的恢弘文明,主展廳展示了塞浦路斯悠久的制陶傳統,這些器皿明顯受到邁錫尼、腓尼基和雅典之光的普照,卻又具有其獨特性,譬如陶制的人物塑像長著一副中東人的臉,下顎留著大胡子或者山羊胡。
塞浦路斯博物館立面
塞浦路斯博物館展示的古代陶器
塞浦路斯博物館展示的希臘化人物塑像
1963年,時任英國駐塞浦路斯部隊指揮官的彼得·楊(Peter Young)用綠色鉛筆在地圖上畫了一條虛構的停火線,以緩解日益升溫的族群沖突,正是這條綠線日后將塞浦路斯一分為二。
1974年,島上的希臘、土耳其兩裔在經歷一系列武裝沖突后,最終依照綠線設置緩沖隔離區,形成了南北分治的局面,南端屬于塞浦路斯共和國,受到國際承認,北部屬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僅土耳其認可。此外,英國在塞浦路斯還保留有兩座英屬軍事基地。
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是一個太陽形狀的城市,四周都有星芒般的城墻,這里有無數的狗和貓。綠線也將尼科西亞分成兩半,只有動物在這里是自由穿行者。隔離墻一面寫著“統一塞浦路斯!”另一面則有“你的墻不能分離我們”的涂鴉。緩沖區不像朝韓之間的DMZ(Demilitarized Zone,指隔離區)那么荒涼,里面還有城市的遺骸。
我本想來這里放松幾天,享受地中海的炙烤和悶熱,結果散步時不小心穿過萊德拉街的綠線,到了北尼科西亞——隸屬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游客只能從南塞浦路斯入境北塞浦路斯,反過來則不行,歐盟公民除外。跨境很輕松——至少他們努力維持著這樣的感覺,但我卻擔心再也取不回我的行李了。
傍晚的北尼科西亞幾乎就是一座空城,很多奧斯曼時期的建筑,里面卻空無一人,甚至能聽到里面回蕩的鳥鳴聲,讓人感到瘆得慌。我迫不及待想要一瓶啤酒來緩解旅途的焦灼。


北尼科西亞老城街景
“請問,外面能喝酒嗎?”我還保留著在中東穆斯林社會時的謹慎。
“當然,路邊就不錯。”商店老板熱情地說道。
我同街邊老人坐在一起,喝土耳其產的“EFES”啤酒,他們一邊喝啤酒,一邊盤著伊斯蘭的贊珠。一口啤酒下肚,我找回了久違的快樂。
提著茶托的穆斯林婦女在眼前疾速行走;街上總是會有一些身材肥胖的人,騎著與其體型不符的迷你摩托車緩慢經過,他們頭戴《虎口脫險》電影里面那種德軍頭盔,長得也像《虎口脫險》里的人物。每個人都樂意停下手中的活,讓我為他們留影。

北尼科西亞老城街景

北尼科西亞老城的夜景
土耳其人正在逃離這個首都——一座只存在于意義之上、卻幸運地保留下一座奧斯曼時期的城市。
綠線從一棟殘破的筒子樓中央攔腰穿過,一個開貨柜車的小伙邀請我上去拍照:“看吧,你現在已經進入軍事隔離區了,這是隔離墻,那是聯合國軍隊,從外面看不到……”
筒子樓的原住民早已離開了,里面不知道搬進了多少戶貧民,大部分人的家里只有一個床墊,沙發就擱在過道上,公用的廚房直對著臥室。每個人都用驚恐的眼神凝視著我這個闖入的陌生人。

