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我在香港有一個爺爺，他每次回泉州都只穿著一條舊舊的白背心（冬天就加一條軍綠色的外套），會給我帶好多好多在內地買不到的零食和飲料。我母親每次都讓我叫他‘香港爺爺’……”這是我兒時記憶里的外公，之前只覺得他是一位非常和藹的老人，對他的經歷和過去知之甚少。但是在父母口中，外公似乎經歷過一段坎坷卻豐富的過去……

外公其人

外公陳國星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市的鄉村地區。并沒有人記得他出生于何年何月，就連外公自己也不清楚，因為他兒時就失去了雙親——外公三歲那年他的父親離世，八歲那年又失去了母親。其實當時農村地區對“出生年月”這一概念并不太上心，大家也都不太記得自己出生于何年，只依稀記得是在哪個月，這也都是按照傳統農歷紀年方式來計算的。至于到后來戶口以及身份登記時要求填寫出生年月時，大家才憑借記憶，胡亂編寫一個時間上去。

外公失去雙親后，孤身一人在農村生活。好在外公在老家還有一些親戚，他也能去親戚家混一口飯吃。但外公不愿過寄人籬下的生活，他不愿別人因為這樣而看低自己。為了解決自己的溫飽，他選擇去給別人家里做工，搬東西、砍柴火……替別人干活，以此來為自己爭取一口飯吃。外公曾在過年時去鄰居家里幫別人砍樹、修剪枝干。有一棵老樹怎么都砍不倒，鄰居便想著讓年紀較小的外公帶著繩子爬到樹上去，試圖將樹拉倒。可誰曾想外公剛爬到樹頂，老樹便順著砍出的裂痕轟然倒下，外公一下子消失在枝葉中。鄰居們嚇了一跳，喊著：“完了完了，過年碰上（喪）事了。”外公沒事，灰頭土臉地從樹葉中爬出來，但似乎也沒有人過多地關心他，更別提送他去醫院了。

19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外公所在的村莊也受到影響。那時的糧食顯得格外珍貴。外公曾說過當時過年，公社將糧食作為獎品，分發給獲獎的村民：

那年過年，（公社拿了所剩無幾的）100斤糧食作為獎品，誰能擔著這100斤在操場跑上幾圈，就能把這糧食拿回去。那時候沒東西吃，聽到能拿糧食可激動了，我又力氣大，擔著那袋糧食就在操場上跑，最后把那100斤拿回了家。你看我那個時候就能擔100斤的東西。

完成小學的學業后，部隊到外公所在的鄉里征兵。那個時候他選擇中止初中的學習，跑到隔壁村學校的征兵隊伍中，希望能應征入伍。但因為那次招收的是空軍部隊，要求更為嚴格，外公因為有海外關系的緣故被拒絕。但外公已經選擇了輟學參軍，想重新回到學校必須降級一年。無奈之下外公只好暫時選擇了重修學業。第二年（1963年）征兵的隊伍再次來到了南安，外公毅然選擇中止學業，再次嘗試參軍。這次招收的是陸軍部隊，要求相對寬松，再加上有著過人的力氣，外公如愿進入了部隊，開啟了他的軍旅生涯。初入部隊，迎接新兵的便是艱苦的訓練。為了訓練新兵，外公所在的部隊將新入伍的戰士帶至位于廣州梅州的丙村——一個被丘陵山地環繞的山區縣城。外公回憶當時訓練的時候說：

我們在山區都是進行幾百公里的長途訓練，這樣才能鍛煉（士兵們）的意志和耐力，不然怎么能夠上戰場呢？

外公在部隊的時候，本能成為一名偵察兵，成為沖鋒在戰場最前線的戰士。但是想成為一名偵察兵需要經過嚴格的選拔和審查，在政治審查的環節，外公再次因為有親戚在海外生活、有華僑關系而落選，因而在部隊中被分配成為一名炮兵。在部隊期間，外公被評為“優秀炮手”、“五好戰士”，曾獲三等功一次，以及部隊嘉獎一次，也在部隊中擔任過副班長與保管員。

