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充滿創造力、活力的世界本身就是啟發的源泉，它促使我們打破對“正確人生”的既有想象，去看到內在的成長動力，去發現那些我們從未敢嘗試的可能。

在當今社會，似乎為每個人都預設了人生的標準答案，從求學、工作到結婚、生子，每一步都被嚴格規劃。這些看似精心規劃的標準答案，實則像一道道沉重的枷鎖，讓我們在追求所謂 “正確人生” 的道路上，不由自主成了順從的“答題者”，害怕偏離所謂的“常規”。

當代社會學家、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曾在一次對談中表示：“在流動的現代，‘自我實現’的觀念已經得到更新。流動的現代境況要求我們靈活變通——對此，我們只能服從。”

身處流動的現代，所謂的標準答案已經不再是丈量自我的唯一標尺。世界本是多元且充滿無限可能的，當我們把世界作為參考答案，會發現答案也充滿無限可能。

《奇葩說》中的人氣學者劉擎攜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嚴飛，共同創作了《世界作為參考答案》這本“解惑之書”。兩位學界精英憑借自身深厚的學術功底與豐富的人生閱歷，在書中展開了八次深入且富有啟發性的對話。從教育的本質到旅行的意義，從鄉愁的情懷到對痛苦的思索，這些對話猶如八把鑰匙，開啟了當代人探尋自我認同的大門。通過這一系列的探討，兩位學者旨在助力那些深陷精神內耗的年輕人，在“盲目內卷”與“消極躺平”之間，開辟出一條全新的人生路徑。

第三十九期「翻翻書·寫寫字」的征集就為大家帶來這部橫跨哲學與社會學，關于現代社會內卷現象反思的作品《世界作為參考答案》。

以下內容摘自《世界作為參考答案》，編輯過程中略有刪減，經出品方授權發布。

（參與贈書活動可直接滑至底部，1月20日當天我們會選出3名讀者，請留意公眾號文章的回復。）

我們不想像罐頭一樣

2023年的8月，我和劉擎老師共同作為哈佛燕京學者，相逢在波士頓的哈佛園。

我們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參與到哈佛燕京學社以及哈佛大學組織的各種學術活動之中，這讓我們倍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渴望著智識上的精煉和提升。

與此同時，我們又都覺得有必要為我們這一年所經歷的，留下一些記錄與反思，于是便萌生了用對話的形式來展現這一旅程的想法。我們每次挑選一個主題，再在哈佛園里找一處安靜的角落，兩個人坐下來，一個從哲學的角度，一個從社會學的角度來交鋒探討。我們一開始先用視頻記錄下這些對談，希望捕捉討論的即時性與生動性；之后，我們再通過文字的方式將這些對話補充、梳理和體系化，最終凝聚成了這一本小書——《世界作為參考答案》。

這本書不僅是我們這一年來思想探索的見證，也是我們試圖突破自身認知局限、與外部世界建立更深層次聯系的嘗試。通過跨學科的對話形式，我們希望展現出哲學與社會學如何在不同的視角下彼此補充，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充滿復雜性和多樣性的世界。每一次對話，既是對我們個人學術道路的回顧，也是對當下世界的反思與回應。

我們最早設定的書名叫作“明日的世界”，這不僅僅是對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致敬，更是因為在我們的“昨日的世界”里，三年疫情所帶來的無奈與傷痛，在今日的世界重新出發，并去展望一個充滿希望的明日的世界。

但“明日的世界”只是一個希冀、一個愿望，是我們尚未到達的一個未來。要達至這個未來，我們光有期盼是不足夠的，還需要行動，需要在當下做出改變。

今天，我們常常陷入一種被動的狀態，似乎被社會預設了人生的標準答案——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特定的期待：你應該按照“人生就該如此般”地去求學、工作、結婚、生子，所有的步驟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任何的偏離都被視為錯誤或失敗。有沒有看過安迪·霍沃爾那組著名畫作《金寶湯罐頭》？我們每個人都是貨架上的罐頭，高度同質，有個保質期——到了35歲，工作的保質期過了，就找不到工作；到了40歲，婚姻的保質期過了，就找不到愛人。

我們像罐頭一樣活著，被規訓成了順從的“答題者”，從不懷疑人生這道“題目”的標準答案。我們被告誡不要質疑社會的標準，不要表達“過分”的意見，不要偏離“常規”的生活方式，仿佛所有人都必須按部就班地活在既定的框架內，毫無例外。

可是，人生并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真正的“答案”其實存在于我們與世界的關系之中。

