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從省城順流而下三百里，便到了昔日繁華的下洋港，這里是我“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故鄉。九十多年前的某天，外曾祖父跟著十幾戶人家，挑著擔子來到下洋港，從此扎根異鄉......日子就像沙洋河的流水，下洋港蓋起了一幢新房，然后新房變成了老宅，故園變成了荒土，最終成為隱沒在我們這一代人記憶中的“異鄉”。

初來乍到

我的外曾祖父原姓許（他的子女們經常聽到別人叫他“二男伯”），生于1920年，原籍在武漢。在他十二歲時，正如我的二外公所說“人都是為了活”，外曾祖父挑著扁擔和破被子從省城逃荒，來到下洋港投靠了董錦茂的藥店，成為藥店里的學徒。在一本名為《家鄉往事》的文集里，記載了這一時期下洋港的繁榮景象：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下洋港有二十多家雜貨鋪，十四家藥鋪、六家刨煙鋪，還有金貨鋪、廣貨鋪、鐵匠鋪、木匠鋪、豆腐鋪、酥式鋪和裁縫鋪。糧行是東八家，西七家，勤行（做面點的作坊）有二十多家，還有花行、豬行、魚行、牛馬行和柴行。榨坊有兩家，酒坊六家，染坊兩家，肉案就是二十多家。還有飯館、茶館和鴉片煙館。在四方街還開有四家賭場。當時有名氣的大商鋪是張恒鋒、萬泰和的雜貨鋪，黃德鋒的皮頭鋪，董錦茂的藥鋪，陳昌成的煙鋪和鄒子于的榨坊。

然而，此時下洋港的繁華即將被戰爭的炮火徹底打破。1938年10月，日軍侵占武漢，此后便一路沿著漢宜公路長驅直入。次年，下洋港淪陷。日軍駐扎在距離下洋港五公里開外的楊浲，派偽軍的一個連駐守在下洋港。“日本鬼子”在下洋港周圍“清鄉”、打劫、抓共產黨、燒房子：

有一次，一隊日軍30多人，從南門進下洋港，排著兩行縱隊，前面一個軍官右手拿著一把閃亮的軍刀（稱“東洋刀”），刀尖向上，走著正步領隊向前。后面的日軍扛著上了刺刀的長槍行進，他們頭戴三塊布的軍帽，扎著腰帶，蹬著皮靴，橫眉豎眼，充滿殺氣......在偽軍軍官和偽區政府區長、保長的陪同下，大吃大喝一頓，然后，又排著隊，離開下洋港。

下洋港的大致方位

據說在日據時期，這些手拿“東洋片子”的“日本鬼子”也經常來外曾祖父工作的這家藥鋪買藥。有一次，“日本鬼子”看外曾祖父人高馬大，便點名要和他摔跤。最后外曾祖父贏了，“日本鬼子”惱羞成怒，拿起槍就要打他，外曾祖父連翻了幾道土墻逃跑，但最終還是不幸被抓了起來。就在“日本鬼子”把他活埋了半截的時候，保長及時趕到，過來求情。最終外曾祖父被“日本鬼子”放了，此后，“日本鬼子”竟然開始欣賞起為人實在的外曾祖父。

1945年9月，新四軍到達下洋港，日據時代結束，一度繁榮的下洋港百廢待興。此時，做事勤懇、肯吃苦的外曾祖父得到了藥房老板的賞識，他也因此獲得了另開藥店的權利。當地于是有了這樣的記載：

董世澤：董錦茂分店的店主。店鋪在東街中段，即鄒宏生茶館東邊，店門坐北朝南，門前有五六級石臺階。1949年前后才開的藥店。中藥，西藥都有。

我的二外公說外曾祖父有三門手藝：一是治療皮膚病的藥方，我的媽媽在初中時手上生瘡，就是被外曾祖父的皮膚病藥方治好的；二是燒傷的膏方；三是做藥丸，先炮制好中藥，然后碾成粉，做成藥丸。從他的子女記事開始，這三門手藝就成為了藥店的招牌。然而，在外曾祖父去世后，這些藥方便因后繼無人而宣告失傳。