喝土耳其紅茶的北尼科西亞老城居民
“你們是土耳其人?”
“是的。”
一個男人赤膊睡在露臺上,露臺上有一張床榻,幾把塑料椅,電視,信號接收器——朝著南塞浦路斯方向,藍色的護欄被有刺鐵絲網纏繞,上面掛著晾干的拖把,護欄下面便是軍事掩體和裝甲車。這里的人們早已對在隔離墻上的生活習以為常。
北尼科西亞老城內的人就像是活在歷史中的化石,夕陽下街角的清真寺、肉鋪、水果店、五金店、面包坊、土耳其餐廳聚集了帝國的最后一抹殘余。而不遠處的賭場、奢侈品店、便宜的零售店、廉價的酒吧吸引著南方青年,每天越過邊境,過候鳥般的生活。夜晚,綠線附近一些空蕩蕩的街道變成了小型音樂現場,餐酒、晚宴與反坦克溝渠一點也不違和。

北尼科西亞老城的屋頂
綠線對面的北尼科西亞新城,路邊是美式快餐店、輕浮的音樂酒吧和紅酒餐廳,開車的年輕人甚至不知道“綠線”在哪,他們從沒有去過那邊,也搞不清楚我是怎么過來的。

午后,花園,羅勒草
我回到南尼科西亞,住進熱得透不過氣的白色獨棟別墅里,白天無論哪個水管里流出來的都是開水,房間里布滿了細小的螞蟻——原來別墅也有別墅的問題啊。找它費了一番周折。“我們這里有民宿?我第一次聽說。”鄰居認為擁有時髦的民宿與游客都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情。
我仿佛住進了一個殖民者的莊園:別墅的門前是一株巨大的棕樹,房間里有我急需的咖啡與浴缸,客廳里擺著老舊的鋼琴和地毯,窗外總能看到鄰居的老人走來走去,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產的彩色電視前坐一整天。
只有當我開始播放巴赫的鋼琴曲,站在浴缸上面沖涼時,才發覺自己根本就不想挪動半步,這里舒適到足以原諒島的炎熱以及隔離區帶來的種種問題。
午后的南尼科西亞,變成一座只有涂鴉的空城,像被喪尸襲擊過的地方,到處是破碎的玻璃窗、殘垣斷壁,街上見不到行人,只有汽車偶爾經過,商店似乎已經不開門很久了,畫廊、酒吧、藝術工作室的門窗緊閉,停車場比住宅多,偶爾能見到幾個生活店鋪,到了晚上就只有加油站才營業了。拍出的任何照片都像是廉價數碼卡片機生產的,一片卡白。


午后的南尼科西亞老城街景
“這些房子里都沒有人嗎?”我逮到一個在路上疾走的程序員,他是希臘裔,現在是午休時間。
“或多或少吧。”
我們買了那么多門票去參觀古建,這里則到處都是被拋棄的古建,上面似乎寫著:“看吧,我就是歷史。”一些新興的建筑工地似乎想要努力修復這座城市,但根本無濟于事,重建永遠趕不上朽壞的速度,一個“歐盟計劃”的標志牌被人畫了叉。
這里永遠缺少人口。沒有人會過來背包旅行,來首都的人們都是為了打工或者安度余生,到處是勤勞的菲律賓人,他們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和當地人通婚。也許是島嶼相通的天性,讓菲律賓女人在此找到了通往歐洲的入口,難怪大街上的男人只要見到年紀輕輕的菲律賓女人,都想跟她調情,那些女人也不避開,似乎對這種侵犯已經司空見慣了。
萊德拉街還能見到些人,只是威尼斯式百葉窗好像永遠關閉著,上面的孔只是單純為了透氣。午后的陽光透過大教堂前的柵欄,在水磨石地板上留下花瓣、圓圈與十字架的陰影,和我小時候住的單元樓的透氣孔形狀一致,我頓時明白了那些符號的涵義。
我快被熱化了,坐在教堂前的椅子上半寐。一群紋身、打著唇釘、穿著破洞牛仔褲的亞文化青年圍聚在教堂前面,聽音樂,刮彩票,和人討價還價。
我很難想象不巧在這個島上度過晚年的感覺。當然,我們有很多瑣細的事項比無事可做地呆著更為痛苦,就像我們人生中的很多階段,都是在購買電器、修理電器、等待電器報廢等諸多其實無意義的事情中度過的,我們還得終其一生辦理不同的證件,出生證明、死亡證明,上學、結婚、出國等也被無數道人為的阻隔所折磨,填申請表、開證明文件、等待證件派發,孜孜不倦,如此往復……
或許,我也該學著像當地人一樣,不用思考那么多,每天越過邊境,去對面喝個啤酒。
見到穆拉特先生的時候,他正坐在家門口的羅勒草叢中。塞浦路斯的所有人都擁有花園,這里是他的花園,雖然僅僅只是一條門前通行的小巷。他是一名保安,正在休假。穆拉特體型臃腫,半禿著頂,下巴頦兒刮得干凈,嘴唇上方留了一撇標準的土耳其式八字胡。我無意間路過他的“花園”,打算為他拍幾張照片。
當聽說我來自中國后,他摘了一大株羅勒草的花莖,讓我將它帶回中國種下,說可以放在沙拉里調味、提神,以及防螞蟻——這一點我非常理解,島上的蟻患我已經領略過了。