世界是多元的、復雜的，它充滿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再單一地依賴那些被系統規定的答案，而應將整個世界作為一種開放的“參考答案”。它不僅包含了無數種可能的路徑，更為每一個個體提供了選擇和重新定義人生的機會。一個充滿創造力、活力的世界本身就是啟發的源泉，它促使我們打破對“正確人生”的既有想象，去看到內在的成長動力，去發現那些我們從未敢嘗試的可能。

但是，要讓世界成為真正的“參考答案”，并不僅僅是從觀念上接受它，而是需要我們采取行動去與世界建立聯系。行動是關鍵，它使我們超越固有的自我限制，打開通向一個多元、開放、向上生長的世界的大門。

毫無疑問，世界就在我們身邊，機會和可能性無處不在。然而，為什么我們時常會看不見這個充滿生機的外部世界？甚至有時候，我們明明看見了，也假裝自己沒有看見，對它避之不及？

感知，或者說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能力，正是癥結所在。我們將自己封閉在慣性的認知框架中，在不斷的自我沉迷下，導致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變得越來越僵化和局限。這種思維桎梏讓我們難以看到世界的豐富與多樣，甚至阻礙了我們與外部世界建立起真實的聯系。

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曾說：“我們只看見我們注視的東西，注視是一種選擇行為。”換句話說，感知世界的過程并非被動接受外界信息，而是通過我們內在的結構性認知框架來篩選與解讀。當我們注視某一事物時，我們所“看見”的，往往是符合我們已有理論、經歷或期待的東西。我們的注意力被固有的認知結構所引導——這些結構可能源自我們對于階級、性別、文化背景或自我意識的深刻認知。它們構成了我們理解世界的背景，也成為我們擁抱世界的屏障。

在這種情況下，感知世界的過程變得狹隘且自我中心化。當我們以固有的視角去套用解釋外部世界時，實際是在重新塑造外部事物以符合我們內心的期待，因為這讓我們感到熟悉，感到安全。我們并非客觀地解讀世界，而是在通過自己認知的棱鏡生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意義”，強加一些解釋，從而無形中對世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造成扭曲。

這種扭曲帶來的是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簡化和固化。世界的復雜性被壓縮進了我們的認知模板中，我們失去了對不同聲音、不同生活方式和不同文化的敏感度與包容性。我們看不見的，是那些與我們經驗不符的真實存在；而我們“看見”的，則是被認知框架過濾后的世界投影。如此往復，使突破自己的視角，真正理解外部的多樣性和動態性，成為一種挑戰。

正因如此，穿透固有的視角、重建感知的能力，成為我們重新發現世界并將世界作為參考答案的關鍵。

在這層意義上，“世界作為參考答案”，它不再是一個愿景，而是一種指向，蘊含著行動的力量和召喚，是對我們如何感知、理解和參與世界的挑戰。我們需要邁出第一步，重新審視自身的認知框架，主動開放自己的感知能力。世界的多樣性不僅需要我們去看見，更需要我們有意識地質疑和重構自己的理解方式。只有當我們突破自身的認知限制，把世界作為參考答案，才可以打開通向多元世界的大門，從而真正擁抱那些未被預設的諸種可能性。

昨日的世界更美好嗎？

嚴飛：另外一點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既不應該活在理所當然的慣性思維中，覺得未來一定都是增速前進的，也不應該過度地去粉飾那個昨日的世界。因為我們常常對歷史會有濾鏡，覺得過去都很美好，但是再繁華的年代，也有人被時代列車拋在后面。我最近追了電視劇《繁花》，1990年代寶總的上海和黃河路是那樣的繁花似錦、激動人心，似乎人人都可以像寶總一樣去賺錢，像汪小姐一樣在市場經濟里闖蕩出一番新天地。可是，1990年代的東北那可是“漫長的季節”，重工業凋敝之下，大量的職工下崗找尋不到出路，甚至在上海也有大量的紡織工人下崗。

