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面臨口碑危機的迷霧劇場，總算等來一部救市之作。《漂白》14號下證，17號定檔即開播，6小時后熱度破6000，24小時破8000，開播五天刷新迷霧劇場歷史最高數據，開播六天成為迷霧劇場首部破萬劇集。

《漂白》熱度破紀錄

2002年，雪城發生一起殘忍的殺人碎尸案，“犯罪四人組”鄧立鋼（王千源 飾）、石畢（任重 飾）、宋紅玉（王佳佳 飾）、吉大順（宗俊濤 飾）逃之夭夭，刑警隊長彭兆林（郭京飛 飾）開啟艱難的追兇之路。

“犯罪四人組”

彭兆林（郭京飛 飾）

鄧立鋼等人專挑女性下手，作案手法殘忍且反偵查意識強。2003年時險些被犯罪四人組殺害的甄珍（趙今麥 飾），死里逃生后成為警校學員。她與彭兆林攜手逐漸揭開真相，終于在2011年將“漂白”身份的犯罪四人組繩之以法。

甄珍（趙今麥 飾）

《漂白》何以這么爆？

“大尺度”是一大原因。開局就是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分尸案，受害女性被宋紅玉用錘子殺害，隨后被肢解，尸塊還被用粉碎機搗碎倒入馬桶，導致下水道堵塞。修理工掏出的竟是人肉和斷指。

兩年后，罪犯們綁架勒索兩名受害女性邱楓（方圓圓 飾）和甄珍，對她們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

他們將受害者囚禁在封閉的空間里，用繩索將她們緊緊捆綁，限制其行動自由，不給她們足夠的食物與水，讓她們處于極度的饑餓與口渴狀態。宋紅玉對甄珍拳打腳踢，她反復用鍋鏟砸向甄珍的臉部，還用老虎鉗捏掐甄珍的身體……

鍋鏟、老虎鉗和鐵錘

這些大尺度血腥暴力橋段，迅速在社交媒體與短視頻平臺上瘋狂傳播，成為一個巨大的“噱頭”。

客觀地說，在懸疑劇扎堆、懸疑劇也越來越卷的當下，“大尺度”的確是一種突圍方式。

觀眾天生具有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很容易對常規劇情興味索然，傾向于尋找那些能夠帶來強烈刺激與沖擊的作品。大尺度的情節設置正好滿足這一點。《漂白》通過展現極端殘忍的場景，如馬桶堵塞下水道后維修人員發現人體組織，瞬間抓住觀眾眼球，滿足觀眾內心對獨特刺激體驗的追求。

從劇情呈現角度看，犯罪懸疑劇中的大尺度場景極大地增強故事的真實感與沖擊力。《漂白》對犯罪手段進行細致入微的刻畫，詳細到兇手如何挑選作案工具、如何設計作案流程、如何誘捕女性受害者等，這些細節讓觀眾身臨其境，深刻體會那如影隨形、令人毛骨悚然的懸疑氛圍。

挑選作案工具：絞肉機、刀具以及一次性塑料服

大尺度并不必然會給觀眾帶來“消極”的情緒體驗，相反，適度暴露于負面信息可以幫助個體更好地應對現實生活中的壓力源。在安全可控環境下接觸某些令人不安但又不至于造成實際傷害的情境，如《漂白》的血腥暴力場景，為觀眾提供一個宣泄內心壓抑情緒的出口。這有點類似于我們觀看驚悚或恐怖電影。

從這幾年國產犯罪懸疑劇來看，《漂白》的尺度是數一數二的，觀眾被吸引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上面“格外開恩”，或許以后懸疑劇會開始卷“尺度”。

《漂白》能爆，王佳佳飾演的宋紅玉也闕功至偉。

在國產犯罪懸疑劇的創作歷程中，不難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殺人兇手或者行為殘暴的人物，幾乎被男性所壟斷。這種性別設定，有現實的依據，也有創作的慣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確實會讓觀眾感到審美疲勞。

