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歡笑，舊日朋友豈能相忘，友誼地久天長……”

11月15日，紀錄片《上海少女》點映后，影院燈光亮起。伴隨著一聲聲熱熱鬧鬧的滬語“儂快點好伐”，影院后排，一群妝容精致的50歲“少女”提著手捧花起身。在觀眾矚目下，她們走上臺前，站成一排，神情莊重，合唱了一曲影片中多次出現的歌曲《友誼地久天長》。

臺下的人紛紛舉起手機。有的是她們的丈夫、子女，有的是陌生的青年男女。她們臉上泛著紅光，好似重返少女時代。

這群“少女”是1993屆上海行知藝術師范學校少女合唱團的成員，她們曾代表上海市參加第二屆“中國國際合唱節”并斬獲金獎。

四年前，一次同學聚會，啟發了制片人羅彤。作為她們中的一員，她“貪戀”和她們在一起時，高分貝、熱血、松弛的狀態。少女時代鮮活的記憶都回來了。她決定用影像記錄下這群“上海少女”的故事。

《上海少女》羅彤

起初，羅彤設想過呈現中年女性的危機感。但談論到身材焦慮時，闊臉盤、身材豐滿的吳瓊發出銀鈴般的笑聲，她說：“這有什么，我小姑娘的時候，別人也沒怎么關注我，現在不關注又怎么樣？”

49歲的張莉是羅彤的第一個拍攝對象。2020年9月，當羅彤在鬧市區的一處4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見到她時，忍不住哭起來。那會兒，張莉剛離婚，租房生活，兼職做著微商和瑜伽教練。

添置完出租屋里的一切后，她兜里只剩下兩千塊錢。但聊起往事，張莉目光柔和。她盤算著，自己買房買車，有一天能把女兒和母親接到一起住。

歷時三年，羅彤和團隊走訪了少女合唱團的20多名成員。她發現，她們身上依舊能找見30年前的痕跡。像過去穿海軍風連衣裙站在臺上歌唱時一樣，她們抹紅唇、涂彎月眉，神采奕奕，愛爽朗地大笑。

羅彤和每個人聊這些年來的變化，有幾次她聽得入神，眼神里透著一股難以言說的情感。她意識到，每個人都經歷過生活的打磨，但沒有一個人哭哭啼啼，她們選擇笑著回眸，拍一拍身上的灰塵，繼續向前。

“沒有一個人覺得年輕更好。”羅彤欣慰地說。

2024年11月，羅彤、吳瓊等人在安福路聚會 。

重返少女時代

片名《上海少女》，是聚會時，羅彤和吳瓊碰撞出來的。

吳瓊記得，1993年夏天，她們踩著18歲的尾巴，在北京參加完“中國國際合唱節”，《文匯報》頭版頭條報道了她們，標題是《上海少女的驕傲》。

《上海少女》吳瓊

當時，上海樂團指揮曹丁指導的上海少女合唱團是一支非常“出圈”的文藝演出團隊。她們代表上海市參加大大小小的合唱比賽，屢獲佳績。姑娘們分聲部站在臺前，青春的芳香撲面而來。每逢圣誕節、元旦，她們是黃河路、乍浦路高檔飯店爭相邀請的演出嘉賓。

考慮到女孩們的安全，7點演出開始，她們總是首先登臺的嘉賓，唱完就坐大巴回學校。“每人發一包點心，和幾塊錢演出勞務，我們開心死了。”吳瓊說。

1993年9月開學，吳瓊被分配到普陀區華陰小學做音樂老師。出場時，校長用“上海少女的驕傲”來介紹她。

在少女合唱團，吳瓊是第二低聲部的聲部長。60人的合唱團從160名學生中選拔出來，她們是當時上海市音樂特長生里的佼佼者。

1990年，上海行知藝術師范學校面向全國招生，是當時市里唯一向全市各小學輸送美術、音樂師資的藝術師范類專科院校。

吳瓊所在的普陀區，60余名初中生參加面試選拔，考察聲樂、舞蹈、視唱練耳等科目后，最終招錄四名學生。吳瓊是區里的第一名。小學時，她被音樂老師推薦加入普陀區少年宮合唱隊、上海小熒星合唱團。