當時，大夫和藥房是分開的：醫生只管開方子，病人拿著方子去藥鋪抓藥。外曾祖父為人和善，窮人抓藥錢不夠，他也愿意做賒欠的生意。病人可能很長時間沒有還錢，于是久而久之，他也就忘了；有人送一筐青菜蘿卜，或者一擔茅草燒柴充了藥錢，他也都欣然接受。四十年后，我的舅舅和外公經常在周末去附近農村的堰塘釣魚。（正值20世紀80年代，農村的土地開始承包保護，但他們也搞不清楚哪些堰塘是被承包的）有次人家趕他們走，但聽到我的外公說他們是醫院董醫生家的，塘主馬上說他認得，還邀請外公和舅舅去家里吃了一頓飯——可見外曾祖父當年的確留下了好口碑。

而在藥房生意之外，“30來歲，身材高大，長方臉，一表人才”的外曾祖父，也活躍于下洋港的文藝活動中。解放初期，下洋港演革命現代劇《白毛女》，他“頭戴禮帽，手拄文明棍，扮演地主老財黃世仁，演得很逼真”。初來乍到的外曾祖父，也算是融入了下洋港熱鬧喧囂的生活。

淺薄的“后福”

從“日本鬼子”手下死里逃生后，大家都說外曾祖父“大難不死，必有后福”。這“后福”的確來了，但卻未免太淺薄。1940年代初，外曾祖父當了董家的兒子，而下洋港有一套獨特的風俗習慣：本地入贅，叫“坐椅子”，又叫“上門”，就是男子到女家結婚，并成為女家的家族成員，做“女婿兒子”……本地有一句俗話：“吃起飯來一大桌，問起姓來各是各。”在舊社會，“坐椅子”、“招女婿”要請“中人”和雙方族人簽訂合約。主要內容是：改名換姓，養老撫小，有財產繼承權。生了孩子，一子歸宗，其余的孩子均屬女方姓氏。（所以按照當地風俗，外曾祖父改姓董，而他的八個子女，除了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的小外公姓許，其余也都姓董）

他的愛人，也就是我的外曾祖母，名叫巧芝（文集里有記載，但外婆回憶叫巧生），在當時的下洋港，算是一對使人稱贊的“美貌夫妻”了。

憑借著開藥店的積累，外曾祖父的積蓄足以讓我的外公過上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在外公上小學的時候，走到下洋港四方街上隨便一個鋪子，他都可以記賬買東西吃，好像外曾祖父就是他的“信用卡”，每月結清，從不拖欠。直到現在，長輩們還會談論起那時家里因為做藥鋪生意而積累的一壇“金銀財寶”：在“動蕩”時期，外曾祖父把壇子埋到了某處墻根下。直到1970年代風聲過去，某天夜里，外曾祖父才開始了他的行動。舅舅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他的父親和祖父拿著鐵鍬，騎上自行車出門的場景，但他也同樣難以忘記二人歸來時的失落：“金銀財寶”早已被別人挖走，他們敗興而歸。在下洋港的另一處，有一戶人家搶在外曾祖父的行動之前，成為了“暴發戶”。

好景不長，生下外公四兄妹之后，外曾祖母在1953年英年早逝。此后外曾祖父續弦，二外曾祖母和外曾祖母是表姐妹，但她對外公四兄妹并不好。在生下五個孩子之后（1971年前后），二外曾祖母也因一場大病而撒手人寰。

隨著兩個外曾祖母的先后離世，外曾祖父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命中克妻，自此再未婚娶，獨自一人拉扯大大小小八個孩子。舅舅聽我的外公回憶，外曾祖父上班時，總會把家中大門上鎖，讓一屋子的孩子在家。外曾祖父給每個會認字的孩子發一張白紙，規定要求寫滿毛筆字，而不會認字的孩子，則在后面的院子里玩。外公的一手好毛筆字，也就是從當年大門緊鎖的家中逐漸練就的。而外曾祖父對孩子們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比如他嚴令禁止外公三兄弟抽煙。多年后，我的表姑某天看見我的二外公去上廁所，隨后煙霧從露天廁所飄出來。在她向我的外曾祖父打完小報告后，外曾祖父沖進廁所，給了他二十多歲的兒子一個耳光。

藥店的生意每況愈下，中醫藥鋪的地位逐漸被衛生院的藥房取代。1956年，新中國基本實現了公私合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市場上的私人資本被相繼收購，外曾祖父的藥店被合并到了衛生院里，外曾祖父留下一個吃“商品糧”的飯碗，在楊浲衛生所謀得了一份工作，全家也換上了城市戶口。但從此，外曾祖父家里只留下了一棟木結構的老宅，用的木材都是外曾祖父從武漢進到的好木頭。六十多年后，在我們過年回家的路上，這棟“三層木板房”的老宅在一千公里的長途旅行中被反復提及。車子經過長江大橋，于是我也開始想象這些木頭是如何從漢江一節節地順流而下，順其自然地漂流到下洋港，造的這棟樓的——然而遺憾的是，老宅大概在1985年，作價2000元人民幣轉手他人。