劉擎：《繁花》熱播，我還沒來得及看，就聽聽大家的議論。有一種說法很流行，就是說“50后”和“60后”那一代人，趕上了1990年代“繁花”盛開的好時代，那時候在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的大潮中，只要努力都會成功，運氣好的還會暴富。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這一代人也在改革開放之前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期，當時并不知道1978年會開啟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對于這一代人來說，不僅有電視劇《繁花》中的那個“昨日的世界”，那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還有“前天的世界”（小說《繁花》中有但未被電視劇納入的時期）。那在“前天的世界”里他們在做什么呢？我突然想“50后”那一代人，比如說陳嘉映老師，他正好比我大10歲。他們在20歲出頭的時候，形成了一個閱讀和交流的小群體，根本沒有指望能上大學。他們當時的精神力量來自哪里呢？我自己在上初中的時候，只知道我的命運是中學畢業之后到某個地方去插隊，最大的心愿是插隊能到一個氣候相對好些的地方，完全沒有想到有一天能通過高考上大學。在1970年代“前天的世界”里，我們根本沒有指望過1990年代“昨日的世界”里那種運氣，但重要的選擇在于如何做才不是虛度年華。我覺得，就是要去做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我在后面可能會展開談談這個想法。     

嚴飛：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是以后見之明去回望歷史，把今天所遭遇到的種種痛苦、焦慮、挫敗、沮喪的心情投射到昨日，覺得在昨日的世界里面也許這一切的沮喪都可以消失殆盡。這是一種選擇性遺忘，只刻意地去記住那些昨日的美好。

劉擎：那么，回到開始提出的問題：這次重讀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對我最大的啟發是什么呢？我想說，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以及人對自由的向往，這些不僅是值得追求的價值，而且是在每個年代里都值得爭取的目標。茨威格相信，無論在什么年代，文化上的探索、人類和平與人道主義都是值得奮斗的目標。“二戰”爆發前夕他在英國，從倫敦搬到偏遠的小地方去，專注于寫作兩卷本的巴爾扎克傳記（《巴爾扎克傳》）。他認為，這就是我本來應該做的事情，哪怕現在英國宣戰了，我還是應該做這件事情。

當下的境況有這么多變數，如此不確定，原有的預期可能會落空。前幾年考上大學的年輕人，有些能進“985”或“211”這類學校，本來指望會有一個好的工作，這是合理的期待。但當這個前景不那么明朗的時候，好像生活突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意義感。但是讓我們想一想，如果本來就沒有這樣一個可期待的前景，你又應該做什么？當然，順境轉為逆境相較于逆境變成順境會有相當不同的體驗。可是，想想“50后”與“60后”那一代人，在歷史條件的約束下，在整個群體沒有多少選擇的境遇中，仍然有不少人沒有虛度年華，他們是怎么做到的？后來我發現，即便處在困境甚至絕境之中，即便在前景不明、方向未定的時候，最能賦予你強健生命力的方式，就是選擇去做那些在所有年代、在所有歷史條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比如鍛煉身體；比如閱讀、寫作和思考，關心公共事務，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比如像匠人一樣耐心磨煉一種技藝，日臻完善；比如去外地旅行，看大千世界；比如認真與人交往，尋求知己，體會深情厚誼……所有這些活動，不只讓自己能夠更好地應對困境與劇變，而且這些活動和體驗本身就是好的，實現了生命的內在價值。這也正是茨威格終其一生所做的事情。

那么，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如何應對前景不明的未來？我相信，就是去做在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正像你最近策劃的那個節目，在回顧2023年、展望2024年的時候，你問了很多人，好多人的回答實際上暗含著這個觀點，即便沒有明確說出。我剛才提到陳嘉映老師那一代，還有北島創辦《今天》的年代，他們何曾想到他們的閱讀和寫作將來會成為一個正經的事業。所以，大家就去做自己喜歡與值得做的事情就好。如果你有某種技藝，比如喜歡做家具，它本身就是好的；如果喜歡閱讀，它本身就是好的；如果喜歡唱歌、跳舞，你有才藝，愿意做短視頻，這本身就是好的。說不定哪一天這些活動會給你帶來實際的回報，但是即便沒有實際的回報，這本身就有價值，不僅讓你快樂，而且會讓你獲得對自己的肯認，賦予生命的意義感和價值感。當然，價值感最好是說我把這個事情做了，同時帶給我一筆收入。錢很重要，但金錢不是一個非常可靠的意義來源。讓你和周圍的小伙伴們一起去做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哪怕一起打游戲，也能夠體驗到自身的活力、智性和熱情，這些就是好的事情。我再概括一下重讀茨威格的感受，就是在任何處境下，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唯一能夠拯救我們意義匱乏的方式就是，做那些在所有境遇中、在所有時代都值得做的事情，你堅持做下去，未必能夠給你實惠的金錢或物質的回報，但它能在精神意義上鼓舞你，成為一個更豐沛的生命。

從“昨日的世界”抵達“明日的世界”