學校里有140多間琴房。一間琴房只容得下一架立式鋼琴和一個單人琴凳。音樂生一周要打卡練琴18個小時，否則會被扣助學金。早晨7點琴房開門，中午午休，傍晚6點合唱排練結束，校園里回蕩起此起彼伏的鋼琴聲。“學藝術的小姑娘都是不服輸的，除非能讓人心服口服。” 吳瓊說。她性格干脆，大大咧咧。

上學時，她們幾乎沒有娛樂時間。吳瓊回憶，聲樂、樂理、鋼琴等專業課程都是小班授課，五六個學生一組，跟隨不同的專業課老師。

聲樂、鋼琴考核被安排在劇場。老師和同學坐在臺下，學生依次上臺鋼琴獨奏，或有伴奏老師，獨自上臺唱歌，氣氛緊張嚴肅。

羅彤家住學校附近，平時走讀回家練琴。作為班上公認的“調皮大王”，她經常晚自習時，在同學的掩護下，帶著零食、燒烤溜進琴房聊天。父母離異早，她又是獨生子女。從小渴望有兄弟姐妹，便喜歡和同學待在一起。

在她創辦的制作公司見到她時，她穿著一襲紅裙，頂著一頭金色大波浪，和她少女時期一樣張揚、耀眼。她記得，在瘋狂的少女時代，曾曠課去看譚詠麟的演唱會，和歌迷們站在上海體育館對面的華亭賓館樓下，一首接一首唱偶像的歌。結果沒等來譚詠麟，卻把警察引來了。

1993年7月，她們從上海坐綠皮火車到北京參加“中國國際音樂節”。在開幕式上演唱了《采茶舞曲》,閉幕式上舉行了獨家專場演出。

合唱團指揮曹丁的大學同學、歌手崔健去了后臺，姑娘們把崔健拉到人群中間，羅彤帶頭唱起他的代表作《一無所有》。相片里，崔健一臉害羞，姑娘們張牙舞爪地沖鏡頭招手。

1993年夏天，上海少女合唱團和崔健合影。

當年麥當勞還沒有進入上海。帶隊老師請客，在北京，姑娘們一人一個漢堡和一杯香芋奶昔。吳瓊記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喝奶昔，沒想到牛奶能這么好喝。

1993年夏天，上海少女合唱團在北京演出結束后，第一次吃麥當勞。

那年盛夏，她們在北京最后的活動是和其他參賽隊伍一起爬長城，和匈牙利合唱團在長城上對歌。再從大連坐船返回上海， 她們在甲板上唱歌，在船艙里唱歌。兩天三夜，姑娘們擠著睡在船上影視廳的躺椅上，每個人肚臍都貼著暈船藥。

直到現在，見面時，她們逮到機會就唱起來。自然地進入在合唱團時的聲部，在音樂里拾起共鳴。

1993年8月，她們在上海商城舉行為期三天的告別演出。往后，將各自去往被分配的小學報到，當音樂老師。那一晚，吳瓊和同學在云南南路美食街暢聊到深夜。靜謐的夜里，她騎自行車穿過梧桐樹掩映的街巷，母親站在陽臺上望見她高聲嚷嚷。因為回家太晚，母親擔心，甚至還去派出所打聽過當晚的交通事故名單。

吳瓊說，那晚她只顧著開心，沒掉一滴眼淚。她覺得很多人都留在上海，隨時隨地能見面。但畢業后的30年，大型的同學聚會只辦過兩次。

如今，吳瓊和丈夫搬到加拿大兒子工作的城市生活。她英語不好，在粵語報紙上看到當地教會學校開設英語培訓班，便報名從基礎班學起。

節假日，她是唱詩班活動的主力，既幫忙排練合唱，又擔任鋼琴伴奏。吳瓊笑盈盈地說，少女時的訓練早就形成肌肉記憶，拿到譜子就能彈。

林放是羅彤的同桌，也是班長。在《上海少女》中，她和羅彤一塊兒坐輪渡，再轉公交車回到母校四平路421弄的舊址。那里已經變成年久陳舊的居民小區，有老人還記得這群學音樂的姑娘。