為我采摘羅勒草種子的穆拉特先生
“記住要在二月種,先在小盆中培育,再換到大盆。”穆拉特先生讓他的女兒翻譯給我聽,他很執著——不顧我的一再婉拒,我一度以為他是要我幫他走私植物。他給我演示了分離種子的方法,又將種子用一張方格紙包裹住,在紙上寫下:“羅勒草,植物種子。”——他并不是用土耳其語寫的羅勒草,而是用的土族塞浦路斯方言“Feslikan”,有一首塞浦路斯的傳統民歌就叫做《Feslikan》。
作為地中海中的大島,塞浦路斯曾長期與外界隔絕,因而生長出一些獨特的香料、鳥獸和草木。它曾經是地中海中央的國際中繼站、物種的跳板,將最早栽培于印度等地的羅勒傳至地中海沿岸,成為意大利菜的靈魂香料。塞浦路斯的宮廷還曾向西方傳播過唐朝的服飾。現在穆拉特要我不顧攜帶違禁品的風險,將塞浦路斯羅勒再度傳回東方。

地中海帝國的衰落
“穆拉特”在土耳其語里是心想事成的意思,他有三個女兒,其中二女兒叫“塔伊貝”(Taybe),為麥加的舊名——穆斯林介紹名字時總會搬出其宗教含義。我們需要借助多種語言的音調才能確定一些具體的名詞,這也許是最初人類在克服語言障礙時使用的交流方法。
從麥加的話題,穆拉特先生給我描繪了一整個伊斯蘭世界。他讓我坐下來,叫塔伊貝拿來世界地圖——背面是土耳其地圖——“我的父親喜歡看地圖,他沒事總是盯著地圖。”塔伊貝無奈地說道。
“我們(指土耳其)、沙特、敘利亞、約旦……都是伊斯蘭國家,《古蘭經》是我們共同的經典;伊朗、敘利亞、大部分伊拉克人是‘什葉派’,‘什葉派’也是穆斯林。也門有一半遜尼派穆斯林,一半什葉派穆斯林,二者勢均力敵,所以現在他們在內戰。”穆拉特對中東局勢了如指掌。
穆拉特的故鄉在土耳其的安塔基亞,歷史上曾是塞琉古帝國的首都,羅馬帝國東部最大的城市之一。安塔基亞與敘利亞相鄰,同北塞浦路斯隔海相望,是塞浦路斯島地圖上,那個像手指形狀一樣的海岬指向的地方。海岬以使徒安德烈(Apostolos Andreas)命名,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寫到它曾被叫做“塞浦路斯之匙”。
穆拉特在他十八歲那年,從家鄉坐飛機來到了尼科西亞,當時他是一名木匠。那是1991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才剛確立幾年的光景,之前它被叫做“北塞浦路斯土耳其聯邦”。現在的穆拉特已經擁有了北塞浦路斯的身份證,但他同時還持有土耳其護照。
穆拉特三個女兒的長相完全不一樣。塔伊貝二十歲的姐姐斐凱耶長得像中亞人,常被大家開玩笑說是蒙古血統;最小的妹妹德里亞十三歲,擁有一雙寶石藍眼睛,和南歐人一樣——穆拉特將這歸因于奧斯曼帝國廣闊的疆域,他在他的地圖上用筆一劃,整個阿拉伯世界、半座歐洲都成了奧斯曼的版圖。

