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鄉土：1945年后法國農村社會的衰落與重生》，[美]薩拉·法默著，葉藏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288頁，79.20元

法國大革命拉開法國政治現代化進程以后，整個十九世紀法國農民一直在進步與保守之間游移。農民參與了革命，并構成了拿破侖反抗歐洲武裝干涉的主力。但1793年發生的延續九個月的“旺代叛亂”，本質上卻是保守的農民與教士聯合反對革命的法國。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后法國小農的社會結構和特性。他做了一個著名的比喻，法國社會的小農，好像一個麻袋里的土豆，利益一致，但彼此之間卻沒有任何聯系，只希望一個最高的行政權力給他們土地和生活以保證。這樣，在1848年革命中剛剛獲得選舉權的法國農民，第一次選舉就用手中握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選票，把頭上帶有拿破侖光環，許諾給農民以土地與秩序保證的路易·波拿巴托舉上臺，扼殺了大革命以來無數進步人士為之浴血奮斗的法蘭西共和國，建立起第二帝國。

出于對法國農村農民與法國政治現代化建設之間關系的關注，三十多年前，我選擇了《19世紀法國農村社會轉型研究》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主題。我的基本結論是，雖然啟蒙思想引導法國十八、十九世紀及以后的歷史進程，但鄉村農民——最保守地區的人群，他們進入現代經濟政治的程度和他們的觀念，最終決定整個法國實現現代化的水平。（詳見拙作，《法國農村社會轉型研究：19世紀—20世紀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緣于這樣的學習背景和因此而生出的學術情結，我翻開了《再造鄉土——1945年后法國農村社會的衰落與重生》。

本書的作者薩拉·法默（Sarah Farmer）是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現代法國史、二十世紀歐洲史和社會文化史。這是一本以現代史學的著述方法和觀察視角，綜合經濟變化、社會變遷、生活觀察、文化記錄和農民心理研究的著作。全書分六章，第一章，農民已死，農民萬歲；第二章，第二家園；第三章，回歸土地；第四章，進步與懷舊；第五章，被破壞的景觀；以及結語。作者使用經濟和人口統計數字，新農村人的回憶記錄，報刊文章的摘錄和媒體形象的表達等各種類型的歷史資料，以清新的文字及頗具歷史穿透力的評論，描述出一幅1945年后法國農村社會變遷的歷史畫卷。鮮活生動，又耐人尋味。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法國還是“所有工業大國中最‘農民’的國家”（第2頁）。 二戰后初期，剛從戰爭廢墟中站起來的法國，急于趕上國際形勢參與國際競爭，實現全面的經濟和社會現代化。在國家推出的莫內現代化計劃中，除了要實現工業現代化以外，還特別強調對拿破侖以來長期存在的小農農業進行結構性改造。國家利用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推動零碎土地的整合，建立適合機械化耕種的現代農場。到了五六十年代，及至七十年代，法國農業不再是小農經濟，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正在摧毀“傳統的農業文明”，傳統農村社會迅速淪陷。從事農業的人口從1946年的740萬，驟減到1975年的200萬。（第3頁）土地上的勞作者不再是“peasant（農民）”，而是“farmer（現代農場主）”，人們在驚呼“農民的終結”！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動農村如此迅速地與過去“斷裂”？本書作者同意包括布羅代爾等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觀點，戰后法國經濟持續發展的“輝煌三十年”，摧毀了傳統的法國農村，并開啟了法國后農業社會。