嚴飛：非常喜歡劉老師這個觀點——選擇去做那些在所有歷史條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我想再稍微補充一些現實的案例，就是應該具體怎么做。特別有意思的一點，我們和很多年輕人進行了訪談，問他們這一年的經歷和心態，前面我們提到很多年輕人會覺得2023年好像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但實際上他們也做了很多事情，也都進行了翔實的記錄。

劉擎：我也看到了，你策劃的這個視頻有很多年輕人參加，其實對我有很大的鼓舞。有的人說“我今年就是要減肥20斤”，有的人說“我就是要登山”，還有年輕人高喊“我要去談戀愛，不管有沒有結果，我都要去談”。這是值得欽佩的強健的生命力。還有人說“讓我掙錢吧，我就是要掙錢”，這也很好，下決心想辦法去掙錢，不管這個處境多艱難，要打開思路，想辦法，窮盡自己的智慧，只要認定一件事情，手上有事情做，總是好的。

嚴飛：對，我看到還有大量的留言，說“我今年讀了30本書”“我今年讀了50本書”；“我今年在讀一本書的時候，我的親人正在醫院里接受治療，家庭遭遇到了一些重創”；“我今年開始認真地去自我解剖，開始學習心理學”。我會有一種感覺，今天的年輕一代對自我的關注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喜歡通過學習心理學，來了解自己、治愈自己，同時還會療愈自己和伴侶之間的關系、和原生家庭之間的沖突，而這些都是在昨日的世界里不太會想到要去做的事情。

劉擎：我就覺得，在時代的節奏放慢下來的時候，人生當中很多重要的、以前被急功近利的大浪潮所遮蔽的東西就會浮現出來，讓我們去直面、去思考：如果生命已經到了晚年，也不一定特別想追求什么現實的功名利祿，那時候對你來說，什么事情是最有價值的？慢下來的時候，年輕人更有可能去尋找那些對自己生命更有價值的事情去做。就是說，在一個發展快、機會多的時期，更有利于去追求現實功效的目標；而在慢的時代里，可能應該做更具有內在價值的事情。這也是每個人需要自己平衡和調整的選擇。我不知道我們今天是否過于高談闊論了，是不是能帶給年輕人一些有用的啟發。

嚴飛：劉老師談的這一點，讓我想起德國哲學家斯文婭·弗拉斯珀勒（Svenja Fla?p?hler）的著作《敏感與自我》（Sensibel），這里也向大家推薦一下。這本書里明確提出我們今天的社會是一個高度敏感性的社會，在敏感性社會里面，每個個體無論是心理層面還是道德層面都變得更加敏感，比如對貧富差距的敏感、對性別議題的敏感等。從積極的一面看，這種敏感會推動我們對于底層普通人的關注、對平權運動的關注。

劉擎：就是以前可以接受或漠視的，現在就不能接受了，我們必須要有反應，這是敏感性的一個表現。

嚴飛：今天的年輕人會接收到來自不同維度的信號，變得更加敏感，更容易陷入焦慮。他們面臨的信息爆炸和社會壓力是前所未有的。比如，他們會不斷地將自己的和父母那一代的生活經歷進行對比，思考為什么在生活條件明顯改善的情況下，工作機會卻變得越來越少？他們也會與那些家庭條件更優越的同齡人相比，質疑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羅馬，但另一些人卻擁擠在通往羅馬的路上。這種持續的比較和競爭感，不僅來源于現實生活的直接觀察，還被社交媒體所放大。年輕人每天都在滑動手機屏幕，看到的都是別人精心策劃的生活片段，這種視覺和心理的沖擊使他們對自己的現狀感到不滿和焦慮。未來怎么辦？既然卷不動也躺不平，只能成為45度斜桿青年，在躺平和振作之間反復尋求平衡。

劉擎：剛才嚴老師說到敏感性，整個現代就是敏感。我們以前可能好多事情都可以忽視和漠視，可以說對于個人權利的敏感性，就是因為人都變得“嬌氣”了。文明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讓人能夠嬌貴，變得更為敏感。但敏感性帶來兩個方面：一個是我們對人類的疾苦，包括對他人和自己的疾苦有更加強烈的反應；但另一方面也會帶來脆弱，因為你敏感了，你會脆弱。所以有位日本學者寫了本書提倡“鈍感力”。但鈍感不是麻木，敏感和鈍感是可以共存的。其實我們知道，面對生活的各種困境，既需要敏感，也需要在敏感之后有很強的理性來分析和澄清，你能夠舍棄什么，什么是你最重要的，才能幫助你做出選擇。選擇對自己最重要的價值，這就是忠實于自己最根本的意愿。