穆拉特先生和他的女兒
“我們過去也和中國一樣,幅員遼闊……”他特別提到了蘇萊曼一世,其統治時期是奧斯曼帝國最鼎盛的時期——“那時候他們都只有一個蘇丹,那就是蘇萊曼。”
塔伊貝在故鄉安塔基亞出生,兩歲時到的塞浦路斯,今年十八歲,是懷勒國際大學(Fina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英語教學專業的一年級新生,姐姐斐凱耶也在同一所大學,學的是幼師,準備今年開始工作。懷勒國際大學是一所由土耳其教育集團在2015年與當地企業合作創辦的全新大學,位于凱里尼亞——塞浦路斯北岸的港口城市,據說比北尼科西亞繁華,與土耳其往來緊密,許多土裔塞浦路斯人都定居在那里。
“為什么北尼科西亞的街上空無一人?”我問道。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讓穆拉特弄懂我的提問,事實上我看到的只是北尼科西亞的老城區,不能代表整個北尼科西亞。
“一些人的離開是因為他們的親戚在戰爭中喪生。你看到旁邊廣場上法茲爾·庫楚克(Faz?l Kü?ük)醫生的雕像了嗎?”
“還沒有。”我說。
“你應該去看看。”法茲爾·庫楚克醫生是一位為塞浦路斯土耳其裔權利抗爭的斗士,也曾是短暫存在過的塞浦路斯共和國的副總統。塔伊貝在一旁幫我們做著翻譯,每當遇到難以解釋的復雜事情,穆拉特就會無奈地說:“你必須了解我們的歷史。”
“附近有很多商店都關門了,它們似乎才關門不久。”
“那些商店的顧客主要是希臘裔塞浦路斯人,因為物價便宜,他們常常跨過邊界來買東西。但我們不能越過邊境去南尼科西亞,土耳其人不行。”穆拉特屬于1974年后移居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公民,因為主權的排他性,不能通過綠線進入南塞浦路斯。
“我看到不少人仍住在隔離區附近的房子里,那些離開的原住民是因為害怕嗎?”
“老城靠近邊境的房子幾乎都空了,那些房子年久失修,人們喜歡新式的房子,就都走了,現在只有窮人住在那里,因為房租便宜。”穆拉特一家租住的房子也非常殘破,建筑的一半已經完全坍塌了,另一半由幾家人合租。
“你們有希臘裔的朋友嗎?”
“沒有,他們恨土耳其人,不會和我們成為朋友。我們要和平,但希臘人不同意。”穆拉特指的是希臘裔普遍反對聯合國所提出的安南方案(Annan Plan ),安南方案也被稱為塞浦路斯統一方案,目標是成立一個瑞士聯邦模式的塞浦路斯聯合共和國,但在2004年的公投中,只有24%的希臘裔塞浦路斯人支持統一方案。