本書最有學術和現實意義的價值在于，作者并沒有就此停筆，而是把探索的目光投向后農業社會的法國農村。作者明確指出本書的中心議題是，隨著法國社會快速城市化，農村理想以什么樣的形式在法國社會的實踐和想象中存在？為什么巨型都市在全世界涌現的同時，“居住在法國鄉間”卻成為國際社會共有的幻想和實踐？作者通過對后農業社會中法國農村人員的流動與變化、前往空心農村地區的新農村人的目的與生活，在農村中發生的1968年反主流文化運動后的烏托邦實踐，環境保護等現代意識的覺醒，“鄉愁”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意味，“法式鄉村”景觀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價值等方面的論述，回答上述問題。作者指出，在后農業社會時代，法國農村不再僅僅代表過去和傳統，它的歷史作用在于，“彌合由農村定義的過去與由現代科技所主宰的現在之間的裂縫”（11頁）。再造的鄉土，是現代生活的補充，它所參與的是法國后現代社會的構建。

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是，二十世紀五十六十年代，隨著城市的急劇擴張，法國農民丟棄在農村的老房舍，涌進城市，農村被空心化了。但是，僅僅過了一二十年，這些當初避之不及的老房舍卻成為城里人競相購買的香餑餑。快速發展的經濟，不僅膨脹了城市人的口袋，也引發了城市居民對現代城市生活弊病的警覺和日漸增長的懷舊之情。城里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紛紛到農村去購買農村人丟棄的老房舍。他們在保留老房子古樸外表的同時，對房舍內部做一些適合現代生活的改造，以作為自己的休閑之所，第二個家園。六七十年代，逃離城市的塵囂，去鄉村度假，在鄉間建立一個夢想中的家園，竟然在城市居民中蔚然成為一種普遍的渴望。古老的法國鄉村由此獲得一番改造，也因這改造在現代世界中獲得了一種新的價值。如作者所說，鄉村滿足了法國人自然而浪漫的本性，成為現代世界現代生活的一種“解毒劑”。在法國，這種朝向鄉村的選擇經久不息，以至于“生活在法國鄉間”被視為典型的法國生活。很多外國人到美麗的法國鄉村購置老房子，在擁擠的現代生活中尋找心靈的歇息之地，竟然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消費時尚。

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過后，許多來自大城市的青年人涌入鄉間，他們把被城市化碾壓的偏遠農村想象為未來之地。這些經歷了反主流文化運動洗禮的年輕人，自稱是與資本主義、權威規則和家長決裂的真正的“六八人”。他們把鄉村看作是沒有被資本主義完全污染的一片傳統凈土。力圖在鄉村進行后資本主義，乃至后消費主義的實驗，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在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之外，實現自給自足的烏托邦世界。

這股回歸鄉村的浪潮，在法國被稱為“回歸土地（le retour à la terre）”。回歸土地的年輕人在鄉間組織起公社，投身農業，過集體生活，甚至建立青年學生的國際聯盟。年輕人拒絕現代生活的物質主義，忽略經濟價值和交換原則，幾年下來，集體公社全面癱瘓。經濟上不能自給自足，政治上孤立無助，情感上沒有安全感，結果“別樣生活”難以為繼。但是，他們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烏托邦實踐，在法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留下深深的印記。他們賦予原本代表傳統的鄉村一種新的、指向未來的價值和意義。

令人想不到的是，1973年發生的經濟危機也加速了法國農村的再造。1975年以后，一批被稱為“新農村人”的定居者來到農村，他們很多是經濟危機后城市主流社會的邊緣人，失業青年，前企業中層或高層管理者，以及工人和農校學生。他們以綠色生態意識為理想，深刻質疑消費社會，力圖到鄉間以健康的方式實現自給自足的生活。由于鄉村中可供租種的土地有限，有知識有文化的新農人就采用新的生產技能，通過養羊、養蜂、種植果樹，參與旅游經濟等各種方式維持生計。他們的生產活動是與城市連接的，不僅促進了農村經濟多樣化的發展，加強了與城市的經濟與文化交融，也推動了環保主義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傳播。有人類學家評論，新農民“既是現代的、中央集權的法國社會的參與者，又是傳統的地方亞文化的載體”（158頁）。這樣一來，以巴黎為典型的現代文化與以鄉村為代表的古老的、傳統的文化就有了內在聯系。