人是通過自己的遭遇和敘事來建構自我的，自己的故事發展和改變，就是自我重構的過程。在平穩的時代，每個人的故事相對穩定，自我重構是緩慢的，也是相對順暢的。但在最近幾年，似乎每個人都急促地重新尋找自我，重新構建自我。這種倉促造成某種茫然的困境。應對困境的關鍵，是要澄清自己：什么是我最根本的關切，什么是我最本真的意愿，這不只需要理性的反思，還和自己的感受息息相關。最終去發現，對你來說最有價值的、值得做的，在所有的處境中值得追求和努力的事情。

嚴飛：在劉老師的基礎上，我還想再補充一點。我們不僅要重建自我，而且還要重建連接，人和人之間真實的連接。在數字時代，社交媒體、即時通信軟件已經成為我們人際交往的路徑依賴，可是人和人之間的社會臨場感卻消失了。如果今天我和劉老師不是面對面地坐著聊天，他在網絡一端，我在網絡另一端，我們的交流就不會有火花碰撞的感覺，這就是一種社會臨場感的下降。當每個人都變成了“符號”和“頭像”，我們就無法即時感知到人和人交往過程中具身的社交線索，遑論去捕捉到那些轉瞬即逝的情感流動。

我們當然可以通過網絡的技術和遠端的親人、朋友、陌生人進行聊天，這意味著我們有了突破空間束縛的能力，千里之外觸“屏”可及。但是，這種穿透空間的相聚所形成的“數字群”并不是內聚的。基于“符號”的相聚完全沒有群體性的思想，無法發展出“群體性”的凝聚力，因此也就無法發展成“我們”，具有強烈團結度、凝聚度的“我們”。在技術帶來的“云端”交往蓬勃的同時，反思“數字群”所指向的“在群中”，又喪失于“群中”的危機，就顯得尤為必要。而基于這一反思，回到身體本身，去認識我們周圍的小世界，去重拾我們在社區、鄰里交往中的社會往來和交談，也就顯得尤為緊迫。此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必要去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間真實的連接。而這種連接建立，最關鍵的一環，就在于年輕人走出來，不斷地創造出很多新鮮有趣的活動，重新去制定一些游戲的規則。

劉擎：是，哪怕在這么困難的條件下，還是有人創造火花的。

嚴飛：年輕人有著創造火花的力量，很多年輕人也真的很想從自己固有的圈層里走出來，發現自己的社區，發現身邊的小世界。之前我曾前往深圳，花了一段時間，調查一個城中村改造項目。在當地一個大地產商的改造下，這個城中村演變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一邊是依舊保留有傳統居住風格的城中村，我們可以說是昨日的世界；另一邊是經過現代化裝潢的時髦洋氣的小樓，很多“網紅”在打卡，是一個今日的世界。這兩個涇渭分明的世界，用一條小街隔開來。

在昨日的世界里，有一間略顯陳舊的小賣部。小賣部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紀的阿婆。然后四五米外一條小街之隔的對面，就是富麗堂皇的今日世界，是一棟門禁森嚴、被密碼鎖層層封閉起來的青年公寓。通常，我們會覺得住在公寓里的青年人和這位阿婆不會有什么交集。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在小賣部門口，阿婆擺了兩三把椅子；在青年公寓樓下進門的地方，也有六七把椅子。這些椅子是用來做什么的呢？阿婆告訴我，這些椅子是為大家聊天準備的。住在小賣部對面青年公寓里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在深圳打工的“深漂”。他們之中，很多人在下班以后，把包往公寓里一放，吃完晚飯就下來到樓下，坐在小椅子上。