土耳其咖啡被端了上來,我們一邊喝著油脂滿溢的咖啡,一邊佐以清水,話題變得有些沉悶。我也想幫助他理解我們的世界,但穆拉特依然在跟我灌輸他的世界觀。他向我展示了一段視頻,視頻的音樂是一段土耳其傳統樂曲。
“伴奏的樂器是都塔爾嗎?”
“不,是冬不拉。”姐姐斐凱耶答道。
“我以為是都塔爾,我會彈都塔爾。”
我說完,塔伊貝有些驚奇地看著我。我試著用一些蹩腳的突厥語詞匯和穆拉特交流起來,我們的談話不再有因為翻譯而造成的停頓,感覺此刻更加理解彼此。“你的那些突厥語是中亞方言,我都能聽懂。”穆拉特說。
當我們聊到中亞的語言和歷史,穆拉特放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帶有土耳其人個性中的那種咄咄逼人,但又表現得十分包容。“請相信我們不是種族主義者。”
土耳其的種族主義一直飽受西方世界的詬病,而土耳其也同時抨擊歐洲的種族主義有增無減,我對奧斯曼過去如何統治一個世界性的帝國知之甚少,但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土耳其連續數年榮膺收容難民人數最多的國家,足見其社會的包容程度,而復雜的群體構成,也更易產生民族問題。
談話最后,穆拉特又掏出了他的地圖——“當奧斯曼帝國統治世界的時候,耶路撒冷也是它的一部分,耶路撒冷的地契現在仍在土耳其。”
奧斯曼是地中海最后一個橫跨亞歐非的帝國,同時也是一個超越民族甚至國家的共同體,除土耳其人以外,阿拉伯人、庫爾德人、希臘人甚至亞美尼亞人都有資格自稱奧斯曼人。“土耳其人”起初可能是源自歐洲的一個稱呼,在許多語言里它都帶有貶義。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正式地確立了“土耳其”的國名。2022年6月1日,聯合國正式批準土耳其將其外文國名改為Türkiye的請求,取代Turkey、Turkei、Turquie等各類拼寫。
天色向晚,我起身向穆拉特先生告辭,朝老城的城外走去。在凱里尼亞門前的小廣場上塑立著法茲爾·庫楚克醫生的雕像,他死于1984年,北塞浦路斯宣布獨立的第二年,在最后一次公開講話中他談到自己“重獲新生”。這是穆拉特先生要我了解的歷史。
老城仿佛還沉溺在奧斯曼帝國的懷舊傷感之中,小廣場卻無比寧靜,人們悠然地喝茶、抽煙、打牌,也和隔離墻呈現的氣氛不同。出了凱里尼亞門就出了老城,不遠的新城已是另一派景象。
年輕的人們幾乎都住在新城,對他們來說,邊界線就像從來都不存在一樣,即便很多人在這里長大,卻對綠線視而不見,甚至都不知道邊界的門開在那里。