外公入伍后，1964年美國以“北部灣”事件為由，對越南發動了侵略戰爭。北越軍隊難以抵抗美軍的進攻，便向中國政府請求援助。1965年，毛澤東主席同意了北越方面的請求，決定出兵越南，協助北越抵擋南越軍隊與美軍的進攻，防止美軍對中國南方領土的威脅。外公所在的廣東軍區接到命令后。調派外公所在的“第四十一軍”部隊前往越南，參與“抗美援越”戰爭。問起外公越戰的經歷，他最為自豪的是能夠前往越南“收拾”美國人：

我去參加的那個（越南）戰爭是哪一場你知道吧，是那個中央派軍隊去越南打美國的那場。越南不是被分為南越、北越嗎，我們是到那個北越去，在那邊打美國，不讓美國從南邊侵略過來。是打美國人的你知道吧，不是后來那個越南不聽話我們去教訓他們的那場。

1967年，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新的施政思想和戰爭的久攻不勝，尼克松選擇逐步終止越南戰爭，并尋求同中國緩和關系。越南戰爭結束后，外公也于1968年4月10日退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外公從越南戰場回鄉之后獲得了部隊所安排在福建三明熱電廠的工作，但是外公并沒有前去報到，而是將自己的這個名額轉讓給了自己的表弟：

我退伍回來其實是有安排工作的，只不過我把這個位置留給了我舅舅的兒子。（那時）我舅舅跟我說，他（兒子）同樣也是從部隊退伍回來，但是沒有被分配到工作。我在部隊的時候經常跟在別人身后去學習別人的工作，所以我會一些電工，也會用那個柴油機之類的。我有技術不至于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把那個名額讓給他了。

放棄分配的工作之后，外公找到了一份在福建三明修建鐵路的工作。1958年，南安市決定在當地的九都鎮修建水庫（今名山美水庫），在當地招募村民前去協助工程建設以及施工管理。這項工程一直持續到外公退伍回家之后。1960年代外公退伍之后，憑借著自己在部隊學習的電工技術和自己的力氣，負責了從鎮區到水庫工地沿路電線的鋪設任務。當時通往水庫的道路，兩側的電線桿和電線都是由外公與工友完成的。此外，由于外公有過參軍的經歷，在南安當地的部隊還邀請外公去他們駐扎的地方工作，在部隊中擔任修理水電的職務。

在1969年，外公與我的外婆相識并結婚，組成了屬于他們自己的家庭。外公與外婆育有五名子女，我的母親排行第三，她有兩個姐姐，兩個弟弟。家庭人數的增加也意味著外公需要承擔更多賺錢養家的責任。祖輩的農村女性很少有機會讀書，所以外婆并不識字，她唯一會寫的字便是她自己的名字。外婆只能負責管理好整個家庭的衣食起居，照顧自己的兒女，整個家庭養家糊口的重任全部壓在外公一個人身上。外公當時所賺的錢都交給了自己的家庭，不留一絲一毫給自己：

我賺一塊錢，就給她（外婆）九毛九啊，全部都是要給自己的家庭嘛。做人要大方，不能小氣，自然就不能讓自己的家庭受苦。

在外公參軍的時候，擔任副排長的工資是一個月36塊。在其退伍后去梅山當地部隊當水電工的工資則是60塊，雖說有所上漲，但對于維系這個七口之家的生活仍是杯水車薪。而外公回憶起在香港工作時的工資，他說一個月工作下來能夠賺400塊錢——400塊錢的工資在內地僅靠勞動是永遠無法觸及的數字。

在閩南的鄉村還存在著家庭養不起小孩而被迫送給其他家庭的情況，不僅是鄉村，這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城市之中。大多是因為經濟能力不足，無力撫養，也有少數是因為重男輕女，不愿撫養自己女兒長大而送與他人。外公重情重義，他不愿自己的家人吃不飽肚子，更不愿將自己的子女轉手他人，唯一的出路只有錢！賺錢！賺夠養活家人的錢。