劉擎：喝茶嗎？

嚴飛：不喝茶，就坐在小椅子上聊天。我去調研的那段時間，正值深圳比較舒服的季節。晚上八九點，很多人可能才吃完晚飯，就坐在椅子上三三兩兩地閑談，晚風吹過來特別愜意。這些以前彼此互不相識的年輕人在深圳“深漂”，因為居住空間布局上的一點改變，就連接成了一個新的小小共同體。同時又因為阿婆的小賣部賣啤酒、飲料，這些年輕人就和阿婆聊天，聽阿婆講她1980年代來到深圳，如何見證了小漁村慢慢地發展起來，變成今日的深圳，城中村又如何被大面積改造，最終她就變成了昨日世界里的一部分的故事。你看，就是很簡單的幾把小椅子，將兩個世界連接在了一起，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劉擎：嚴老師是社會學家，他特別注重在地的經驗性的感受。他講的這個小故事給我一個啟發，那就是生活還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空間可以被打開。剛才談及自我的重構，我也講過很多次，自我是一個關系性的概念。剛才嚴老師說到面對面交談的臨場感或者現場感，確實無法被線上交往所取代。讓我們多想想線下能做什么。可能在你看完這段文字之后，你就走出去跟人家約起來，約飯、約散步或跑步、約一起聊天或放風箏，然后生活中的那些火花就會在人和人之間的交往中產生，在自己的思想中閃爍亮光，可能帶給你新的線索，甚至一個新的通道，打開新的世界。

嚴飛：我們想要抵達明日的世界，那如何去抵達呢？實際上是你在今日世界的每一個選擇，決定了明日世界的路徑。在世界的浮沉中，我們或多或少都在尋找通向自己出口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盡管有著大大小小的困難，但我們應該努力從更廣闊的維度來思考，向世界打開自己，看見多元生發的可能性。當我們認識到我們的認知邊界正在不斷拓寬，我們的內心將變得更加堅韌，即便明日的世界是如此陌生、讓人忐忑，我們也將不再害怕。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寫道：今天，我們心神不寧地懷著破碎了的心情，像個盲人在恐怖的深淵中四處摸索，我依然能從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這種繼承下來的信念，認為這種倒退只是“前進”過程中的一個間歇，以此來安慰自己。

劉擎：好，總結起來說，從“昨日的世界”抵達“明日的世界”，就是要對昨日的世界有一個更透徹和復雜的看法。昨日的世界其實不是一個單一的世界，它是非常豐富的，它有升降起伏，有盛衰，也有高峰和低谷。在那些年代里，始終存在一些讓人覺得珍貴的、有價值的理想和目標。當我們認識了昨日的世界，現下要通向明日的世界，首先是要澄清，然后堅持我們認為最有價值的東西，打開自己和生活的空間，開展有意義的人際往來，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誕生關于生活的新想象，激發生機勃勃的生命力。如此這般，在一個哪怕并不是特別友好的環境條件下，你也可以活出生命的光彩。

此身，此時，此地

嚴飛：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在異鄉漂泊，一邊渴望著精彩人生，一邊付出巨大的代價，身在其間的每一個人，都無法幸免。為了動輒幾百萬的高額房貸，每天起早貪黑、披星戴月，到了周末就累得只想躺在家里吃外賣、刷短視頻。這樣的異鄉生活，是否意味著一種巨大的妥協與犧牲？在強烈的無根感面前，我們應該怎么辦？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到底應該做出何種選擇？用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在《大城市與精神生活》一文中所提出的一個經典問題，就是：“一個現代人在城市生活中如何保持獨立個性并存活？”

我最近發現了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年輕人沉迷上了社區夜校。40元就能在夜校里上一節樂器、刺繡、書法或繪畫課，這些活動也變成了年輕人逃離日常工作單調性的一種方式，尤其是對于那些在公司格子間里拼命對齊顆粒度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精神世界無處尋覓，下班后去健身又太貴，反而是在社區夜校里找到了一方新的天地。通過這些課程，他們不僅可以學習到有趣的新技能，并且還會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這些在他鄉漂泊的年輕人就這樣一下子自然連接了起來。

劉擎：這特別有啟發性。最近在上海也開始流行年輕人上夜校的風尚，這是他們嘗試讓自己和自己喜歡的事物、和周邊世界建立聯系的努力。我覺得人類學家項飆老師講的那個“附近的消逝”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在原來的地理位置上重建“附近”非常困難。但在另一方面，你總是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附近”，也就是說，無論你走到哪里，都可能在你的所到之處去尋找和培養自己與“附近”的關聯，這其實就是安頓自己。當然，這在今天比在傳統社會要難得多，但也總有可能在異地他鄉重新安頓自己。以前蘇東坡寫過一首給朋友的詩，其中有一句就說“此心安處是吾鄉”。怎么才能安心？我覺得僅僅在一個地方找到工作可能是不夠的，你要進入一個社群，有自己的community，上夜校可能就是一個方式。