她倆挽著手臂，重走上學時的路。林放家住周浦鎮，每周回家一趟，她要先坐55路到外灘上船，再在十六鋪碼頭下船，坐一個多小時公交，天黑透了才能到家。“當時輪渡有棚頂，四周都是護欄，一起坐船的還有活雞活鴨。”林放說。

林放記得，當年她所在的初中沒有藝術類師范學校報考名額，區里剩下一個名額統籌，她才僥幸得到機會。區少年宮的老師說她長得像維吾爾族人，她就現學了一段新疆舞和搖籃曲參加面試。

如今，林放是上海市學生合唱團副團長。她的生活始終圍繞著音樂展開，上課、排練、演出，有時忙得顧不上吃午飯。

《上海少女》林放

2024年11月底，在中國福利會少年宮見到她時，她戴藍色碎花圍巾，用發夾別住長發，頭戴灰色棒球帽。林放估計，現在只有不足半數的同學從事音樂相關的工作。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她是學校的優秀畢業生，被跨區分配到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任教。2006年，有老師推薦她到市學生合唱團兼職，音樂的路才越走越寬。

直到現在，林放有空就會去當年的聲樂老師家里學聲樂。提起合唱團里的孩子，林放覺得，和當年的她們太不一樣了。那會兒，她們只顧音樂一件事，全靠沒心沒肺的熱愛。現在的孩子要學的東西太多，也累得多，并不能放松享受音樂帶來的快樂。

迷惘的青春

畢業后，羅彤只做了幾個月音樂老師。她喜歡帶學生到操場上音樂課，但經常被其他老師投訴。她辭了職，不愿被制度約束，一心想去高速發展的廣州見見世面。

離開上海前，她把打算告訴了林放。林放放心不下，馬上給羅彤家里打電話。在火車發車前幾分鐘，羅彤的父親沖上去攔下了她。

父女倆僵持站在車站，望著列車開走。羅彤說，她從沒見過父親如此嚴肅與難過，背對著她抽泣。

羅彤留在了上海，并未想過再做音樂有關的事。雖然父親是音樂家，她從小在錄音棚長大，看著父親在臺上演出。但她想過另外一種生活。

她做過星探、少兒節目主持人、平面廣告模特，賣過汽車，在法國餐廳做過女招待。2001年辭職創業前，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做市場營銷經理。

羅彤不滿足當下的狀態，對做的事情失去熱情，她就沒辦法堅持下去。但該去做什么，她還沒想清楚。

也是那一年，她在酒吧認識了前夫，一名英國人。對方準備拍紀錄片，前夫和他弟弟做攝影師、導演，邀請羅彤做制片人。她負責為項目找錢、聯系受訪者、翻譯、設計。

由于沒錢沒資源，他們的第一部片子《陽光三疊》便從熟人入手，拍攝對象是羅彤的父親和一群音樂家朋友。靈感來源于羅彤看過的《樂滿夏灣拿》，這部紀錄片講述了古巴一支由古稀之年的音樂家組成的樂隊的故事，在90年代初，帶火了古巴音樂。

羅彤逐漸喜歡上拍紀錄片，和不同的人生經歷建立連接。為了貼補拍紀錄片的開銷，她也接拍一些廣告。有次參加一家房地產公司的廣告比稿，團隊籌備了幾個禮拜，比稿進入最后一輪。她和團隊在門外等待兩三個小時，但地產公司老板爽約了。后來他們得知，被拒絕的原因是老板覺得房地產是“硬氣”的行業，不想找女導演拍。