日偽占據時期（1940-1945）下洋港街道地圖，老宅在紅圈處

禍不單行，在外公讀完小學之后，“歷史問題”被舊事重提，成了壓在身上的一座大山。當大字報貼滿了下洋港，曾經頗受“日本鬼子”欣賞的外曾祖父，很自然地被扣上了“日本人的翻譯官”的帽子（后來在“平反”時期，家人曾詢問過外曾祖父他究竟是不是“日本人的翻譯官”，但他卻說“連中文字都認識不了幾個，還說日文呢！”）。在這場浩劫中，因小商販的“出身”和跟“日本鬼子”接觸的經歷，外曾祖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他一面接受紅衛兵的游行批判，一面還要護住家里的大大小小。外公為了讓他的父親少挨一些批斗，也加入了紅衛兵的隊伍，成為了“向勇兵”。

然而，縱使飽受打擊的外曾祖父盡力維持，隨著家里經濟條件每況愈下，下洋港的洪流還是沖散了這一家人：因為舅舅所說的“成分不好”而沒有途徑學習，或是外婆口中的“貪玩調皮”，在大多數教師一夜之間變成人人喊打的“右派”、“造反派”、“走資派”，中小學散伙停課鬧革命，部分師生外出串連的時代，作為長子，外公并沒有繼續上初中，而是在15歲的時候參加了工作，以綿薄的收入補貼家用。

然而僅憑兩個勞動力，也難以維系一大家子的日常開銷，因此，外公的大妹妹和二妹妹也開始參加生產勞動，留下三妹妹在家里照看五弟弟、六弟弟，最小的妹妹被送回了咸寧的姑婆家里，她寄人籬下的時間太長，以至于回來都說咸寧話了。在此之前，四妹妹剛滿周歲就被送到附近的王集，成為了王家的女兒——當她在1973年重新回到這個印象模糊的“家”的時候，她的兩個姐姐已經出嫁。

早在外公的四妹妹回家認親的兩年前，受到“誰反對毛澤東思想隊的成員，誰就是反對毛主席”呼聲的保護，石龍鄉文工團的一批成員平穩地結束了她們為期四年的集體勞動，從栽樹、搬磚、排節目的勞動生活中光榮下崗，從此各奔東西。而其中的一位成員，后來成為了下洋港這個大家庭故事里的一部分。

“小家”和“大家”

當我問及外婆有關外公的事情，她告訴我：“你這么寫，外公是中醫世家，祖傳三代學醫，他們都治好了很多人的病……”這是外婆最先想到的，關于“大家”的故事。

囿于時代和個人興趣原因，外公三兄弟最終沒能接過外曾祖父挑到下洋港的擔子，他們不再從事藥店生意，而是開始學醫。從十幾歲剛參加工作開始，外公在“五三”農場的醫院給人掛號，在楊浲的醫院學過中醫，最終來到合作醫院的血防站工作。經合作醫院董院長的介紹，外公在1971年認識了外婆。1970年代末，我的舅舅和媽媽先后出生。

然而伴隨著“四人幫”被打倒，紅衛兵也就遭了殃。1977年5月，某天合作醫院的大院里搭起了臺子，外公和幾個“造反派”教師被喊到臺上，隨后就被“弄到了生產隊”，在“前進大隊”的“紅衛兵學習班”里進行“學習”和勞動改造，插秧扯草。

外公進了“學習班”，也就意味著合作醫院再也沒有這個“小家”的容身之處。送外公去“學習班”那天，他們三個人走到了楊浲，在我的外曾祖父家里住了一個晚上，然而此后，“何以為家”便成了一個問題。我的外婆至今都不知道那些日子他們“是怎么生活的”，她只記得她曾帶著兩個子女四處輾轉：下洋、楊浲、何集、熊店……最終他們回到下洋，固定地往返于下洋和石龍兩地。但借用當時外婆在石龍的鄰居的調侃，他們可能“根本沒有在下洋過日子”，而是“一個月回石龍三次，一次住十天”——畢竟這里是外婆的娘家，是這個“小家”唯一能得到包容和庇護的地方。

