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視覺中國 資料圖

2021年拜登上臺時，曾有觀點認為，他會實行所謂 “ABT“（All But Trump”）的對華政策，結果并沒有，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連續性超過很多人的預期。現在特朗普大勢復歸，也有人擔心他會采取 ”ABB“（All But Biden）的對華政策，全盤否定拜登的對華政策，重起爐灶，進而給中美關系帶來更大的不穩定性。不過，從截至目前的跡象來看，這種可能性也不大，而且可能帶來的變化也未必都對華不利。

特朗普2.0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復雜且富于彈性，很難簡單地一言蔽之。特朗普要推翻拜登的對華政策重來，有難度而沒必要。原因很多：

首先，拜登政府正在利用政權交接的機會，大力兜售拜登印太及對華戰略遺產。文章開頭也提到，盡管拜登和特朗普風格迥異，但其對華政策的共性大于分歧。沙利文、布林肯、坎貝爾等人力圖向特朗普國安團隊闡述這樣一種政策基調：美國正在與中國進行激烈的戰略競爭；美國的對華政策應確保這種競爭是可控的、有管理的、不會導致大規模沖突的。

坎貝爾在會見特朗普外交團隊后認為，下屆政府在印太地區的政策連續性將大于其他地區，包括美英澳三邊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等拜登苦心經營的針對中國的小多邊機制都會存續下去。雙方外交團隊在限制關鍵技術流入中國軍事領域方面，也形成了共識。

其次，特朗普為自己的再度執政設定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標包括盡快結束俄烏戰爭、以哈沖突等。而要兌現這些承諾，特朗普認為他需要中國方面的合作。月前，他在社交賬號上呼吁俄烏盡快停火和談，并特別指出“中國可以幫忙，世界正在等待”。 在當選后的首次記者會上，特朗普更語出驚人，稱只要中美兩國聯手，它們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這多少會讓人聯想到曾經一度的熱門詞匯“中美共治”（Chimerica）。當然，言語上忽冷忽熱是特朗普的一貫風格，很多時候也做不得數。但至少，在諸多國際難題上需要中國協助的背景下，特朗普對華不太可能采取僵硬的強對抗政策，而是會為雙方可能達成的妥協留出空間。

目前，特朗普的外交國安團隊是清一色的對華鷹派，但這不等于其內部就完全沒有制衡強硬派的力量。尤其是他引進了以馬斯克為代表的體制外力量對付華盛頓的官僚機器，即所謂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此舉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是這些體制外力量在對華政策上對鷹派形成一定的制約。雖然新政府尚未就職，但馬斯克已經對美國內外政策施加了肉眼可見的影響力。馬斯克的電車品牌特斯拉在中國設有超級工廠，而美國國會剛剛通過的政府臨時撥款法案就剔除了共和黨議長約翰遜想要加塞的對華投資限制，這可以說是以馬斯克為代表的對華溫和派的一次小勝。

另外，對華鷹派在多大程度上能實施他們的反華理念和政策議程，還要看特朗普的意思。超級反華鷹派盧比奧自從被提名為國務卿候選人后，在對華關系問題上就格外謹言慎行。當被問到是否會在對華問題上保持原來立場時，他稱制定外交政策的是特朗普，國務院只是執行總統的政策。對于遭到中方制裁一事，他也低調地表示一定能夠找到接觸中國的解決辦法。

總之，特朗普2.0可能給中美關系帶來的沖擊和影響，遠遠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簡單。和其第一任期相比，我們將要面對的可能是一個更為老練、更有彈性的特朗普。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認識特朗普，而不是拘泥于過去的思維定式。

在和特朗普打交道的時候，首先應當避免一些老生常談的認知誤區。例如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簡單定義為“孤立主義”和“本土主義”。特朗普確實言必“美國優先”，從美國外交的周期看，也確實處于一個戰略收縮和內政優先的階段，但這不表明特朗普只關心美國本土利益，不關注海外利益；也不等于說他的外交只有收縮，沒有擴張。

例如他還沒上任，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三大領土主張——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和加拿大，讓美國的盟友和敵人們都大跌眼鏡。這不是擴張主義是什么？只不過他現在感興趣的擴張區域不在亞太，而在美洲和北極。不難想象，一旦被手下的反華鷹派說服臺灣地區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攸關美國國家安全，他也會叫囂要把臺灣地區收入囊中——雖然這很可能只是其“狂人戰略”的一種手段。

又如我們習慣于把特朗普看成是一個交易型（transactional）的總統，似乎只要開出好的條件，給足甜頭，他就可以不顧價值觀，不管盟友，甚至撕毀協議，與任何人達成交易。其實不然，在其暢銷書《交易的藝術》中，他就曾表示：“我并不滿足于僅僅是過好日子……我想要創造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東西，一些值得付出巨大努力的東西。”尤其是特朗普2.0，他會更多考慮自己的歷史定位和遺產。

例如特朗普日常自詡為“和平使者”（peace maker），尤其反對美國卷入各種消耗巨大的戰爭和沖突。在勝選演說中，他承諾不僅不會發動戰爭，“還要制止戰爭”。在美國深度介入的中東問題上，特朗普一改第一任期中對伊朗“極限施壓”的態度，聲稱只要伊朗不尋求核武器，“我們會（對他們）很友好”。馬斯克甚至在被“任命”為政府效率部長之前，就在紐約會見了伊朗駐聯合國大使。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特朗普有可能完成前任們都無法完成的使命，在中東開創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只有特朗普能去伊朗”，就像“尼克松去中國”一樣。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2.0同樣會給中美關系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說，他不相信特朗普能和中國達成“大買賣”（grand bargain），因為中美戰略競爭完全看不到終局。但特朗普大概不信這個邪。畢竟，對于這樣一位勝利驅動型的政治人物來說，沒有什么是比達成政敵所無法無企及的偉業并因此而名垂青史，更令他愉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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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偉系澳門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