擔任制片人后，羅彤最知名的片子是2021年上映的紀錄電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幸存者》，由電影《泰坦尼克號》的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監制，卡梅隆曾憑借該部影片打破全球影史票房紀錄，并獲得了奧斯卡獎最佳導演獎。

在羅彤看來，卡梅隆的加入，是片子決定性的一刻。這部關于尋找泰坦尼克號上幸存中國人的紀錄片，歷時六年。前面的幾年，片子前途未卜，資金主要靠拍廣告等商業收入填補。

他們想求證船上中國人的故事。卡梅隆的經紀公司、合作伙伴、律師，幾十個與他有過交集的人都收到過羅彤團隊的信件。最終，一名監制通過與卡梅隆合作過的制片人聯系上卡梅隆本人。尋找六個中國人的故事打動了他，促成了合作。

羅彤的紀錄片之路仍在繼續。《上海少女》中，羅彤回憶起某次她和張莉鬧矛盾，再和好的經歷。她們幾個月沒說話，直到有一次演出，張莉在后臺沖舞臺上的羅彤豎起大拇指。

《上海少女》張莉 

“一兩天不說話可能有，幾個月不說話，怎么可能呢？”張莉聲音輕柔，語速徐緩，她坐在瑜伽館里，環抱膝蓋，一臉不可思議。

張莉結婚，羅彤擔任司儀。上學時，她們被分到同一個聲樂老師和鋼琴老師。那會兒，一名專業課老師帶四五個學生。

張莉的青春被婚姻與家庭纏繞。

年輕時的她，燙港風大波浪卷發，戴貝雷帽、墨鏡、長款耳環去學校上班，常被校長提醒“注意著裝”。她不愿受約束，1994年底，她從小學辭職，轉行去了房地產代理公司上班，認識了丈夫。

她從小只想做一個普通人，沒想過成為行業大腕兒。她認為成為那樣的人，需要付出的東西不是常人能忍受的。

小學時，張莉的父親去世，媽媽獨自拉扯她和姐姐長大。她渴望婚姻，23歲結婚，25歲有了女兒。在女兒上幼兒園前，她是一名全職媽媽。

不被對方看見，AA制的婚姻，讓張莉感到壓抑。孩子的學費、補課費，若不張口問丈夫要，他不會主動給。在家庭里，丈夫認為她的付出都是“應該的”。遇到問題，“他只怪父母或我，他永遠不會錯。”

女兒上中學時，丈夫的單位效益不好，只能開最低工資保障。生活費部分靠同住的公婆接濟。在張莉眼里，丈夫沒有上進心，被父母保護得太好，像個沒長大的孩子。

結婚20多年，張莉婚姻破裂的導火索是娘家的房產拆遷時，她想把更多的拆遷款留給一直照顧母親的姐姐。但丈夫激烈反對，認為損害了他的利益。

為了逃離婚姻，張莉開始儲蓄力量。2018年，她同時打三份工，白天是街道社工，晚上做微商、瑜伽教練。她瞞著丈夫在家附近租了一間小房子，希望有自己的空間靜下來思考，同時做瑜伽私教。

2019年，一次和公公爭吵后，她決心搬出去住，后來再沒回家。一年后的8月，羅彤帶著攝像機走進張莉的出租屋時，她就料想到，那些被掩埋在細密角落里的經歷，會被更多人看到。

生活里，張莉友善，邊界分明，甚至有一點缺乏好奇心。她不愿打探別人的生活，也不愿別人關心她的。

對她來說，羅彤是不一樣的，她們從少女時代看著對方一點點長大。將生活中的幽暗呈現出來，她并不害怕。“這不是我的過錯，只是我的經歷，沒什么丟臉的。”張莉說。

愛的課題

剛開始分居，張莉晚上一個人害怕，她強迫癥似的一一檢查門窗。黑黢黢的夜，她凌晨三四點都睡不著，需要吃助眠藥。精神科醫生診斷，她有輕度抑郁，建議她吃藥和參加心理療愈課程。