嚴飛：需要人和人之間那種真實的連接，而不是把自己完全拋置在一個虛擬的世界里。現代人需要建立一個精神上的故鄉。俗話說“三十而立”，立的不是金錢的飽滿，而是個人的精神世界，一個活在世界上感到意義的生活錨點。劉擎：對，就是要應對那種懸浮的、無根的狀態。這需要你在一個地方扎根，這不是說一輩子也不離開某個地方。而是說無論到哪里，都要與周遭的人與物發生深入一些的關聯，否則就只是過客。比如，我們在這里訪學只有十個月的時間，就在此地結交了許多不同的朋友，有美國人，有海外客居的華人，也有和我們一樣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大家一起吃飯、出游和交談，慢慢就找到了社群的感覺。我們不會因為遠離故鄉熟悉的環境就封閉自己，在陌生的環境里更需要打開自己。當然，結交朋友也是有選擇性的，往往是和你有共同愛好的人，也會有吸引你的“他者”。你沒有辦法獨自扎根，總是要建立某種connection，有了這種聯結，才能扎根，讓自己在異鄉的生活也能蓬勃生長。

嚴飛：在形成社區的過程中，經常會有意外的驚喜出現。例如，你可能會發現某人和你來自同一個地方，大家都可以講出地道的家鄉方言。芭芭拉·卡森就曾說，鄉愁背后是語言，是對某種語言的眷戀。語言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載體，它映射出我們對家鄉的懷念，一旦大家說起家鄉話，馬上就能打成一片。上個禮拜我去了趟加州，拜訪我以前的老師和同事時，遇到了一位新朋友。我們坐下來剛剛聊了五分鐘，就發現原來是老鄉。

劉擎：南京人。

嚴飛：對，不僅是南京老鄉，而且我們的父母曾在同一個單位工作，甚至我們的爺爺輩也是。從小我們就生活在同一個單位院子里，上同一所小學和中學。這種連接一旦被發現，我們馬上就開始用南京話聊了起來，分享舊時街道的記憶、過去的老師。比如小學的老師，她叫什么名字，教過什么科目，你還記得嗎？我們還開始分享小學時候的照片。雖然剛剛認識五分鐘，但十五分鐘后我們之間就建立起一種非常親密的關系。正是這種共同的語言背景，帶來了意外的驚喜。

劉擎：我們談了這么多，對于如何面對鄉愁這個問題，會有什么啟發呢？當然這是沒有什么標準答案的，當今這個世界上誰會有標準答案？但我們的對話可能提供某種思路，或者說是某種參考答案吧。

嚴飛：劉老師說得很好。把世界作為我們的參考答案。

劉擎：我想說，人們完全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來扎根，并與所在之地相互發生影響。比如說今天我跟嚴老師一起拍攝視頻的這個地方，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這是哈佛大學的地方，但你會發現我們的背后有漢字的書法條幅。現在也有些師生在爭取，關于中國的研究是不是可以用中文來寫博士論文？因為有些與法語和德語相關的專業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嚴飛：還有西班牙文，這里很多人都在講西班牙文。

劉擎：對，前不久我參加過一個會議，是費正清中心和亞洲協會主辦的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有美國的漢學家、中國研究專家，也有母語是中文的中國學者，在這個會議上，主辦方就提議，讓與會者自己選擇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來發言。另外我也發現，目前在美國各地的中餐館，比30多年前我剛到美國留學的時候，要多很多，也要好得多。你看，世界也在流動中改變。一個四川人到上海工作，想念川菜的時候不用回四川，在上海也可以找到不錯的川菜館，現在中國人在美國也可以找到許多不錯的中餐館。

這讓我想起一位我們共同的朋友，她有一個特別好的表達，就是當我們面對那種無根的漂泊感的時候，可能很容易失落，感到不知身處何處，好像是生活在“nowhere”，但是她說，我們可以將“nowhere”這個詞拆解之后轉變為“now here”，此刻就生活在這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一時找不到自己可以歸屬的地方，可能漂泊在北上廣或者在異國他鄉，但我們可以就從當下的這里開始，在這里重新扎根，就是“且認他鄉作故鄉”。這不是說你一定要在這里永遠生活下去，而是說每在一個地方生活，你都可能在此地建立關聯，與自己的朋友、親人、志同道合者聯結起來，然后重新將自己與內心最深的渴望關聯起來，從而安頓自己。