遛狗的南尼科西亞居民

南尼科西亞老城中心街景
老城像是一個被遺棄的地方,南方的希臘裔來這里,只是為了享受低廉的物價、酒吧,他們不會離開綠線走太遠,老城恰好扮演了緩沖區的功用。我到的前幾天,民宿房東說她每周要去北邊購物,手機可能沒信號,無法及時回復我,這種感覺就像是在長城外開設的用于互市的馬市,而廢棄的長城,也常被羊倌們當作臨時的居所。
北方的土裔年輕人更愿意去海濱城市凱里尼亞,那里有無盡的派對,琳瑯的酒店、賭場。曾經誓死力爭的半壁首都終將會成為一個符號、談判籌碼或名義上的存在,我不知道這樣的短暫和平會持續多久,而“世界在沉默中也同樣感到羞恥。”
第二天臨近傍晚時,我又一次跨過綠線, 順道買了些糖果,去向穆拉特告辭。穆拉特不在家,他趁著熱氣初散,去外面散步了。為我開門的是他的小女兒德里亞,看上去還在午睡。塔伊貝解釋道:“今天太熱了,我帶妹妹去上暑期學校,中午在外面走了走,就感覺太累了,回來一直睡到現在。”
地中海沿岸都有午睡的習慣,這項傳統可追溯到古羅馬時期,西班牙的阿多爾鎮甚至立法規定了人們神圣的午睡權——倡導在酷暑的下午2點到5點之間一切商鋪關門,禁止室外的球類運動以避免噪音。
“中午沒人在外面,因為他們都懂道理。”塔伊貝說道。塞浦路斯人在白天睡覺不是因為懶,而是因為天氣熱得要命。中午所有人都午休,街上除了汽車外,看不到什么人,也沒店鋪營業,如同空城一般。
穆拉特留我吃晚餐,晚餐是土耳其散蛋飯(Menemen)——與西紅柿炒雞蛋很像,他用手扯下一小塊薄餅,舀起散蛋飯后直接放入口中。他示意我別用刀叉,用手更方便,我試了幾次,弄了不少番茄汁到衣服上,引得穆拉特哈哈大笑。飯后,穆拉特的鄰居過來寒暄了幾句,她是一位裹著穆斯林頭巾的婦女,用獵奇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
“你的鄰居全是土耳其人?”我問。
“全是土耳其人。”
“我的意思是,沒有島上的土耳其裔?”
“以前住得有,后來都搬去凱里尼亞了,他們不喜歡這里,大部分都走了。”
“所以老城內已經沒有塞浦路斯土耳其裔了嗎?都是1974年以后的土耳其新移民?”
穆拉特對我的困惑感到不解,他開始給我梳理塞浦路斯漫長的近代史,那些都是我已經反復讀到過的。
“希臘裔塞浦路斯人屠殺了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短暫的沉默后,穆拉特繼續說道,“塞浦路斯是奧斯曼帝國租借給英國的,但英國人對這里似乎不感興趣,塞浦路斯實在太小了,他們還有印度,有也門,有非洲……1960年塞浦路斯獨立,脫離了土耳其……”他認為塞浦路斯共和國是從土耳其獨立出去的。穆拉特的歷史表述反映了部分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的觀點,與島上的希臘裔塞浦路斯人各執一詞。
“你們不能去南塞浦路斯,因為你們是土耳其新移民?”
“我在塞浦路斯出生,但我也沒有塞浦路斯護照,不能去南塞浦路斯。”德里亞補充道,她時常想加入大人們的談話,而姐姐又經常為了糾正而打斷她,這回她沒有說錯。南塞浦路斯認為土耳其在1974年“入侵”了塞浦路斯,因此拒絕承認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公民及其子女的公民身份。
“我們在安塔基亞有兩幢房子,是真正的房子,不是像這樣的棚屋。一定要帶你的家人來安塔基亞玩,那里太棒了。”穆拉特看上去對未來很樂觀。
“今年你們回過安塔基亞的家嗎?”
“我們打算明年回。馬上兩個孩子要繳學費了,沒有錢。”
“明年坐船回去嗎?”
“不,坐飛機,不到一個小時就到了。坐船只能坐到土耳其南邊的一個港口,還得再坐十幾個小時的大巴。”
“以后你們打算留在塞浦路斯嗎?”
“回土耳其。”穆拉特很肯定地回答道。
“我很喜歡塞浦路斯,但我必須回土耳其。”塔伊貝說。
臨走的時候,穆拉特指了指門上掛的龜殼——代表好運,這似乎是亞洲大陸共通的古老圖騰。“殺龜取殼?”我以為是當地的一種習俗。穆拉特搖了搖頭,用身體語言表演了烏龜死的過程,他的表情夸張,把我們都逗笑了——“他爬上了山,然后自己死了……”
最后我們合了張影,穆拉特給了我一個土耳其男人間的熱情擁抱,面貼面,胡碴扎臉,感覺自己陷入到他肥胖的身軀中。
“再見!”
“土耳其見!”
老城迅速地入了夜,巷子里到處都是土耳其的紅白色星月旗、總統埃爾多安的肖像、印有星月圖案的短袖,甚至有一幅巨大的紅白色星月旗籠罩在尼科西亞北面的山上,天空蛻變成加冰的調色雞尾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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