早在19世紀中葉，福建、廣東地區有“下南洋”的經商傳統，無論是農村或是城市地區都有許多敢于冒險的年輕人前往香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經商、打工，希望能夠賺錢發財。這些有“下南洋”經歷的人們回村后便會向人們講述自己的“發家經歷”，因此也吸引著更多人隨著“南洋路”去賺錢發家。當時有個前去香港打工的人回村，便向外公介紹：

國星啊，你看你這么年輕，又這么有力氣，為什么不想去香港打工，香港紅磡那里在修海底隧道，還有很多很多工程，正需要工人，你可以去試一試。

鄉鄰的宣傳、家庭的責任、內心的沖勁……外公最終決定遠赴香港，打拼事業。外公找到了在當地公安局工作的親戚，煞費苦心，只為求得一張能夠前往香港的通行證。在1960、70年代，中國政府開放了一批前往香港的名額，以此來滿足內地居民前往香港定居、工作的需求。然而，這樣的申請“特赦”需要有海外關系才能獲得批準，而外公有“華僑”親戚的緣由也添了些許便利。最終在1970年代中，外公坐上了前往深圳的班車，從這個尚未成為特區的濱海村鎮到達了香港。

外公初到香港以后拼命工作，不放棄任何賺錢的機會。他除了在他姨丈的工廠里工作，還兼職了好幾份工作。外公回憶那時工作的經歷時說：

香港遍地都是賺錢的機會，只要你肯干活，出力氣，你就能賺到錢。（我那個時候）什么工作都做，做建筑工什么的，很辛苦，但是你不出力哪里來的錢？但是香港本地人比較不能吃苦，他們不肯做體力活，我從農村去的，就是比別人做得多，才能賺得到錢嘛。

母親聽聞過外公在香港的工作經歷，她說：

你外公在香港干過很多活，（外公）力氣大，又肯吃苦，做什么建筑工，很辛苦的。他膽子又大，60多層的樓都敢上去施工。外公那個時候搬東西，幾十斤的（建筑材料）都從一樓搬到幾十層。你外公那個時候賺錢就是這么不容易。

彼時的香港正處于1997年回歸的前夕，港英政府于1989年提出“玫瑰園計劃”，即以香港機場為中心的一系列大型基建計劃，耗費千億港元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了新香港赤鱲角機場、青嶼干線、西九龍填海等一系列工程項目，歷時八年才完工。當時處于中央政府即將接管香港的前夕，大批香港企業家和富豪選擇了離開香港、移居海外。外公的姨丈在這一時期也選擇了放棄在香港的產業，移民至新西蘭，而外公也因此需要另謀工作。

也正是乘上了“大基建”工程的風口，外公得以在香港得到了許多建筑工的活計。由于香港本地底層勞動力的缺失，工頭們給工作人員的工資是較為豐厚的報酬。外公肯吃苦的品格讓他在這一時期獲得了大量的工作機會：

香港的工人少，那我就可以去做很多工（工作）。建機場的時候我也有（去參加），那個時候給工資是按天結的，你每天做完工就能收到工資。（為了工作）我每一天都睡在機場的工地里面，第二天起來就能做一天的工。

我的父親在與我母親結婚以后，也曾聽過外公講過以前在香港修建青馬大橋的經歷。父親告訴我：

你外公以前跟我們說過他去修青馬大橋的事情。那個青馬大橋不是修在海上面嘛（橫跨馬灣海峽），它是那種鐵索的斜拉橋，所以修的時候要建那個引橋。那個引橋很高，離那個海面有好幾百米高。那個時候需要上引橋去施工，都沒有人敢上去，工頭出價幾千都沒有人敢上去。你外公說他那個時候膽子很大，他就直接爬到那個引橋最頂上去擰螺絲，就他敢上去這么做。