比如《漂白》中的鄧立鋼，從演技層面而言，王千源展現出極高的專業素養，將鄧立鋼的冷酷、陰鷙刻畫得入木三分，角色極具壓迫感，讓觀眾看得不寒而栗。但鄧立鋼與王千源以往所塑造的反派形象如《解救吾先生》中的張華，并未展現出太大的差異化。

并且，這種反社會人格很容易單薄化。他們的行為動機常被單一設定為對金錢、權力的欲望，或是單純的心理扭曲，缺乏對角色成長背景、內心深層矛盾的挖掘，角色行為缺乏足夠的邏輯支撐，更像是平面化的符號，只能依靠夸張的暴力和瘋狂來吸引眼球。

《漂白》的犯罪四人組，真正有突破的是宋紅玉。

鄧立鋼（王千源 飾）與宋紅玉（王佳佳 飾）

冷酷而殘忍的宋紅玉，打破觀眾對于女性角色的固有印象，提醒著觀眾犯罪和殘忍并非某一性別的專屬，而是人性在特定環境下的扭曲和變異。

宋紅玉也令觀眾不禁追問：她何以墮落至此？

宋紅玉是一個極具復雜性的角色，她從受害者的身份逐漸轉變為施暴者，隱藏著復雜的成因和深層的女性困境。這一墮落過程既可憐，更可恨。

14歲時母親因病去世，家庭因此背負沉重債務，宋紅玉在15歲就開始外出打工還債，什么臟活累活都干過，過早地接觸社會的冷酷。18歲時被煤老板包養后又被無情拋棄的經歷，進一步加深了她內心的創傷。她在酒吧推銷酒水時被鄧立鋼綁架，為了自保最終加入犯罪團伙，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機智誘騙無辜女性，參與綁架和謀殺。

宋紅玉曾經被鄧立鋼綁架

面對同為女性的受害者，宋紅玉甚至比其他男性團伙下手更狠。一方面，宋紅玉從小到大經歷無數次背叛與挫折，這些經歷塑造了她堅韌但又冷酷的性格。加入犯罪組織之后，隨著犯罪次數的增加，她的道德底線不斷被突破，對女性的傷害行為也變得越來越冷酷和隨意。

宋玉紅逐漸變得“無德無情”

另一方面，在宋紅玉所處的犯罪環境中，鄧立鋼處于絕對強勢的地位，她曾經作為受害者的記憶并沒有消失，而轉化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面對同為女性的受害者時，她將自己曾經遭受的痛苦和恐懼施加在她們身上、將曾經的苦難轉化為對她們的惡意，試圖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強大，獲得在犯罪團伙中的生存空間。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變體：認同并模仿壓迫者的行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與安全。宋紅玉內心深處的創傷與脆弱卻被深深地隱藏起來，只有在某些特定時刻才會偶爾閃現，卻又很快被她用更殘忍的行為所掩蓋。

這樣的女性加害者讓我們心生憎恨的同時，也不得不檢討背后的社會與心理成因，反思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扭曲與異化，警示我們關注那些在困境中掙扎的靈魂，避免更多悲劇的發生。

《漂白》成為爆款還有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因素，即它對受害者受虐情節的聚焦與放大，特別是“虐女”，雖然存在價值觀上的偏差，卻又畸形地促成了它的超高熱度。

比如甄珍遭受身體上的摧殘，被鍋鏟扇臉、老虎鉗夾肉、鐵錘砸腿等，這些殘忍的畫面被詳盡地展現在觀眾面前，是對受害者痛苦的放大和渲染，違背了保護受害者的基本原則。

更關鍵的是，當鏡頭過多地對準受害者的痛苦與無助，而非加害者的猙獰、可怖與不可原諒，其實是對加害者的某種淡化處理，觀眾雖然記住受害者的苦難，卻對加害者的惡劣行徑和丑陋嘴臉缺乏足夠的反思和批判。比如宋紅玉竟然被一些觀眾認為很“颯”，演員的魅力輕易就遮掩了角色的恐怖。