好在事實正如外婆至今掛在嘴邊的“老天爺保佑”，在五個月后的國慶節，外公就從“學習班”回到了下洋，隨后帶著“小家”回到了合作醫院。這著實給了我的外婆一個“驚喜”——在此之前，外婆每天都睡不好覺——她認為自己就要成為秦香蓮。

最終，在1979年8月29日，這也是這個故事中第一個出現精確日期的日子，我的外公被調往石龍鎮醫院，這個聚少離多的“小家”終于開著拖拉機，搬進了石龍鎮醫院后面的平房。后來這些員工宿舍在1987年改成了三層樓的樓房，他們的運氣不錯，抽簽抽到了三樓寬敞明亮的三居室——石龍鎮于是變成了“小家”最終團圓的地點，也成為了我印象中最初的“外婆家”。

在石龍鎮，“小家”的生活開始步入正軌。1975年撤區并社，石龍鎮成為合作公社的管理區。兩三年后，石龍鎮和周邊鄉鎮的醫院合并，醫院的方院長派外公去縣城學習放射醫學，外公從此開始在放射科工作，直到退休。外婆一開始在楊浲五隊做出納工作，后來在石龍醫院負責收費——她不止一次地強調，收費窗口可是醫院的“門面”，她可是把青春都丟到了石龍醫院。

而在醫院的工作之外，我的外婆說他們還“種過十年的地”。在全縣開展分田到戶工作之后，我的外婆、舅舅和媽媽三人是“石龍公社梭墩大隊一組”的農村戶口，也使得家里分到了兩畝七分地。這些土地由外婆的大弟弟幫忙打理。在去鎮醫院斜對過的糧管所交完公糧之后，家里也有多的幾麻袋糧食，外公就把家里的幾十斤糧食背到縣城里兩個子女就讀的中學，換來了他們在學校食堂的糧票。后來我的外婆經常跟我說，要把自己的“飯碗端牢”，大概也和這段交公糧的日子有關。

在“小家”的日子逐漸穩定下來之時，我的外曾祖父終于光榮退休了，從此開始了他騎上自行車，在子女的“小家”構成的“大家”之間穿梭自如的退休生活。但忙碌了一輩子的外曾祖父終究還是閑不住，他坐上長途汽車，沿自己來到“異鄉”的路逆流而上，到武漢的長堤街進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商品，運回家后，推著小板車，在楊浲的路邊擺個地攤叫賣。夏天太陽毒，他會用幾根竹竿上面撐一塊白布，再用繩子斜拉在地上的石頭上，做成一個簡易的亭子。做這些小買賣，他獨自一人打發著自己的生活。直到外曾祖父68歲，我最小的姑婆即將中專畢業參加工作的時候，他才宣布自己干不動了。

祖父的遺囑

正如當年要求孩子們寫字，外曾祖父同樣在意孫輩們的學習。舅舅回憶，外曾祖父經常說董家誰要是考取了大學，一定要請客慶祝——而且要一家發一個水果罐頭當隨手禮。1989年，我的舅舅考入了京山縣一中，第二年正好趕上“亞洲雄風”乍起，學校要求每個學生必須購買運動服。然而家里條件有限，在縣城住校的舅舅難以張口要錢，于是硬著頭皮給他的祖父寫了一封信，問能不能借五十塊錢，等他的父親有錢了再還給他。

很快，舅舅收到了祖父的匯款單，在匯款人留言一欄，他寫道：

你父欠我帳，難以算清。哈哈。你要聽老師話，團結同學，努力學習。

舅舅將這張字條從匯款單上剪下來，珍藏至今。當舅舅向我講述這個故事時，我們可能都在努力地想：當一生嚴肅的祖父（外曾祖父），在給他自己的長孫填寫匯款單，寫下“哈哈”兩個字的時候，他的心情是怎樣的，大概是充滿了慈祥、溫情和愛意吧？

外曾祖父給舅舅的留言

1993年，在三年高中，一年補習學校的經歷后，我的舅舅考上了大學，成為了董家的第一個大學生。面對這樣一件要發“水果罐頭當隨手禮”的喜事，我的外曾祖父和外公都很高興，雖然彼時改革的春風已經吹了將近二十年，但他們都還是說，多虧了鄧小平，要不然，論我們的家庭成分，肯定沒有上大學的機會。