除了建筑工，外公還干過搬運工等各種工作，“不怕死、肯吃苦”的精神讓外公在香港拼搏的時候攢下了還算豐厚的財富。他并沒有像一些“暴發戶”一樣賺到錢后就無休止地揮霍，而是將賺到的錢投入房地產市場，在香港購入了幾套房產——事實也證明外公的決定是極具智慧與遠見的，香港房價隨著回歸后經濟的重新發展也得以上漲，外公也獲得了更多的財富積累。

外公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也給他的身體帶來了不可逆轉的損傷，因為長期、長時間搬運重物，他的膝蓋變得脆弱，且時常發生疼痛。但外公那時因為年輕，覺得并不是什么問題，再加之要繼續工作，并未將自己的身體健康放在心上。等到外公年齡越來越大，他的膝蓋也無法支撐起他的身體。現在外公走路都需要憑借拐杖，也不能走太長時間，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日常生活。

外公在香港賺到錢后，也對自己家庭，乃至家鄉的建設投入了極大的心血。母親回憶起外公當時從香港回鄉探親的時候總說：

他那個時候每年回來一次，都是帶著十幾斤的東西回來，里面有買的新衣服、（香港才有的）藥材，各種吃的用的。每次他都是大清早的時候到家，然后把買給家里人的禮物放在家里，都買了很多東西給我們，我們家也是農村第一家用上電視的。

外公對家鄉的貢獻更是不勝枚舉：

農村當時都是那種5、60厘米寬的土路，你外公回來自己掏錢，建了一條從村口到家門口的水泥路，這是那個時候整個鄉里的第一條水泥路。你外公回來的時候不都帶了很多東西嘛，鄰居包括村里面的人都會來找你外公要一些東西。他們從外公回來的時候就圍在我們家門口，連著好幾天，有的人拿著自己家做的面線來換，有的也會煮一些菜送到我們家來，你外公也不會說什么，把那些香港買來的藥、補品什么的都分給人家了。外公是孤兒，沒上過幾年學，他每次從香港回來都會捐錢給村里的小學，每一年回來都會捐款。村里的年輕人要是讀書、做生意、結婚等各種事情沒有錢，外公都會自掏腰包去幫助他們，每次都是拿幾百塊給他們，當時的幾百塊可不是小數。

外公這一輩子與人為善，他對于家鄉的貢獻在鄉鄰之間都是有目共睹的。他賺到了金錢，貢獻家鄉、幫助鄰里，到頭來卻忽視了自己的家庭。外公在香港有穩定工作后，將外婆和兩個舅舅帶去了香港，留下我的母親還有她的兩個姐姐獨自在農村。雖然外公每每回家都會帶上許多衣服、用品等禮物給他的三個女兒，卻始終無法給到她們陪伴和關愛。雖有怨言，但她們始終沒有與外公明說，可外公有自己的苦衷和想法：

你媽媽她們怪我當初沒有帶她們來香港，其實我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她們三個年齡比較大，你看你兩個舅舅，我來香港的時候一個11歲一個6歲，你把他們放在農村，他們能自己生活嗎？你媽媽她們都在讀中學了，還算是能夠自己生活，所以我把她們留在那邊。第二，你媽媽她們那時候在上學，帶她們來香港以后她們肯定是不能去上學要去打工，不上學就沒有文化，沒文化就只能干苦力活，我怎么舍得自己女兒去干苦力活。沒讀書沒文化是不行的。以前參軍看部隊里那些文工團的（女同志），那些就是有文化的，很厲害，所以我就有遠見說一定要讀書。你媽媽她們（從內地）輟學過來，降級也跟不上香港這邊的學業，你兩個舅舅來香港這里后去讀書也是跟不上，讀不會。那時候又沒錢，你媽媽她們三個來肯定只能去打工。很多那時跟我一起來的人，為了賺更多錢，都是讓自己的女兒來一起打工。有人跟我說：“國星你要賺錢讓你三個女兒來香港啊，半年就能賺一套房。”但我還是堅持留她們在內地上學讀書。后來證明我的做法也是對的啊，你大姨和你媽還上了大學，她們三個都不上學的話哪里有現在的生活。我不是說什么重男輕女才不帶她們來，她們不懂（我是怎么想的），所以她們會怪我，唉沒辦法。