在本書的最后兩章，作者以六七十年代風行的“農民文化”——農民作家的文字回憶，以及農村出身的攝影記者創作的視覺回憶為基本史料，把筆鋒轉向對農民向現代人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心理轉變和農村景觀變遷的描寫。以此來分析當時的法國農民、乃至整個民族和社會所彌漫的“鄉愁”的意味。這就使得本書闡釋主題更深入一步，本書因此也具有了歷史人類學的味道。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法國鄉土再造正大行其道的時候，法國文化界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逆向現象：法國的書籍出版、電視節目、廣告制作、歷史學和民族志研究等文化領域，幾乎同時出現了一股向往法國的過去，向農村生活致敬的風向。不僅學術界有很多關于法國農村和農民的重要著作問世，而且城市中產階級購書群體的閱讀傾向，也對來自“深層法蘭西”的民間聲音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當時出版的年鑒學派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塔尼的一個山村》，本是學術著作，卻意外成為暢銷書。喬治·杜比著的四卷本《法國農村史》也是在那時出版的。在書店里，農民“正在發出自己的聲音”。洗衣婦、漁夫與鄉村教師自傳體的“生活故事”與當紅名人爭奪光環。（135頁）出版人把來自農村的故事視為“珍貴的文化和社會遺產”。他們把這些故事編成“活生生的經驗”“生動的回憶”“土地的聲音”“法國的深處”“人民的記憶”“重新發現法國”等系列叢書向讀者銷售。在本書中，作者介紹了幾本農民寫的回憶錄，因內容真實，帶有農村的過去與現在，習慣與風俗而成為暢銷書。最具代表的是，1975年一位布列塔尼人出版了一本書——《驕傲之馬》，講述其祖父父親輩的生活，以及六十年代后農村生活巨變。這本書被翻譯成十八種語言出版，并且被搬上屏幕。

在最后一章，作者講述了一位著名攝影記者的故事。他出身農村，孩提時代因為“拒絕成為一名農民”而進入城市。功成名就之后，他回到父母生存的索恩河谷農村，父親已經過世。遲來的對父親的理解，伴隨著無限的鄉愁，促使他用攝影創作來表現被現代化破壞了的農村景觀。他的攝影作品提醒人們，戰后法國的現代化是以城市或農村為背景進行的。他用圖片告訴人們，鄉村的重建使得“家庭幾乎所有東西都是自產自用”的農民生產方式已經瓦解（184頁），他還講述了具體個人——他的父親，在這一過程中“棲息之所被破壞，又不可能回到過去的痛苦”（192頁）。

作者講述這些文化現象意在告訴我們，在歷史急劇變化的關頭，許多法國人飽受“鄉愁”之苦。他們焦慮、彷徨，在尋找失去的根，渴望拾起過去，并延續下去。他們“為神話般回歸的不可能而哀悼，為失去一個邊界和價值都很明顯的迷人世界而哀悼”（152頁）。本質上，是飛速進行的鄉村重建，使得人們心理難以適應，只能以文化的方式為正在逝去的傳統農業社會而掬出告別的挽歌。

那么，在法國戰后“輝煌三十年”快速現代化的滾滾紅塵中，法國鄉村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再造的鄉土是保守，還是前衛，代表的是過去，還是未來？作者在本書的結語中，批駁了隨快速農業革命而發生農民消亡，農村社會瓦解的觀點，她給出了這樣的肯定回答：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上述社會事件和文化表征賦予了法國農村生活新的物質價值和象征意義，農村因此得到更新和重塑，農村社會“沒有因為農民的消亡而消亡”（197頁）。戰后法國農村的再造，不是脫離或對抗城市，而是重新定義其與城市及整個世界的關系。“農村既是衰敗和失落的場所，也是動態變化和適應的場所”。戰后農村的重塑，“不僅喚起人們對傳統法國的回憶，也為未來的法國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和不斷發展的部分”（199頁）。

鄉土曾代表過去和傳統，再造的鄉土表達著今天，也可能預示著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