但張莉想獨自挨過。她在客廳裝了扇偌大的玻璃，夜深人靜時，她對著玻璃練習瑜伽動作，貪婪地感受獨處的寧靜和自在。

她辭去街道社工的活兒，每天上兩三節瑜伽課。盡管有老花眼，為了達成微商業績，她每天盯著手機十幾個小時。

張莉不喜歡訴苦。她覺得跟別人說一遍，像自己再苦過一遍，只有讓自己忙起來，才不胡思亂想。

她決定和丈夫離婚，搬出來前，和當時16歲的女兒談過一次。女兒像大人一樣安慰她，既然爸爸對媽媽不好，那就不要在一起。媽媽有權利過自己的生活。女兒覺得自己很快就能獨立，不希望父母為爭奪撫養權吵來吵去。

張莉和女兒關系很好。在家時，她搬去女兒房間睡覺。女兒學習到凌晨，她總是陪在旁邊看書，給女兒準備夜宵。女兒跟丈夫一家生活，她獨自帶女兒壓力太大，丈夫家里經濟條件更好，公婆和丈夫也都疼愛女兒。對于暫時的分離，張莉感到虧欠。女兒是她最惦念的人。

她們母女保持曾經的習慣，每晚女兒寫完作業，會給她打視頻電話。而張莉也習慣了，深夜里溫熱的親情。

女兒對張莉來說意義深重。《上海少女》里兩次盛大的聚會，時隔20年。2003年夏天，聚會前夕，羅彤也去了張莉的家。那時女兒不滿一歲，張莉對著鏡頭笑容可掬，她說，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了女兒。

羅彤有一個兒子。兒子剛上小學時，她是出名的刺頭家長。在紀錄片里，她用不少鏡頭呈現，兒子學校要求訂閱的《少年報》，她忘記簽字，兒子被老師罰站，老師叫她去學校補簽的經歷。

在教育這件事上，羅彤很愿意為兒子“出頭”，遇到不公正，她隨時準備“fight！”

她回想起兒子小學之初，在公立學校不受老師待見，總是考倒數第一。原因可能出在孩子沒上過學前班，在國際幼兒園老師不教識字上面。

她記得，剛上小學，兒子每天作業寫到十一點多，還要參加晚托班、補課。上小學前兒子接觸過騎馬、擊劍、鋼琴，都提不起興趣，一到周末，只想補覺。

在“卷”的氛圍里，兒子是一名差生。他逐漸變得沉默寡言，怯怯的，怕犯錯誤。

每次老師要求試卷、作業家長簽字，羅彤都能發現問題。比如試卷要求選出這一段文字中，你最喜歡的詞語。兒子的回答被判為錯誤。羅彤不服氣，“既然是選他最喜歡的，不是選老師最喜歡的，為什么說他選的錯誤？”

羅彤會在簽字后面，密密麻麻寫下反駁的話。但后來，兒子主動勸她，不要再寫了。她猜測，兒子可能在學校里為此吃過苦頭。

她還從其他孩子口中，得知兒子被老師揪過耳朵，但兒子不敢告訴她。羅彤趕去補簽《少年報》訂閱的那天，臨時做了一個決定——讓兒子辦理退學。她堅持認為，一個開朗、自由的靈魂比好成績更加重要。

沒有一個人覺得年輕更好

到了知天命的年紀，羅彤變得更有底氣，很多事情看得更輕。不像過去一般容易著急和不自信。

她記得上學時，父母離婚的緣故，老師對她格外關照。她看起來開朗，但實際上自卑，好像旁人的目光處處透露出——你是特殊人群。

因此，她加倍渴望愛，渴望擁有完美的婚姻。前夫是外國人，她遷就他，工作、生活都用英語。但聚會上，外國朋友更愿和前夫交流，往往忽視了她。

過去，羅彤以為是自己英語不好。現在，她看得開，“我們不熟，他們自然會跟熟悉的人講話。”