外公帶著外婆在香港辛苦打拼，并看到了香港房地產業的升值空間，不愿讓自己的積蓄躺在銀行等著貶值，便將資金投入房產市場，在香港房價尚未“飛升”前購置了許多房產，可外公選擇將自己購置的房產寫在他的大兒子（即我的大舅）名下。在大舅結婚成家之后，同樣是賺錢心切的他伸向了外公購買的房產，將大部分外公的房產收歸自己，逼著外公和小舅自己去重新買房。父子雙方為此對簿公堂。外公自己過意不去，抑或是內心失望至極，沒有聽從小舅的建議花重金告倒大舅，選擇帶著小舅離開，重新在香港買房生活，讓大舅帶走了房產。

現在，外公與外婆依舊在香港過著簡樸的生活。但外公以前在香港的工作并沒有為他帶來退休后的“養老金”——香港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并沒有像內地一樣有對退休員工有那么豐厚的補貼，外公外婆每個月能領到的只有2000港幣。每個月房屋的管理費和水電費就需要近4000港幣，更別說一些生活開銷。要強倔強的外公不愿依賴兒女，依舊需要勞動和工作來維持二老的生活。外公的腿腳隨著年齡的增長愈發不便，賺錢的責任轉移到了外婆身上。然而外婆并不識字，她只能在香港應聘到環衛工的職位。時至今日，外婆仍舊堅持著每天早晨五點起床到崗上班，甚至為了賺每個月6000的工資全年無休。外公雖然行動不便，但也沒有賦閑在家，他每日堅持去幫忙照看小舅的兩個孩子（因為小舅并沒有像大舅一樣與父親反目，依舊陪在外公身邊），接送他們上下學，為他們準備餐食。

思考與感想

一、“矛盾”的形象

作為一個出身于中國農村的傳統“農民”的身份，外公在思想上保留了一些農村“傳統、封建”的部分。他有著“重男輕女”的思想，把自己的財產全部劃給自己的兒子；但是他也格外關愛自己的女兒們。在農村，前往香港賺錢的家庭不在少數，很多家庭在前往香港后都會選擇將自己的女兒帶到香港，因為他們認為女性應該承擔賺錢養家的任務，而男性成員更需要在完成學業后再走入社會。而外公卻選擇將自己的女兒們留在內地，讓她們接受完整的教育，她們也因此有機會進入到大學進行學習，走出和同齡農村女性不一樣的人生軌跡。

上文有提到外公對于家鄉的貢獻，以及對鄉鄰的慷慨相助。相較于外公的善良大度，他對自己卻是極為苛刻——寧可自己受苦，也要用最好的來招待子女，回饋他人。母親每每提到外公都說：

你外公這個人性格就是這樣，對自己非常小氣，但是對其他人永遠不會吝嗇。你外公自己的衣服都是那種穿了補了又補的，一年到頭都是穿著，都不舍得給自己買。

小時候，我對外公并沒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我也看到了外公更多為家庭的奉獻。每至假期，我常與母親一同前往香港探望他們。平常的時候，外公外婆只是燙上一盆菜心，隨意燉上一些瘦肉，再加上米飯與湯便成了一頓晚飯。由于外婆工作的地方很遠，她也只能在前一天的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帶到工作的地方吃。而外公呢，他自己也就在家里煮一些從泉州帶過去的米粉、面線。但是每當我們去香港探望他們時，外公每天下午都會去樓下的燒臘店為我們買吃的，常常是買半只燒鵝，或是燒豬肉和燒臘。以前我并不知道，外公每天買這些燒臘需要多少錢。直到這幾年，外公行動不便，買東西需要有人陪著他，我第一次和他一起去買燒臘。我這才發現，外公每次為我們買燒臘都要花掉200多港幣，但他為了讓我們吃點好的堅持每天來買。母親也曾想著帶給外公一些錢，來補貼我們來香港時外公的開銷，但外公總說：