而在社交媒體上和短視頻平臺上，劇中的犯罪四人組甚至被娛樂化了。比如他們被冠以“肉聯廠F4”的稱號，將嚴肅的犯罪事件與輕松娛樂的偶像概念相融合，剝離了犯罪行為的惡劣本質與沉重后果，使得大眾以一種戲謔、調侃的態度看待犯罪者；宋紅玉拿著鍋鏟凌虐甄珍的動作也做成各種表情包，在評論區里廣泛出沒。

“犯罪四人組”拍得像畫報，這種宣發方式其實是值得商榷的

很殘酷的一個事實是，價值觀存在偏差的“虐女”橋段，反而是一些觀眾愛看的。除了觀眾本身對于非常規、極端的情節和畫面抱有好奇心以外，背后隱藏著一種扭曲的心理機制。

在部分觀眾那里，目睹女性遭受虐待的情節時，竟能從中獲得一種特殊的“快感”。這種“快感”的來源并非基于人性中對女性應有的同情，亦非源自對正義本能的伸張，而是深深扎根于一種對弱者痛苦的扭曲認知與滿足。他們在潛意識里對權力/性別的不平等有著敏銳感知，當看到女性這一相對弱勢的群體承受痛苦時，內心深處對權力/性別不平等的潛意識認同被悄然喚起。在這種強弱鮮明對比的極端場景中，他們找到一種虛幻的掌控感，通過見證弱者的痛苦來凸顯自身在權力結構中的相對優勢，盡管這種優勢是建立在對他人痛苦的漠視之上。

從這個層面看，《漂白》雖然以它的大尺度成功創下迷霧劇場的各項紀錄，卻不意味著它就是一部多好的劇集。影視作品中到底該如何更合理地處理暴力鏡頭，是需要好好復盤和思考的議題。

值得一提的是，《漂白》改編自真實發生的“哈爾濱連環碎尸案”。一個四人犯罪團伙自1998年至2004年期間，在多地流竄作案，實施針對女性的搶劫、殺人、碎尸等惡性犯罪行為。2011年，該案件被警方成功破獲，犯罪團伙成員相繼落網。2012年，《南方都市報》據此刊發的深度調查報告《漂白》，讓案件廣泛進入公眾視野。

這篇深度調查報道的重心并不是犯罪四人組如何作惡，而是他們如何“漂白”——作惡多端的他們，怎么搖身一變擁有了全新的、干凈的身份？“漂白”的背后暴露了多方面的機制漏洞。比如在戶籍管理層面，部分地區存在審核不嚴的情況，僅憑村委會證明和副所長簽字即可落戶，為不法分子創造了可乘之機；信息管理系統存在缺陷，此前一些地方的戶籍系統檔案遺失、有易被利用的特殊模塊等，導致身份信息被惡意篡改卻難以追溯；基層執法人員的監管缺失，個別警察與犯罪分子勾結，嚴重破壞法律秩序，讓這些身負命案的逃犯能逍遙法外長達十年，凸顯完善戶籍管理及執法監督機制的緊迫性……

犯罪四人組成功“漂白”身份

相形之下，根據同一案件改編的《漂白》，在主題表達上有很大的欠缺。劇集沒有著重反思“漂白”這一關鍵行為背后所暴露出的制度漏洞，更多地將重點放在犯罪四人組的犯罪過程，以刺激的情節和動作場面來吸引觀眾眼球，忽視對案件核心問題的深度剖析。

總之，《漂白》的火爆充分說明了：只要把關的尺度放松一點，創作者便能從那些被塵封的真實事件中挖掘素材，在情節鋪陳與人物刻畫上擁有更廣闊的發揮余地，創作出更具噱頭和更有市場號召力的作品。

只不過，作品的火爆程度與作品本身的好壞，并不呈現出正相關關系。越是火爆的作品，它的效仿者也會越多，如果它已經出現一些不良的苗頭，就尤其值得我們審慎對待、理性探討。既要避免上綱上線，避免好不容易放寬的尺度再度緊縮，也要避免爆款至上，好像只要是爆款，各類不足就可以視而不見、放任自流。我們應在這兩者間找到平衡，既尊重藝術表達的自由，也不放棄對高質量內容和正向社會效應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