拿到錄取通知書是八月，臨行前舅舅去他的小姑姑家看望祖父。此時外曾祖父已經73歲，身形有些佝僂，步履蹣跚，聲音雖然慈祥，但是虛弱。他和我的舅舅坐了一會兒，堅持找來紙筆，顫巍巍地寫下對舅舅的囑托。寫好了，怕舅舅不認識，再給他慢慢地念了一遍：

爹爹在病中幾句格語請長孫勞記心中

1.進學校尊敬老師團結同學努力學習爭取做一個人才

2.在工作中尊敬領導團結同事不怕苦不怕累做一個勞動模范同志。

不吃煙不抹牌，做一個上為國家出力，下為人民服務（的人）。

1993年八月二十六 祖父親筆。

確信他聽懂了，外曾祖父才把這張紙交給了我的舅舅。外曾祖父遞出那張紙，好像完成了他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舅舅接過這張紙，也自感責任重大。然而，當他走過自嘲的所謂“忙忙碌碌，碌碌無為”的半生，再次回憶起這兩句祖父對董家長子長孫的期許，舅舅卻會感嘆：“這兩句話，做起來好難哦！”

然而那次見面竟成了訣別，半年后他放寒假回家，才被告知他的祖父已經去世。我的外曾祖父最終沒有回到自己的故鄉，而是被葬在了下洋港——這片曾目睹他大半生悲歡離合的異鄉土地。“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在1994年的元月三日，我的外曾祖父一生邁過無數坎坷，最終沒能邁過這道。

外曾祖父對舅舅的囑托

后記：薪盡，火傳

我從未見過我的外曾祖父，甚至對于外公，我的記憶也十分有限。他們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從外曾祖父的子女、我的外婆、舅舅和媽媽對于“下洋的爹爹”的記憶中獲得的，但和他們有關的很多細節，卻早已先于故事的講述而隱藏在我的生活中。外公和外婆曾經帶過我一段時間，在我上幼兒園時，外公每周都會去家對面的書報亭買一本兒童雜志和我一起讀——讀書寫字、學習文化已經成為了世代相傳的習慣。而在我每次回外婆家時，都會經過故事上演和謝幕的石龍鎮醫院，跨過那條流向下洋港的司馬河。我好奇地打量外婆家那篇“莫生氣”的格言，驚嘆于小臥室內一墻厚重而泛黃的醫學書籍，沉迷于外婆對往事無數個“還有一次”的講述之中。

當我跟我的二外公（前文所述因抽煙挨打的，外公的大弟弟）交流時，他遺憾于年輕時埋怨父親“怎么把這么大個家族搞成這個德行”，以至于失去了很多聽父親“講古”的機會。但他一直說我的外公對于這段家族史“徹底知道”，也曾想過要做點什么，卻最終沒有“做成器”。2009年外公去世，帶走了很多和外曾祖父有關的信息，有很多事情我們再想了解，但也無從考證了。從此在我們的過去和現在之間，一息尚存的聯系被完全切斷。

如今的下洋港，早已面目全非：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大家跑到下洋港去“吊青”，但在我目之所及，看到的只有及腰深的雜草。沙洋河也因上游水庫的建設，被淤積的泥沙永遠地圍困在昨日。那個熱鬧的下洋港、三層樓的老宅、墻根下的金銀財寶……“俯仰之間，已為陳跡”，渺遠得似乎只是長輩們茶余飯后的一個玩笑罷了。

外婆說我們“沒有家”。的確，在亂世之中，逃荒、投靠、入贅、續弦，一個新家庭的誕生，是無數舊家庭的解構重組，要說我們究竟“從哪里來”，可能只有一個“原籍武漢”的模糊結論了。正如我的外婆所說，過去的日子“一去不復返”，都將“成為永遠的回憶，畫上句號”了。如今的我們可能正在目睹親切的“故鄉”變成難得一見的“異鄉”（以至于此刻我對祖輩們的記錄僅是一篇蒼白無力的流水賬）；我們可能無法接過外曾祖父挑到下洋港的擔子；我們也可能難以成為外曾祖父說的“人才”和“勞動模范同志”。但有些融入血脈的東西，它從來不會計較“我們是誰”，只是隨著外曾祖父筆下幾代人之間“難以算清”的欠債一樣世代相傳，就像下洋港的流水那樣，沒人管沒人顧，就會自己默不作聲地流到沙洋河，流進漢江，接到長江，匯入東海……好在“薪盡”總會有“火傳”，我們會一直像外曾祖父和外公一樣，老老實實、本本分分地——做一個好人。