你們既然來了就要讓你們吃得好一些嘛，哪里有你們來還讓你們花錢的道理。

外公以一名“農民”的身份來到了繁華的香港，在這個地方，迎接他的是與內地完全不同的社會體系和政治、經濟制度，這也讓他學習到了許多更為先進的觀念。受原生的鄉村文化影響，外公會很看重金錢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他會想賺更多的錢，會告誡自己的子女要從事更“容易”賺錢的職業。但在香港這種更為自由的經濟體系下，外公也認識到，“錢”并不是萬能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價值會隨著市場變化和通貨膨脹而改變，要讓自己的財產保值就必須將其轉化為“不動產”，這也是為何外公寧可將自己賺的錢全部用作購房資金，甚至貸款，都要在香港投資房地產購房，來保證自己的財產不會貶值。他所學到的這些“新觀念”讓他與其他內地的暴發戶不同，不會像他們一樣大肆揮霍，肆意張揚。

外公是一個“矛盾”的個體，他會是有些封建的，但又有著遠見；他會是個吝嗇的人，但他卻永遠大方慷慨……

二、關于回憶

在采訪外公之前，其實我并沒有想過他會對回憶自己的過去如此抵觸。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也回憶了過往與我的爺爺陳德照的許多對話。他在生前對于回憶的態度與我的外公截然相反，我的爺爺很樂于回憶自己的過去，無論是過去他所經歷的困難時期，或是自己事業上有所成就的時光。他為我講述自己小時候遭遇抗戰時期的經歷：

我出生的時候碰上抗戰，（當時）日本人的飛機就開來轟炸（泉州），我們只好拖家帶口跑到山上去。因為我那個時候還小，你太奶奶（我爺爺的母親）用一個扁擔，一頭坐著我，另一頭坐你伯公（我爺爺的兄弟），就這樣挑著我們兩個跑到山上去了，等到沒動靜了以后我們才從山上下來。

爺爺從福建師范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漳州市詔安縣的一所學校，成為一名化學教師，而他也在教師崗位取得了極大的成就——1994年爺爺被評為福建省第三批“特級教師”，并于同年獲評為“泉州市勞動模范”。爺爺常常會對我講起他以前作為教師的趣事：

我以前上課聲音可大了，我以前上課可沒用什么喇叭、擴音器，但是我講課隔著兩棟樓都聽得到。而且我講得好啊，那個時候學生都愛聽我的課。

爺爺在他的學生和同事之中是極受愛戴的。他退休以后直至其過世之前的每個春節，他的學生都會來我們家拜訪我的爺爺，爺爺退休時所在的學校組織慰問退休干部，每年都會來拜訪爺爺。

除了他的教學生活，他還會給我們分享他以前生活的瑣事與所見。與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講述以前“文革”時期我們家庭的一些事情：

你的太爺爺（我爺爺的父親）之前下南洋跑到印度尼西亞賺了挺多錢的，然后回國呢換了很多金子帶回來。同時呢他也在我們泉州當時一家大的商場入了股，成了股東。但“文革”剛開始的時候不是“斗地主”嘛，你太爺爺怕被打成“地主階級”、“右派分子”，連夜把那些金子、鈔票啥的整理了交給公社了。我們家本來有一本族譜的，你太爺爺也交給公社了……但是我們家在“文革”的時候也沒發生什么事，當時停課我也只能回來泉州，我們也沒有跟別人去參加批斗什么的……

只可惜，爺爺在2021年離開了我們，不然我也會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他的過去。

