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浦江著作集》，中華書局，2025年1月版

本文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在《劉浦江著作集》新書發布暨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出，略有刪節。

走進這個會議室，看見擺放在桌上的浦江老師著作集，一種非常辛酸的遺憾就涌上我心頭。浦江走得太早了。倘若天假其年，哪怕就是再有十年，更不用說如果還有二十年，那么他的著作集將會比今天我們看到的不知道還要豐厚多少。

在我看來，1988年調入北大以后，劉老師在開始用力金史的同時，似乎經歷了相當長一段在學術上從事調適的蟄伏時期。到世紀之交，他的關注全面鋪展到遼金史以及與遼金史相關的宋史和宋代文獻考證等領域。他發表在2009年《歷史研究》上的“窮盡·旁通·預流”一文，既是對當日遼金史研究狀況的一篇高屋建瓴的評述，我以為也是對他自己全面涉足該領域之后經驗體會的小結。一網打盡式地“窮盡”史料和研究文獻，取三史兼治和跨學科提問的“旁通”路徑更深入地發掘遼金史的內在涵義，推崇“預流”史觀強調利用民族語文資料的重要性，這三條不正是對他本人多年實踐和努力的寫照？他編寫的“遼金史論著目錄”、《契丹小字詞匯索引》讓我們看到，他在寫作中所表達的那些獨到見解，是在何等扎實的學術積累基礎上形成的。他不多幾篇研究契丹文石刻資料的文章中，有一篇被我搶得，發表在由我編輯的《清華元史》創刊號上。這一直是讓我引為驕傲的往事之一。

劉老師下筆向來低調，一生幾無過激之詞。但是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學術述評里，他寫道：“據我看來，直到今天，我國遼金史研究的總體水平還沒有超過戰前日本學者曾經到達的那種高度。”劉老師說出這番話來，當然是以全面盤點當日中國的相關學術資產作為他的底氣的。可是底氣還不能全同于勇氣。他指出上述現實，與《中國不高興》在全國熱賣幾乎同時。我們不知道他對此曾否有所顧忌。可是我們知道他心里有一個榜樣，那就是鄧小南老師說的，“他堅持的東西不見得都是對的，但他一定會堅持到底，決不投機”的鄧廣銘。講到這里，我想起今天還掛在復旦官方網站上的新聞學科老帶頭人王中的一幀照片，畫面里打上了他的一句話：“可以保持沉默，一旦開口就必須講真話。”一個人為了講正確的話而不講真話，不算是誠實的人；一個不大聲講出真話的民族是不誠實的民族，自然也不可能是偉大的民族。“一旦開口就必須講真話”為什么會成為這個老新聞人的座右銘？在將來某一代中國人完全不能理解其中道理的時候，就是社會政治變得更加昌明之日。中國遼金史研究不如外人的情況，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應當已經改變了。浦江老師和在他引領與指導下的學生群體，在中間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我們現在已不需要參考中國以外地區的遼金史研究成果了嗎？我以為事情完全不是這樣。隨著世道變遷，日本學者中老一輩親華占多數的知華派，逐漸為年輕一代里厭華占多數的知華派所替代。即便如此，我們對日本學術成果的跟蹤和借鑒，仍然不可以終止。我們要有這點氣量。日文應該與英文同樣成為我們培養后輩學者時要再三再四地予以強調的第一外國語。

這恰恰是創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緊迫需要。因為建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主張，并不是要通過把中國自己生產的知識體系化，用它來取代人類的共有知識財富。羅素說：我們今天所知的哲學和科學是希臘人的發現。如果他的話不錯，那么某個特定民族或國家的自主知識體系，與全體人類的共有知識體系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系？前者必需要建立在龐大的人類共有知識財富的基礎之上。因此，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應當包含的，不可能僅只是中國生產的知識。因此，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定需要對外部世界的自然、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各學科知識保持充分開放的精神狀態。因此，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無法在脫離人類共同知識體系，或者在與后者相切割的情形下健全地存在。

劉老師的志向是通貫地考察宋遼金三史，他所嫻熟的治史法門，經常是從清理不同史料間承繼與流變的文獻學、史源學角度切入問題討論，從而厘清他所要論述的那段歷史的基本線索。因此宋遼金三政權何為正統的問題是他無法回避的。他為宋遼金元清乃至民國時期的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描繪出一軸詳盡而清晰的歷史長卷式的圖畫。我好奇的是，他個人究竟如何看待這場漫長的正統論爭議中的核心問題，即以漢文明為中心的夷夏觀呢？

他幾乎沒有任何多余的話用來正面揭示他本人的立場。不過他的意思仍多少透露在他的言辭之間。例如他說元末陳桱的《通鑒續編》書“遼金系年宋統之下，以比吳魏之于蜀”，此書“開后來明人改修宋史之先河”。他又寫道：“明代大概是中國歷史上華夷觀念最為強烈的一個時代”；他把邱浚界定為堅持“狹隘的華夷觀念”的“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這里，也許我們總算捕捉到了他對明代華夷觀念的一絲貶義。

以漢族為中心的夷夏史觀曾在當代中國受到過學者們的普遍質疑和自省。可是，“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記載”的格式，似乎正在今天的標準歷史敘事里復活。把三星堆遺址的年代標注為商代，好像商朝的疆域跟今日中國一樣大。南朝和北朝不再允許被描寫成兩個對等的天子。凡說到大唐和唐代吐蕃的國書往還，只有唐朝天子發出的文書才稱為詔書；明明在當時的蕃漢交流中被雙方公認應該用漢語“詔書”來對譯的那個藏文詞語gtsigs，現在卻堅決不能翻譯為詔書。在南北分治時期雙方都以中國自居、而以北虜或南蠻定位對方的正統論爭中選邊站，其邏輯必然通向元朝與清朝都不是中國的荒謬結論。按自古以來、越古越好的思維方式，或以內夏外夷的正統論為論證路線來書寫的中國史，很難通得過時間的檢驗。

我十分懷疑，上述敘事中是否埋藏著一個與主流意志根本不相符合的對未來的愿景。我想我們必須澄清，我們的主流聲音從來沒講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為了變多為一，把中國變成一個單一民族國家；我們的主流聲音也從來沒講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是要改變中國文明的復數屬性，把它變成像溶入咖啡后的熱水那樣均質的單一文明體。當今世界各國早已改變了把單一民族國家當作現代國家典型范式來追求的政治理想，發達國家從1970年代起普遍改變了在各國內部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身處于這樣的形勢下，中國讀書人在事關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千萬不能誤解或誤導主流意志，讓全球社會誤以為中國想回到建設單一民族國家這條已被歷史證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里去，讓鼓吹去政治化、效法美國熔爐模式和改制建省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死灰復燃。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