2013年，她和前夫分開。矛盾已經持續五六年之久。前夫能夠和遠在英國的父母打三四個小時的電話，卻很少和她交流。家里的燈泡壞了，馬桶要修，都是她自己做。

羅彤感覺不被看見。失落之余，她有一種執著，害怕失敗的婚姻。于是她選擇繼續付出。丈夫生病時，她送他去醫院，提前叫好出租車，但丈夫覺得她應該把車讓給旁邊的孕婦，完全忽視了她對他的照顧。

“好像我是多么沒有道德底線的一個人。”羅彤想起時，委屈早已化成無奈。

結束婚姻，她開始新的約會。交往的男友里，年齡最小的比她小20多歲。她一直相信愛情，只在乎眼下的心動。

張莉告別了前一段婚姻，生活像開在冬日里的蝴蝶蘭，從葉腋中抽出長長的花梗，開出形如蝴蝶飛舞的花朵。初冬，她盤腿坐在新開的瑜伽館里，旁邊的小圓桌上放著熱茶。旁邊放著普拉提核心床、空中瑜伽吊繩、沖浪板等器具，容易讓她沉心靜氣。

今年8月，張莉入伙了瑜伽館。以前，沒有固定場所和學員，她要不停地奔波，一天跨好幾個區。上午在徐匯，下午在長寧。現在，她有時間午睡，約朋友到館里喝茶。

2020年，她正式辦理離婚手續，存了些錢，次年在郊區母親家附近，買了一間兩居室。那時房子沒裝修好，母親只去過一次她的新家。2022年底，母親去世了。

張莉刪除了前夫的聯系方式，女兒是他們之間唯一的連接。女兒在上海讀大學，每到周五晚上，就來新家和她團聚。11月下旬，張莉帶女兒一起去看《上海少女》。這是她第二次去電影院看部片子。過了四年，她感受到當時自己的焦慮、局促和迷茫。

現在的她，身材絲毫沒有走樣，皮膚白皙光澤，有一種淡淡的溫柔。“人只活一輩子，大膽往前走，所有經歷成就將來的你。沒有什么好后悔的。”張莉輕輕地說。

舞臺之于張莉，就像青春時的夢境。她感念羅彤，帶她重新品嘗一番酸酸甜甜的少女時代。

少女吳瓊嘗過的“酸”，是她剛分配到小學時，被大隊輔導員布置的第一項任務——給學生洗執勤的紅袖標。習慣了站在舞臺上演出，她感到很憋屈。

吳瓊鉚足了勁在華陰小學組建起合唱團，每天早晨6點半排練，下午4點放學排練。嗓子啞了，她就靠潤喉噴霧劑堅持。

1994年，華陰小學奪得了上海市小學生藝術團比賽（合唱專場）一等獎。吳瓊說：“別人看不起你，自己要看得起自己。”

在做“陪讀媽媽”之前，吳瓊是市里的骨干教師、高級教師。別人都勸她不要辭職，但她不愿讓兒子受委屈。當時兒子在加拿大讀高一，住在寄宿家庭里。兒子既要照顧寄宿家庭的兩個弟弟，還要幫忙遛狗。

她回國探親，剛好趕上《上海少女》上映。吳瓊感慨，她印象最深的，是林放站在音樂教室，帶領合唱團排練的場景。她想起自己曾經也是優等生，但可惜沒堅持在專業領域發展。

相夫教子是她更看重的事。丈夫安慰她，最牛的地方是，不管錢多錢少，她都覺得自己擁有得夠多。

幾乎每一場點映，都有上海少女合唱團的成員和家人去支持。同樣，影院里也聚滿了年輕人。

羅彤記得，有一條影評寫道：我現在正在經歷的這些事情，看到姐姐們可以這樣坦然地面對自己生活中的起伏，我覺得我有了一點信心，能夠堅持去處理我自己生活中的事情的信心。

每個人都會經歷18歲。羅彤說，我們是不是還有像當年一樣的沖動，有當年的動力再做一些事情，再去成為一個從前想成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