相較于我的爺爺，我的外公并不愿意回顧自己的過去。由于他身處香港，我只能通過視頻、電話等方法對他進行采訪。但他每次都以“心情不好”的緣由回避了我的提問。無奈之下我拜托我的母親前往香港，帶著我的疑問去詢問爺爺。但是爺爺依舊很少回答，他認為：

（他的過去）哪里有什么好回憶的，我就是一個農民，一個打工人，我的歷史沒有什么價值……我（的人生）很失敗，更沒有什么值得回憶的意義。

我所獲得的材料，大多是來源于我的母親與父親，他們在以前也曾耳聞外公講述過自己的身世。其次是來源于外公透露的只言片語。例如上文所提到的“越戰經歷”，外公始終沒有對我們提過任何更加詳細的內容，他也僅有在以前對我的父親提到過他有一部分這樣的經歷。這也是為何在前文對外公過往的描述中，有些事件雖然十分重要，但是我也無法展開敘述的原因。

外公想要隱藏過去的原因是多樣的。或許，是他艱難、曲折的經歷，相較于我的爺爺，外公的經歷可謂是一種“磨難”。我的爺爺生活在城市的大家庭之中，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又在自己所從事的教師崗位上取得了不錯的成就。他對自己過去的態度是積極的。但我的外公從兒時就成為孤兒，一個人在農村摸爬滾打；再到后來參軍，軍旅生涯對于他而言想必也是艱苦的；此后他孤身一人前往香港打工賺錢，無論再苦、再臟、再累的活他都干。外公時常感慨自己生不逢時，在他看來，自己趕上了“最不好的時代”，現在80多歲的高齡也無法去享受飛速發展的社會。舊時無家可依的孤獨；參軍、工作的心酸；在香港白手起家的艱難；待到老時生活的不順心……外公覺得自己“命苦”，生下來就不是享福的命數，也沒有生在可以享福的時代。其中隱藏的心酸也只有他一人知道；或許，是對自己的否定。相較于爺爺在教學方面所獲得的成就，外公的一生似乎并沒有取得什么耀人的成績。他不善于對子女的教育，自己的兒子將自己一生獲得的財富幾乎全都占為己有。子女教育的缺失、家庭的分裂使得他在晚年變得郁郁寡歡，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否定了自己的過往；又或許，是對于“歷史”的態度。我的爺爺受教育程度較高，在他看來人文相關的專業和商科、理工是一樣重要的，所以他會注重在傳統文化和歷史記憶方面對晚輩的教導。他曾給我講述過閩南地區的宗族文化中的姓氏和輩分：

我們的“陳”這個姓氏是屬于“潁川衍派”，而我們家這一派的祠堂（現今位于晉江市陳埭）中有這樣一副對聯，所有姓“陳”的男性（成員）名字中第二個字（即姓之后的那個字）就是按照這個對聯的順序來起的， 同一輩分的用同一個字。我是“德”字就代表我是“德字輩”的，你是“垂”字就代表你是“垂字輩”的。

爺爺會主動講述許多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以前也總會在睡前賴在他們房間里，一定要他們講幾個以前的故事才離開。而外公受限于他的學識和觀念，否定了歷史的重要性，他所重視的是那些能夠“賺大錢”的學科和專業。當初我高中畢業選擇專業時，他建議我要去選法律或者經濟類的學科，因為在他看來，這兩個學科是“最能賺錢的”。所以當我去采訪他時，他也對自己的過去表達了一種“輕視”的態度，這或許也是他不愿回憶自己過去的原因。

但是外公的過往是非常值得書寫的——因為他的經歷足夠曲折和精彩。外公有著內地農村的出身，有過軍人的經歷，卻做出了與許多普通農民不同的選擇，活出了艱辛但又獨特的人生。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國農民在身份變化中的思想矛盾與變化；外公是香港回歸前后社會發展的親歷者，他參與、親歷了香港回歸前后的發展與變化，是千千萬萬香港普通建設者的縮影；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的見證者，目睹了香港1997年前后社會的變遷……屬于外公的歷史不應被晚輩所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