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美術館于2023年秋舉辦“意造大觀——宋代書法及影響特展”，展期僅一個月。“意造大觀”出自蘇東坡“我書意造本無法”，這是宋代“尚意”書風的一句宣言。展覽展出了包括宋代書法碑拓和歷代名家墨跡在內的近100件（套）精品，匯集自宋以來一千年中國書法經典。

《意造大觀：宋代書法及影響》書封

不久前，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應金飛主編、陳緯執(zhí)行主編的《意造大觀：宋代書法及影響》。該書以宋代書法為主題，展現(xiàn)宋代“尚意”書風的緣起、特征與發(fā)展，及“尚意”書風對明清書法美學思潮的影響。“尚意”書風是指以“宋四家”即北宋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為代表，突破唐代以來書法“尚法”的樊籬，推進書法向前發(fā)展，呈現(xiàn)崇尚新意、凸顯個性的時代書風。這是一條以抒發(fā)情感為最高藝術境界的創(chuàng)新之路，宋人的“尚意”書風影響了宋以后歷代的書法創(chuàng)作：既尊重傳統(tǒng)規(guī)律，又追求個性和創(chuàng)新，形成中國書法的審美精神，成為中國傳統(tǒng)藝術創(chuàng)作的至高境界。

浙江美術館典藏學術委員會主任、浙江大學中國藝術研究所特聘導師陳緯在該書前言《意造：中國書法浪漫主義創(chuàng)新之路》中說，中國書法發(fā)展有幾個重要歷史節(jié)點，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態(tài)”。唐代“尚法”書風如高峰擋住宋人書法發(fā)展的出路，宋人只能另辟蹊徑，突破唐人技法高度完備的樊籬，闖出一條“尚意”新路。與唐人“尚法”的主流相比，宋人書法更注重意趣的抒發(fā)和個人情感的宣泄，表現(xiàn)出一種任情適性的自由，更接近藝術的本質。

全書分“貞珉萃英”“我書意造”“布瀖流衍”三個章節(jié)，每部分都圍繞此主題，展示了兩宋金石碑拓、宋元書法和明清書法，呈現(xiàn)了來自遼寧省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故宮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天津博物館、瑞安博物館、湖南博物院、溫州博物館、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等數(shù)十家單位館藏宋元明清歷代書法名家作品50余件，其中宋元名作20余件。收入蔡襄《持書帖》、陸游行書《自作詩卷》、趙孟頫行書《洛神賦》卷、徐渭行書歐陽修《晝錦堂記》軸、董其昌草書蘇軾《赤壁懷古》卷等。

宋 蔡襄《持書帖》

宋 宋拓《群玉堂蘇帖》（局部）

歷代金石拓本是構成中國書法藝術寶庫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資源之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地位。兩宋時期，金石學甫一成為專門之學，即蔚為大觀，形成高峰。自此，金石拓本的收藏與研究成為一個洞天別開、妙趣橫生的世界，關乎藝術與學術兩端。

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宋四家”為代表，北宋書法呈現(xiàn)崇尚新意、凸顯個性的時代風格，以深厚的文化修養(yǎng)滋蘊自我表現(xiàn)意識的書風，為后世提供了“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的實踐范本。“宋四家”與杭州都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因緣。如蘇軾于杭州知州任上留下的《大麥嶺題名》，米芾任杭州從事時留下的《方圓庵記》《琴臺》，此外還有朱熹的《曇山題名》，賈似道的《龍泓洞題名》以及司馬光書《家人卦》《樂記》《中庸》等。這些碑刻不但表現(xiàn)宋人書法之美，同時也讓后人一窺字里行間的歷史信息。通過展示兩宋名家、高僧、民間寫經書法作品，挖掘宋代書法的時代內涵與發(fā)展歷程，領略兩宋“尚意”書風的藝術特征，探究宋元書法名家與杭州的翰墨情懷。

宋 蘇軾《豐樂亭記》（局部）

宋 米芾《琴臺》榜書

以“宋四家”為代表提倡的“尚意”書風，突出書法創(chuàng)作的個性與風格，對后世產生深刻影響。至明代，書法創(chuàng)作普遍注重筆法變化和表現(xiàn)力的發(fā)揮，加上受“陽明心學”的啟發(fā)和書法工具材料的革新，特別是晚明至清初書法的進一步開拓創(chuàng)新，大大豐富了藝術表現(xiàn)力，涌現(xiàn)了一大批極具浪漫主義藝術風格的書法大家。

明 文徵明行書《西苑詩》冊（局部）

清 何紹基行書黃庭堅《題摹燕郭尚父圖》軸

徐渭、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八大……如此多的大師集中出現(xiàn)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可以說空前絕后。明之后，清代的“揚州八怪”以及清至民國“碑帖結合”的創(chuàng)作思潮，追根溯源，都得益于追求個性、追求內涵、追求風格的“意造”精神，這條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新之路，一直影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