嚴飛：盡管我們扎根異鄉，在這里尋找著新的連接，不斷地拓展我們的知識深度和生命的廣度。但同時，我還有一個小小的建議——我們可以隨時啟程，來一場說走就走的回家！

劉擎：是的，隨時都可以回去。每個現代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不同程度的異鄉客，哪怕你留在故鄉，也可能會心生一種異鄉感。但應對鄉愁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我們都有可能把nowhere變成now here，最后可能會找到一個地方，或者獲得一種方式，能夠跟自己生命當中最深刻的渴望建立緊密、親切的關聯，獲得自在和從容，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嚴飛：對，其實就是朱光潛先生的六個字“此身、此時、此地”。

劉擎：對，“此身、此時、此地”。

▼ 第三十九期書目：《世界作為參考答案》

《世界作為參考答案》
劉擎 嚴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紀文景 2025年1月出品

★ 學了那么多知識，離真實世界卻越來越遠？ 走過那么多風景，仍找不到那個真正可以安頓自己精神的“故鄉”？在一個不被允許停下的時代，我們如何在確定性和開放性之間找到第三種選擇？

★ 人生沒有標準答案，世界就是參考答案！奇葩說人氣導師劉擎對話清華社會學者嚴飛，幫你在“卷”與“躺”之間找到第三種選擇。一部當代東亞青年必備的反內耗指南，蔡康永、馬東、李誕、梁文道、魯豫、羅翔重磅推薦！

★ 兩位頂尖學者的智識力量，八次人間清醒的療愈對話，一本寫給所有焦慮之人的“答案之書”。“無法確定方向的時候，做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這本書幫助你在內卷時代，更好地安頓自我。不必懷念過去，也不必過分寄予未來。人是通過自己的遭遇和敘事來建構自我的，去發現對你來說最有價值的、值得做的事情，那必定是一種成長，走向一種更健碩和更豐沛的心靈養成。

▼ 書籍簡介

這本書誕生于兩位作者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期間的深度交流。他們以親身經歷為基石，在哈佛園的靜謐角落，展開了一場場跨學科的思想交鋒。這不僅是他們個人思想探索的見證，更是一種突破自我認知局限的勇敢嘗試。他們通過對話，試圖打破學科壁壘，將哲學與社會學的智慧融合，為讀者呈現出一個更為廣闊、深邃的世界圖景。

兩位學者的八次誠摯交心的智趣對話涵蓋了教育、旅行、鄉愁、痛苦等主題，帶來一堂當代人找到自我確認的必修課。在面對內卷的困境時，書中的對話提醒年輕人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盲目跟隨潮流。例如，在討論職業選擇時，引導年輕人思考自己真正熱愛和擅長的領域，而不是僅僅追求社會普遍認可的“成功”職業。在精神迷茫方面，通過對人文教育、旅行意義等主題的探討，幫助年輕人明白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成長同樣重要。就像在關于《瓦爾登湖》的對話中，讓年輕人意識到可以在簡單的生活中找到內心的平靜與力量，不必被物質和外界的喧囂所迷惑。對于職業選擇的困惑，書中鼓勵年輕人拓寬視野，了解不同行業和職業的發展趨勢，同時結合自己的興趣和優勢做出決策。比如，借鑒不同國家的職業教育模式和就業市場特點，為自己的職業規劃提供更多元的思路。在人際關系、情感等方面，書中也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給予了啟示，教導年輕人如何理解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以及如何在情感中保持獨立與成長。

當“卷”與“躺”之間的掙扎讓無數人迷失方向，對未來充滿迷茫，乃至精神世界也在快節奏中逐漸迷失。這本書精準聚焦這些痛點，以深刻的見解和切實可行的建議，為你提供清晰的思考路徑和行動指南。它幫助你理解時代困境的根源，找到屬于自己的人生坐標，也提供了寶貴的思考方向和行動指南——“無法確定方向的時候，做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

▼ 作者簡介

劉擎，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導師，哈佛燕京學者（2023—2024），綜藝節目《奇葩說》第七季導師。代表著作：《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2000年以來的西方》《懸而未決的時刻》等。得到《西方現代思想》《西方年度思想述評》課程主理人。研究領域：政治哲學、西方思想史、現當代社會文化思潮。

嚴飛，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學者（2023—2024），求學于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研究興趣集中在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文化社會學。著有《懸浮：異鄉人的都市生存》《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學問的冒險》《城市的張望》等。看理想熱門音頻節目《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身邊的陌生人：社會學家的10次追問》等主講人。

▼ 如何參加共讀？

希望你

1. 關注社會學和哲學研究，樂于探究和思考與人、社會、時代發展相關的命題，具有獨立的判斷和思考能力

2. 有表達的欲望，能用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3. 尊重彼此的時間，遵守我們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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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吳筱慧
實習編輯：張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